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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170119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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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向东，与中华主流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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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的东传运动是一代接一代，没有中断，许多藏族人由于不适应内地的气候，患病死在内地，但是整个运动，藏族文化向中原主流文化传播的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藏传佛教在藏族内部有比较统一的仪式，形成统一的风格，服装、口头诵经方式、仪式等与内地的佛教不同，使内地人一看就知道是从西藏来的。这种传播打开了东部人民大众的眼界，开始接受这一新颖的、奇特的和神秘的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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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佛转世制度”是汉传佛教所有教派中都没有的，外国也没有的。活佛被称为“仁波切”（rin-po-che），香港翻译成“宁波车”，于是有人认为活佛是坐车，而且是宁波的车，把这个词完全误解了。“仁波切”是什么呢？它是对佛教上师的一个尊称，本来佛教有佛、法、僧三宝（dkon-mchog-gsum），“宝”本身是“稀有”的意思，稀有为宝，佛、法、僧这三者难得，人的一生很难得见到，转世成人就很难，能亲眼见到三宝就更不容易。在藏传佛教向内地传播的过程中，这样一种独特的宗教现象和文化逐渐得到了广泛的接纳，真正学识渊博的活佛受到大家的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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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主流社会的人，所谓汉地汉族，我再次强调我们现在没有真正的、纯粹的汉族，因为中国长期以来都有民族融合。最近一次是在清朝，军权、政权、财权、教育权开始都掌握在满族人手里，没有人强迫他们，但他们自觉地向汉民族靠拢，完成了汉化。满族人中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如启功、侯宝林等都是满族人。再往前的元朝，蒙古族人和满族人一样，把兵力分散在全国各地，控制和领导国家，为了领导好这个国家，也向汉文化靠拢，他们认为和主流文化靠拢更便于统治。蒙古民族的武功曾经震动了亚欧两洲，哲学家梁漱溟、地质学家李四光、作家王安忆等都是蒙古族人；再往前的辽朝，契丹人，这个民族后来整个融入中华民族了。现在还有蒙古族人、满族人，但契丹人已经完全没有了。而他们都是作为统治者主动向汉族文化靠拢而融合的。而我们知道汉族文化是以孔孟老庄的文化为核心，以宽容、仁爱、信义、诚挚这些主要的观念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再往前，“五胡乱华”时，在北朝，汉族是绝对的被统治者，但是所谓“胡”也都逐渐融入“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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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藏民族向东传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这一点。他们要将他们认为最好的文化向东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让东部大众认识到这是一个新事物。他们的传播遭到过挫折，但不断地寻求新的方式、办法，寻找结合点，比如先找到寺庙，使佛教界先接受，由他们带动，和当地领导人合作。这在四川最明显。民国年间，四川是刘家的天下，刘湘、刘文辉都是藏传佛教的信徒，经过他们的努力，在重庆缙云山成立了“汉藏教理院”，专门培养沟通汉藏文化的人才，培养人才先接受藏文化，然后汉藏文化得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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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人民在传播的过程中得到很好的反馈，除了经济利益以外，他们还在中华主流文化的大家庭之中得到温暖，和大家庭和融的精神使他们得到一种期望，大力宣传藏传佛教的教义，使藏传佛教更有生命力，促使这个运动不停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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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汉、满、蒙、回、藏、彝、苗、瑶等五十多个民族，文化上五光十色，这些民族的特点在中国境内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藏族成为其中的一个亮点，无论歌舞、建筑、医学、艺术等都能给中华民族带来荣誉。我们必须对藏族文化的东传给予足够的认识，它到现在还在不停地向东传。除了在我国大陆东部地区，还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都在传播。其中难免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出了一些问题，但主流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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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二、九宫八卦护身符与马球：汉藏文化的双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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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东传有个历史背景，就是汉藏文化双向交流。