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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的禅趣：《坛经》视野下的世界秩序 序之二 既不励志，也不小资，更没文化的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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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励志：如果溯本求源、考察一下核心概念，就会发现：别说作为佛门之一支的禅宗，整个佛教的根本主旨就是厌世的——赵朴初就曾经坦言过这个会令许多人不快的说法。其实佛陀时代和佛陀之前的时代，印度五花八门的宗教派别基本上都是厌世主义的，都说世界是幻象，人生是苦海，这是大时代的风气使然，后来佛教到中国以后，入世精神越来越重，及至现在，人们讲佛谈禅又一变而成为人生励志了，书店里卖一些现代版的佛经禅话常常会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快乐人生》这类书摆在一起，这一样是时代大风气使然。在宗教的种种要素之中，教义往往是最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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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资：佛教史上讲的禅宗，一般是指慧能创立的所谓南宗禅，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和“风动幡动”的那个，虽然随着禅宗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士大夫被吸引了进去，但南宗禅本来就是一支“农民禅”——生活方式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修行法门是自证自悟的小农心态，也不提倡钻研经典。当然，我用“小农”这个词绝对不是贬义，相反，比起同时代风风光光的那些占有良田千顷、奴婢无数、完全靠人供养的寺院僧伽来说，禅宗的自食其力精神只能让人产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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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说，农民禅毕竟是农民本色，这样的禅宗其实一点儿“禅意”都没有，往红酒里兑雪碧那是后来的事。“禅宗作为宗教的团体，反映了小农经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禅宗是农民的佛教。”——这些难听的话绝对不是我说的！我举报，这都是任继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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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文化：禅宗真正意义上的祖师爷慧能，也就是《坛经》（或称《六祖坛经》）的主人公，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盲。他本着无知者无畏的精神对传统佛典任意曲解和发挥，完全不顾文本的原始含义，还常常会以毫无根据、空穴来风式的佛学理论攻击其他佛教宗派的根正苗红的精微义理，从不惮以文盲的身份挑战同时代的佛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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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那个鼎鼎大名的口号“不立文字”大约就和慧能的文化程度有关。汤用彤曾举了四个例子来证实“禅宗史传之妄”，首先就把所谓“秘密相传，不立文字”给击破了，更推测说是慧能一系的后学们给自己争正统，因为慧能是文盲，这才量身定做了这个“不立文字”的传说。（尽管这个说法我认为还有商量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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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几句嘱咐：小标题里的“面目”一词是截自“本来面目”，这个我们常用的成语正是出自《坛经》，是慧能前辈的话，原本是指每个人都有的真实心性，这一心性也就是真如佛性，禅宗讲“顿悟成佛”便是要在当下的一念之间发现自己的“本来面目”。（“一念之间”这个词也是从佛经来的）那么，我将要讲的，将会是怎样的本来面目呢？或者，到底会是本来面目还是面目全非呢？这就要交由各位自行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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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文里，我会主要从佛学和历史这两个角度来切入《坛经》文本，关注的是禅宗的本来面目和来龙去脉——它的思想来自哪里，又在反对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照例是喜欢搞清楚“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该怎样”这类问题也照例与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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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大家既不可能从我这里感悟到什么《禅意人生》，也不可能欣赏到《禅是一枝花》，冬尼娅们就不要看了，欢迎和保尔·柯察金一样的无产阶级工农兵多多捧场。^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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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的禅趣：《坛经》视野下的世界秩序 序之三 从几个常见的误区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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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盲手里的旅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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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为什么需要解读？这问题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问题，但事实上，在很多人的眼里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会遇到的最常见的说法就是：“佛经是要去‘行’的。”——这里的“行”自然是实践的意思，这本没错，但是，用实践来否定理解，这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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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在佛教领域，似乎只要在信仰的领域，这个问题就总会出现。即便当初我分析“《春秋》三传”的时候，也有人说过“‘《春秋》三传’不是用来读的，而是用来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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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典们互相之间的矛盾百出很难让人搞明白到底该听谁的话、到底该怎么去“行”，但我可从来不曾否认过“行”的重要性，况且，佛教的一些宗派（譬如禅宗）本来就是强调实践的——你如果去问一些古代禅师有关佛学的义理问题，他们往往是回答不清的，也不认为这种问题能够用语言解释清楚，他们不大会仔细描述你想去的目的地，却会告诉你通往目的地的正确路线。