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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170119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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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世嫉俗的更敦群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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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封建农奴社会，有识之士就感到憋闷，感到自己受了委屈，就会尽量找出路，不想沿着前人的路，尤其是在新的时代，周边这些民族或国家里都产生了新的变化以后，这个风吹过来，就产生了像更敦群培（dge-vdum chos-vpbel）这样愤世嫉俗的、想改革旧制度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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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敦群培是青海人，格鲁派教徒，从青海到西藏后，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变化，愤世嫉俗，最后跑到印度，学会英文，见到了很多新事物。我们中国人中最早接触敦煌藏文卷子的就是他，因为他在印度有机会接触。他把敦煌的《吐蕃历史文书》用藏语改编，40年代初出了一本书叫《白史》。他还在印度帮助白俄学者罗列赫翻译《青史》。可以说，没有更敦群培的帮助，单单罗列赫是不可能翻译得这么好的。《青史》里面有一些内容尤其是关于一些密宗教法、一些训练修法、一些仪轨的内容，是更敦群培帮助了他，所以才翻译得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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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敦群培在印度参加了一个组织，他们几个藏人组织了一个革命进步党，想改革西藏的社会。当他决定回到西藏来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印度那边的英国警察早就掌握了他的活动情况，把他要回西藏的事情通知了西藏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噶厦等他一到西藏就把他关起来了，后来又将他流放。此后他就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人，社会也不容纳他。因为害怕和更敦群培有关系要受到牵连，社会上的人不敢跟他沾染。他很孤独，所以他写了很多东西，比方说《世界环游记》、《白史》。更敦群培的思想很不一样，他早就发现佛教界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男女不平等，这对女众是很不公平的。他认为女众对人类来说，作为人类的一半，贡献往往比男的还大，——每个人，不管你是什么人，连圣人都是女人生的，——这一点他是坚信不疑的。这些著作都是愤世嫉俗的，那时候不敢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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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敦群培是那个时代产生的人物，他立志改造这个社会，想使僧人能有更开阔的眼光，投入到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的事业中来。可惜他后来被一个醉汉在拉萨街头打死了，死得非常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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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住在法国的英国人海瑟·斯托达德（Heather Stoddard），一位汉藏学家，写了一本《安多的托钵僧》，就是更敦群培的传记。前两年，北京藏学中心有人写了一本《20世纪奇僧》，里面收集了更敦群培几乎全部的资料，访问了他的妻子、他的女儿，收集了他的绘画、他写的诗，证明更敦群培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可是在那个时代，他大才难展，一直很寂寞，是很悲哀的。已经出了好几本他的藏文著作了，现在出了一个汉文本，国外出了一个法文本。2003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国内学术界举行了一些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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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各方面可以看出，藏传佛教做了很多事情，使藏族文化得到了发展，一批批佛学大师做出了巨大成绩，在佛教的文化领域也做了很大的贡献；但也有缺失，就是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可能从印度传过来时就带有了一些重大缺陷。现在我们可以更客观地来认识、审视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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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第九讲 封建农奴制下政教合一与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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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教合一”制度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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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农奴制的政教合一体制与藏传佛教有什么关系？怎么样来梳理它的情况以及走向，包括它的弊端？因为在政教合一的政体下，宗教完全站在统治者这一边了，统治权是绝对的。绝对权力往往带来绝对腐败，所以藏传佛教本身受到世俗利益的驱使带来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有负面的影响。