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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程序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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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翻译的时候场面很严肃，翻译工作的地方叫译场，在译场翻译有规定的程序，一起大概六七个人，汉文、藏文都精通，先把汉文的原典这一段诵读一遍；大家听这段话念完了，就一个词一个词地，拟订一个翻译的意见；然后传下去，记录下来；然后核对；还要润色文字——意思虽然不错，但要文辞漂亮，更文雅一点；最后再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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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开始了佛经的翻译工作，翻译中积累了许许多多经验，但有些佛经翻过不止一次，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翻译的意思对了，但是文辞不够美，所以有些经有三种、四种、五种甚至更多的译本，像《心经》，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就有七八种译本。为什么？因为第一，必须忠实；第二，能传达原来的意思；第三，还要雅。后来总结出来“信、达、雅”的要求，藏族、汉族都有这样的经验。藏文字母是参照梵文字母创造的，它是拼音的，所以藏文翻译梵文会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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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书中的赞普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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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产生了两本工具书，一本叫《翻译名义大集》，就是在梵文翻译成藏文当中积累的词，这本书有九千多条词语，上一世纪中期由日本榊亮三郎重新编排，增加了英文、日文。这本书影响很大，规范了翻译用语，这是佛教在藏区进行社会化过程当中的一个成果。到墀德松赞时期，觉得《翻译名义大集》有些问题，因为语言是变化的，而文字变动较慢，文字和语言之间是会产生一些距离的，所以语言过几十年、上百年就会有变化，在藏语里面也是这样，于是在翻译中出现了新问题，然后就又出了一本工具书，叫《翻译名义中集》，也叫做《两卷本词语集》。这本书的重要性是把赞普的诏书放在前头。赞普诏书说：现在我们翻译词发生了一些问题，为了统一我们的译语，现在规定了三个原则：一、文字要切合语言；二、改变了语音的词汇，过时的文字拼写法可以取消。在藏语拼音方面，有前加字，有后加字，有上加字，有下加字，后加字后面有再后加字，常用的再后加字有两个，一个是“s”，一个是“d”，不发音的再后加字“d”在常用的藏语里不存在了，所以要取消。这可能是公元826年——这一年是马年，发出的诏书。可见在社会化当中，也有王室的力量推动。总之，这些学者们在佛学翻译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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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三、佛苯之争与顿渐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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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还有两件大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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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苯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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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大事就是佛教徒和苯教徒发生争论。争论中当然是佛教徒占优势，因为它有很精密的哲学，它有一整套的关于人生观、宇宙观的理论。按照佛教徒的记载，当时是佛教取胜，当然现在有很多苯教法师不承认这个说法。现在看到的文献是这样记载的：在佛教和苯教的一次辩论当中，佛教占了上风，苯教争论失败了。这次辩论规模不是很大，很快就解决了，因为苯教理论上力量不是太大，不是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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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渐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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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外部矛盾刚解决，内部的矛盾又起来了，佛教徒内部分成两大派，一派叫做渐门派（rim-gyis-pa），一派叫做顿门派（cig-car-ba），按照汉文记载，叫渐门和顿门。渐门派表示，佛教徒要想成佛，要逐步逐步地修炼，而且逐渐地深入，逐渐地提高；顿门派则说不需要这样，只要靠自己运动开悟，一个机遇就可以达到解脱，只要到了机缘，一下子就可以达到觉悟。据说这两派在宫廷中展开辩论。这是当时发生的第二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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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人提出来，当时的辩论是用什么语言？有人认为是书面的争论。当时在哪里辩论的？有人说在桑耶寺，也有人说在拉萨。有很多书都是关于这次辩论的。据说是成都禅宗宝唐寺的人到西藏传播，还有人说是韩国金和尚到西藏传播。这次争论是有的，记录的结果不一样，大部分是说汉地的和尚失败了，小部分说是印度僧人失败了。但是，藏传佛教中明显地受了内地禅宗的影响，培养了一批僧才。藏族僧人水平提高了，这有利于佛教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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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藏药取得了很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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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藏医藏药取得了很大进展。宇妥家族是很大的贵族，过去住在拉萨宇妥桥后面的一所大房子里，晚近还有人担任噶伦。这个家族的祖先是吐蕃赞普的宫廷御医。医药在佛教社会化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出家人和寺庙的信念里，救济事业很重要，治病是很好的联系群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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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社会化取得不少成绩，经过两次大辩论，达到初步的胜利，后来却遇到一次严重的挫折。当时汉地发生了唐武宗“会昌法难”，藏区的王室内部发生了朗达玛灭佛。有新的材料证明朗达玛原来是佛教徒，为了取悦于新的力量，才打击佛教。表面上看，佛教受了严重的挫折，寺庙被封，僧人被赶走，经典被毁，但这时佛教得到了另外一个发展的机会，就是转入民间传播，恰恰使它得以与民间文化结合，在家庭中传播，深入民间，作为民间的秘密活动而存在。现有的材料说明，朗达玛打击的对象是王室支持的寺庙和住在寺庙的出家人，因此佛教转入地下，保护了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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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路弘法和下路弘法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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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藏传佛教在藏区表现为新的形式，和原来土著信仰的苯教靠拢了。佛教在受到打击的时候，并没有胜利者，没有见到苯教得到很大的发展，都转入了民间，后来见到的许多事实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到复兴时期，阿底峡来了，上路弘法和下路弘法会合，寺庙一下子就恢复了，如果原来没有民间基础，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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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政治制度和文化措施跟不上，文化上是滞后的，军事一旦失利，没有主心骨，吐蕃王朝很快就垮下来了。它失去了中心，最后不得不依靠佛教，这可能是一个原因。社会上新的领袖人物不是小王益西沃，而是阿底峡大师，他以严守戒律树立自己的形象，他的弟子们建立了噶当派。当时藏区各地方势力往往用自己的力量支持宗教活动，来赢得群众的支持。佛教当时是个主流，尽管受到严重挫折，但有民间基础，在新的形势下显示了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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