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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奴主和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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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贵族——农奴主可能有一个、两个或更多谿卡，为了发展势力，就招募一些人，并与这些人形成一种合同关系，或订一种盟约的关系，你给我干活，我就给你一份地。公田你帮我生产，剩下的时间你在给你的那份地里自己干，这样就有利益可图。13世纪以后差役制度产生，这些人就成为差巴。于是一些新的贵族即农奴主产生了，他们占有绝大多数劳动果实，而原来广大奴隶的身份变更了，成为新的生产者，以新的生产方式缔结盟约关系，就是农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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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要看到，并不是每一个农奴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并不是每一个农奴主都能开明地、公平地对待农奴，所以就出现了一些农奴流亡的情况，或者是农奴一直没找到可以投靠的人，社会上就产生了一些流动的人。这些流动者或者再找到地方稳定下来，但不一定是帮农奴主干活了，他帮农奴主下面的人干活，就形成新的阶层——烟火小户，这种人不直接和农奴主发生关系，就是堆穷（dud-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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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生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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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下面的连这点地位都没有，就是逃亡的人，他们不堪忍受剥削，是从农奴主家中逃亡出来的，投身到新的农奴主或差巴家里，也不领你的土地，我就在你家里，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些人没有土地，没有生产工具，只有劳动力，成为家庭的奴隶。这种奴隶在藏语拉萨话里叫“囊生”（nang-gzan），就是“家生子儿”了。具体干活时又分两种人：一种叫“bran”，做田间劳动；另外一种叫“g·yog”，是家庭服务的奴隶，比方背水，做饭，饲养平常骑的马、家用的牲口，织氆氇，缝衣服等家务活。有时联合起来叫“bran-g·yog”，也是一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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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bran）在吐蕃王朝时期就有。前面我们讲到吐蕃时期的僧相，一个叫娘·定埃增，另一个叫占伽·贝吉云丹（bran-ka-dpal-gyi-yon-tan，按当时藏语发音读作“勃阑伽·贝吉云丹”），他可能就出身于奴隶，然后爬到这个位子了。他的传记我还没有读到，但从名字上看可能出身于这个阶层，也可能是他的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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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巴是西藏农奴制社会的主要劳动阶层，所以元朝统计户口主要统计这个阶层，下面的阶层不往上报告，囊生更不用说了，他都不能立户，就是属于农奴主的，家庭生活都谈不上，有时就是男女奴隶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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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迫切需要佛教帮助解决社会安定问题。阿底峡来了，接着噶举、宁玛、萨迦等派别都建立了，就是为了满足社会稳定的需要，有了思想的出路。因此佛教界和各地方领袖人物的结合就是必然的了。有的地方领袖就在自己家族里分出两支，一支管地方行政事务，另外一支，比如老二，就出家，掌管宗教，一个家族僧俗两方面都管。萨迦的例子就最明显——这样的情况不止他一家，许多根据家庭传承的比如宁玛派也是这样，在萨迦班智达致藏区各地方领袖的公开信里说——因为阔端王和萨迦班智达已经商谈安排明确了，萨班的两个侄子，一个出家学佛教，继承他的佛教事业，成为佛教领袖；一个不出家，学蒙古王法，做地方行政领导人，后来被封为白兰王。又在西藏设十三万户，有的不到一万户，有的很难说有多少户，因为只统计差巴，其他种类的劳动者不算在内，所以藏区实际人口统计不太准确。元朝进行户口调查，调查了好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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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藏传佛教 三、元以后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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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朝开始，佛教界介入政治比较深了，因为萨迦派就是这样，政治宗教一家管。但它比较清楚自己当时的力量，它无法满足需要，所以就委派各地统治者为十三万户。这时候政教合一还没有完全形成，就是朝廷委托萨迦人统治。萨迦人在元朝任宣政院使，推荐各地领袖，上报朝廷。十三万户到现在从地名上还可以看出来，像止贡，就是止贡万户；蔡巴，就是蔡巴万户；夏鲁，就是夏鲁万户。当时佛教起着稳定社会的作用，所以萨迦派受到社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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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封建农奴制度进一步加强，最明显的标志是设“宗”一级的行政单位，原来有十三万户，下面是否还有千户、百户不清楚。安多一带的千户、百户都是明朝留下来的东西，大概在安多靠近汉区的地区设有千户、百户，在藏区没有实行。明朝的时候开始设宗，宗就是县一级的政权，将谿卡纳入系统，行政、生产相结合，这办法很聪明。这一级的谿卡比较大，宗一级的谿，叫“宗谿”，宗谿并列。当时西藏设了很多宗，使封建农奴制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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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宗以后，就要设管理宗的官员“宗本”。官员怎么产生，从哪里来呢？内地的官员遴选制度，原来有推荐制，有九品中正制、世袭制，最后通过考试来选拔，就是科举制。但在藏区不行，科举考试要考“四书五经”，在藏区没有这个条件，所以皇帝也不勉强。要考孔夫子孟夫子的学问，藏区谁知道这个学问，因为它没有官学和私学，学校教育系统不完整，在寺庙里只知道大五明、小五明，学大五明、小五明，他怎么应考科举？