我现在大概谈一谈这些问题，当初作为一个群体，这个民族是怎么走过来的，是如何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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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和苯教曾经有过冲突，甚至有流血的冲突，后来逐渐和解、理解、融合。现在尽管佛教徒和苯教徒之间还有一些各自的歧见，但在大面上，苯教已成为佛教的一个部派而存在。比方说西藏佛教协会、宗教局，管理佛教，就把苯教纳入佛教管理机构；藏传佛教的一些制度，比方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苯教徒也接受了，现在苯教也有活佛转世制度。这样大的一个举措都被接受了，苯教和佛教之间还有多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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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孜宗山远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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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佛教传进来以后，它努力于本土化，就是“藏化”，这是佛教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它能在人民群众中立住脚、扎根。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过了一些挫折，几乎被赶出藏区。后来有一些聪明人、有经验的人，像莲花生大师这样很了不起的人，他能够折衷地想一些办法来处理、解决面临的问题。现在，人们把他的这些办法神化了，实际上他用的是一些很高明的策略，使佛教尽可能在藏区扎根、本土化。我们可以发现，在藏区有那么多护法神，所有的护法神其实都是为了适应佛教本土化的需要而设立的，就是为了使当地群众容易接受，对佛教不致感觉到陌生，这些护法神在佛教本身找不出历史根据。这样，本地的民间信仰就和佛教慢慢走近、走到一起，佛教里面有很多按传统佛教来说并非属于佛教的东西被接收进来，它使当地群众感觉很自然、很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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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中的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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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知道，关公（关羽）本来是历史上的人物，三国时期蜀国的一位大将。关公长期以来在民间成为一个很受尊重的、崇拜的武将，而且义薄云天，成为一个很讲义气的模范，所以给他种种荣誉，逐渐上升为“关圣帝君”，给他封了神，后来在全国各地有了很多关帝庙，这大概是由于元以后提倡“义”，不提倡“忠”，因为提倡忠对蒙、满等少数民族统治者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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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居然也把关公吸收进来，我们看到这个情况觉得很有趣。在藏区也有关帝庙，拉萨布达拉宫西南角上有个地方叫磨盘山（bam-po-ri），属于功德林寺管的，功德林寺就是永安寺——四大王寺之一，磨盘山就在功德林寺后面，山顶上有座关帝庙。当地藏族人管它叫什么？叫“格萨尔拉康”，格萨尔是藏区的英雄。我到拉萨后去看了一下，进来以后一看，啊，就是关帝庙，可是当地人就把它纳入藏族的民间传说系统来了。关公在那儿的地位就和格萨尔差不多。最委屈的是周仓了，因为关帝庙里有周仓，络腮胡子，比较勇健，相貌难看，藏族人就给他安了个名字叫“晁同”。大家学过藏族文学就知道了，晁同在《格萨尔传》里可不是个正面人物啊，他是一个叛徒，周将军成为晁同，真委屈，不过谁也不理会这些。藏族老百姓也很尊重关公，就把他提到护法神的系统里面来了。还有，八思巴在北京举行过一个大的“白伞盖迎神庙会”，抬着白伞盖神在整个北京城转，转神的时候把关公请出来做护坛神将，就是护法神。这就是藏传佛教的传统，和内地佛教也差不多，就是如何使它本土化，使它如何和本地信仰和解、融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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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初步站住脚了，建立寺庙，有出家人，翻译经典，佛、法、僧三宝俱足了，有一些成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早期吐蕃时期，社会上有一股暗流，其实这些冲突是隐藏的，表面上看是佛教和苯教的斗争，可实际上是王室和贵族之间、氏族之间、派系之间很严重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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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上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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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佛教为藉口而出现的一次大的社会动荡，使吐蕃的生产、生活、社会秩序受到极大摧残。广大奴隶什么都没有，就希望这个动荡越大越好，反正“我光脚的还怕你穿鞋的吗？”在藏族历史记载中，这叫“邦金洛”（vbang-gyen-log），就是反上之变，即群众反上的一个运动，实际上是受不了奴隶主的压迫了。这次动荡延续了相当长时期，有些领军的部落势力，比方驻在安多一带（青海、甘肃）的军队就闹独立了；西部藏区，就是靠近新疆地区的部落，也离开了本部。奴隶起义席卷全境，到处挖赞普的王陵，曝尸于天下，还有的人就是想发点财。就这样，整个生产受到极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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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荡持续之下，两败俱伤，两大阶级贵族瓦解，各地出现一批新的权贵豪强。在当地有军事力量的，有号召力的，在这些运动中积聚了力量、成为核心，就形成一个个势力集团，占山为王，谁也管不了谁；原来的军阀又形成军事集团，吐蕃就分崩离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