藏族也接受了汉民族的东西。比如我随身带的一个护身符：“美隆”（me-long），正面的图案，最外层是金木水火，第二层是十二生肖，第三层是个八卦，最里边一层是九宫；它的背面是藏语的“a”（发“ɑ”的音），是观音咒的种子字。这个作为藏族人民企求平安的东西，当中就有汉文化的影响。上面是龙像，表示水；下面是火；右边是剑，表示金；左边是树枝，表示木。汉民族的金、木、水、火、土有所讲究，北方壬癸水，南方丙丁火，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中央戊己土。在图上“金”和“木”的方向和一般习惯正好相反，但只要把它放到头上看，方向自然就颠过来了。九宫，八卦，也是汉民族的东西，所谓“河出图，洛出书”。这个五行，十二宿，八卦，河图洛书，显然是汉民族很早就传播到西藏的。所以说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汉文化向西传播，藏文化向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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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护身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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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o”（马球），是唐代和唐代以前很流行的活动，就是从拉萨传到西安，一直传到中亚，一直传到欧洲。英语中的“polo”这个词来自于藏语，《翻译名义大集》中有这个词。“polo”是线球，当时可能就是线绕成的，外边用皮子包起来，有一定的弹性，因为当时没有橡胶。有一个美国籍的德国学者劳费尔，他有一篇大文章《藏语中的借词》，他找到了藏语中的若干借词，藏语借蒙古语的，借汉语的，借波斯语的，借阿拉伯语的，借印度梵语的；最后一章是贷词，贷词是贷给其他语言的。他说：英语中的“polo”（马球），是藏语，马球是唐代传到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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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三、宋以后藏传佛教东传的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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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人成为藏传佛教东传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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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藏传佛教开始向东传，不是先传到汉地，是先传到西夏。当时与宋王朝对峙的有辽、金、西夏，西夏接受了佛教。范仲淹驻守延安府，他的很多诗篇描写了西北风光，他防守的对象就是西夏。西夏佛教的来源有两个，一为汉族地区，一为藏区，藏族派出很多僧人到西夏传教。西夏后来被蒙古灭了，国家消灭了，但是人民没有消灭，他们就成为蒙古人推行宗教政策中的第一批先行者。在福建泉州清凉山上有西夏人题记。在蒙古做官，在杭州推行藏传佛教的杨琏真伽就是西夏人。西夏人沙罗巴通藏文、汉文，是八思巴的译员。西夏人成为藏传佛教向东传播中不可缺少的桥梁。西夏人分布很广，泉州、杭州等地都有，他们成为藏传佛教东传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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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宣政院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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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萨迦人自己着手传播藏传佛教，他们住在北京宣政院衙门里，也就是大护国仁王寺内，明朝的《帝京景物略》一书提到过大护国仁王寺，但清朝朱彝尊著《日下旧闻考》时该寺已不存，无考。其原址实际就在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元朝时是皇家的庙，设有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全国范围内占地十万顷，一千万亩地，在全国有各种各样的企业，有船码头、旅馆、饭馆、仓库等，这些企业的收入都供应这座庙，住寺僧人都是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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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五、六十年代拆西直门修筑二环路、地下铁道的时候，发现城里还有城，现在在北京邮电学院旁边留有遗址——元大都城墙遗址，这是北京八景之一“蓟门烟树”。元朝的大都城中，六部以外，宣政院在哪儿？我问过做考古工作的徐苹芳先生，他也不能肯定。我认为极可能在大护国仁王寺内，因为这里既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藏人聚居的场所，还是执行宣政院政务的场所。可以查一查《元一统志》，里面写着，广沅闸向东一里半，就是大护国仁王寺，这里为藏人聚居的地方，传播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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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证明，一位藏族国师，叫管着儿坚赞（dkon-mchog-rgyal-mtshan），当时住在北京，住在大护国仁王寺内，发布法旨，立保护大灵岩寺法旨碑，现存于山东省济南市西边长清县大灵岩寺内，藏汉文对照，上面为藏文，下面为汉文，国师把它写下来，和尚刻成石碑，放在寺庙的门前，一般人是看不懂的，起到一种威慑的作用，保护着大灵岩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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