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就采取从寺庙里产生官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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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化王扎巴坚赞（grags-pa rgyal-mtshan dpal-bzang-po，1374～1432年）：《明史》中作吉剌思巴监藏巴藏卜，是帕木竹巴朗氏（rlangs）家族的僧人。帕木竹巴自元末就已经是在前后藏辖区最广的地方政权。14世纪中期，绛曲坚赞（扎巴坚赞的祖父辈）以武力兼并前后藏各万户的领地，统治了前后藏大部分地区，在经济、政治、宗教方面施行一系列新措施，对西藏后来政教合一制度的最终形成具有深远影响。帕木竹巴政权中，宗教及地方行政首领一般由朗氏家族中不同的人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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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巴坚赞八岁任泽当寺座主，1385年末退职（泽当寺座主由其弟继任）而转至内乌栋孜就任帕竹的行政首领。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朝准予扎巴坚赞继任帕竹地方行政首领，并封其为灌顶国师阐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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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巴坚赞统治期间有许多重大举措：如制定服饰等级条例；施行宗本世袭制度；并积极扶植新兴的格鲁派以扩大帕竹的影响。1409年宗喀巴举行的第一次传召大法会，及此后创建噶丹寺、哲蚌寺，帕竹政权属下的许多重要贵族都曾作为施主。他担任帕竹地方行政首领的四十余年间，卫藏地方社会繁荣、文化发展，达到这一时期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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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时候起，就逐渐完全地走向政教合一。元朝后期帕竹噶举派的绛曲坚赞（扎巴坚赞的祖父辈）用武力夺了萨迦派的权，明朝承认了这一事实，并加封扎巴坚赞为“阐化王”，他的王府设在山南内乌栋孜（今西藏山南乃东），此地土地肥沃，条件很好。他原来是噶举派，后来转而支持格鲁派，因为他看出最有希望的是宗喀巴，这就是政教合一制度的另一个尝试。我们可以看看关于扎巴坚赞的历史，这个家族为什么在当时会有那么雄厚的力量？为什么五世达赖会产生在琼结？因为他们当时已经走到社会的上层，已经充任公职。政教合一制度，是到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管理上的需要而逐渐产生的；其完善则是在清朝，清代朝廷也有意识扶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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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的教育系统，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米拉日巴，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因为他的书在，传记在，从米拉日巴身上可以很好地研究藏族社会佛教制度的发展。他是家庭传承，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阿巴”（咒师），谁家小孩病了给看看病、念念经，谁家死了人给超度超度。米拉日巴可能从小受的就是家庭教育，没有修身齐家、诚心正意、治国平天下的观念，这和内地孔孟的思想不一样。孔孟儒家的思想就是知识分子就该立下志愿治国平天下，历代知识分子受到这个影响，读书时就立下志愿要献身社会。藏区受的是佛教教育，和内地不一样。我现在还是强调这点，它的文化背景不一样，佛教的文化背景不是让你去修身齐家，它连家都不要的，而是要自度度人、自利利他，这和儒家的背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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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尔东赞（mgar-stong-btsan-yul-bzung，？～667年）：吐蕃大相（吐蕃职官名，约相当于中原朝廷的宰相），出身于吐蕃贵族噶尔氏家族，《唐书》中译作“禄东赞”，意即“大相东赞”。佐助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制定法律及一系列政治制度。唐贞观十四年（640年）他赴长安向唐太宗为松赞干布请婚，获准，次年复去长安迎文成公主入吐蕃。他勇武智慧，“进对合旨”，深博唐廷敬重。阎立本传世名画《步辇图》即描绘唐太宗接见其请婚的历史场景。松赞干布逝世后，他辅佐年幼的芒松芒赞处理朝政，继续执行唐蕃友好及巩固王室政权的各项国策。禄东赞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在吐蕃统一青藏高原的过程中功不可没，曾平定珞部叛乱，出击白兰、大破吐谷浑，后亲自率兵屯驻青海，乾封二年（667年）卒于青海日布。其子赞业、钦陵袭大相职，子嗣助理国政达半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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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弥桑布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期著名大臣。“吞”是氏族名，“桑布扎”意为“西藏学者”，是印度人对他的敬称。早年奉松赞干布之命赴印度留学，精研梵文和佛学。回到吐蕃后，在梵文元音和辅音字母基础上进行增删，结合藏语声韵，首创藏文，初译佛经。藏文史籍中称其为“七良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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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俗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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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藏传佛教的僧人毕竟是读书的，懂得历史，懂得宗教，所以就选择他们出来当官。过去西藏很多宗的管理人员由两种人来担任：一种是当地贵族、贵族子弟，是世袭的。其中一些贵族是新贵族，靠造反发家的，还有一些人宣称他们是老贵族，像蔡巴说我们是噶尔东赞的后代，吞巴说我们是吞弥桑布扎的后代。也许他们是有证据的，但有谁去计较这个？有谁会说你拿出证据来给我们看看？像噶尔氏，他们在吐蕃时候被杀害了两千多口，剩下的主要成员都跑到唐朝去了，可这时他们又起来了，说我们是真正的贵族。有些人对名人效应是很感兴趣的，现在社会上不也是这样吗？因为他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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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管理人员不是贵族，而是寺庙里委派的僧官。往往是寺庙里出类拔萃的、为人公道的、受人拥护的人，这时候被推举出来参加行政管理工作，担任各宗的宗本或更高的官职。新的农奴主和新的农奴组成了新的社会，封建农奴制就步入了新的时代。一个宗往往设两个宗本，一个俗官，一个僧官，僧俗二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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