这就像一个从没去过上海的人问一个上海人：上海到底什么样？上海人虽然很清楚家乡的样子，却很难解释清楚，于是，他会画一张路线图出来，告诉你怎么去上海，等你到了以后可以自己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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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师们的这种作风被后来的一些故作高深的人搞得过于高深了，试想，张三问禅师：“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啊？”禅师沉默不语，只是伸出一根手指。李四问：“听说猪肉涨价了，怎么办呀？”禅师沉默不语，照旧伸出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包打天下，足以蒙住很多单纯的外行。——我写的这篇东西，如果出成书，前后两三百页全是白纸，只在中间某一页上画一根手指，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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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许多佛经并不指导人们如何实践，而是把力气都花在讲道理上，苦口婆心地论证世界为什么是空幻不实的，人生为什么是没有意义的，解脱之道为什么如此重要。即便就实践一层的意思来说，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佛经（或其他什么经典）就像是一张旅游图，指引我们上天堂或是别的什么我们向往的地方，的确没有什么人会把旅游图当作教科书来深入研读，在一般情况下也的确没有这个必要，手里拿着旅游图的时候我们是要抬脚去走的，但是，我们首先要能看得懂旅游图才能抬起我们的双脚吧？而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旅游图往往并不是容易看懂的，我们需要知道坐标，知道比例尺，知道一些必要的符号，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识字。至少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我们还需要确定我们手里的这张旅游图是正确的、正版的、最新版的、是经过一家信誉良好的出版社严格的三审三校的产品。——遗憾的是，要齐备这些条件往往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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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穷乡僻壤的文盲初到北京，拿着一张十年前出版的盗版旅游图，想从北京站走到颐和园，成功的可能性能有多高呢？同样的，我们拿着一部充满着讹误、增窜、脱漏的佛经，义无反顾地拔脚就走，我们到底会被指引到哪里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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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典籍浩如烟海，一个人就算穷尽三生三世也没可能看得完，这些经典有许多是来自印度的，经过翻译，难免会损失一些什么。当翻译问题积累过多的时候，认真的读者就该挠头了：“这些话怎么都说不通呀？怎么有这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呀？”当然，另一方面，错误的翻译也可以被阐释出深刻的哲理，比如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观世音为什么叫观世音，我见过好几种解释，一种比一种深刻，但精通梵、汉双语的玄奘在西行之路上发现：这分明是对梵文的误译，正确的意译应该是“观自在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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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经典会出问题，本土经典一样问题重重。现在我要讲的这部《坛经》，版本众多，其中有不同人的不同抄写，也有不同时代人的不同窜改，错别字自然更是少不了的。种种说法互相出入、互相矛盾，莫衷一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拿到好几份北京旅游图，有的把颐和园画在北城，有的把颐和园画在南城，有的干脆就没有颐和园，你还会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拔脚就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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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大多都是这样，成书的过程和现代出版业截然不同。我们很容易拿现代生活的习惯来套古人，以为某位大师写了一部书，给出版社投稿，经过三审三校，最后主编签字，印刷出版。但古人既没有这样的出版流程，更少有著作权意识，成书过程往往是累积型的：学生抄了一些笔记，学生的学生整理这些笔记，不知又是哪一代的学生在这些笔记整理稿上删删改改，又不知什么时候就突然成书了。这样的书往往被冠上祖师爷的名号，但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内容才属于祖师爷自己。再者，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笔记，不同的笔记又有不同的流传，如果各自成书，当然内容不同。大家熟悉的《论语》就有着这样的经历，之所以我们现在只看到“一部”《论语》，只是因为其他版本的《论语》都失传了而已。《老子》也是一样，并不存在一位“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关，被关尹拦着，不得不写下五千言的事情，即便在郭店竹简本《老子》出土之前，《老子》文中被增删、润色的铁证便已经被史家的火眼金睛给发现了。至于我们一般读的通行本《老子》是晚到唐朝才基本定型的本子，所谓“道”为上篇、“德”为下篇，五千言，八十一章云云，这都是唐玄宗搞出来的，圣旨一下，古籍原貌尽失，再等时间一长，人们忘记了当初这个缘由，就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老子亲笔写下的完整版本的原貌，而在这种张冠李戴的基础上大谈老子如何如何，这种事居然还很常见。大家可千万别以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通行本《老子》就是《老子》自古以来始终不变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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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往往如此，佛家更有甚之。和尚们普遍比儒家更缺乏学术态度和历史精神，再加上神道设教的手法，便给后人摆出了一座空前巨大的迷魂阵。有时候我们简直可以这样形容：一切细节都是可疑的，只有信仰是真实的。那么，回到旅游图的那个比喻，我们拿着一份旅游图，想从北京站去颐和园，我们如果想把路走对，就不得不参照其他版本的北京旅游图，当然，还要学会认字，学会看坐标、比例尺和地图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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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目的地并不容易，不是拔脚就走，稀里糊涂就能到的。佛陀可以说是第一个成功的探路者，当初他老人家为了探明这条路可真花了不少工夫，吃了不少苦头，最后终于把路探明白了，也就成了佛了——佛的意思就是“觉悟的人”。佛教早期一直把佛陀当作一位“觉悟的人”、一位伟大导师来看待的，佛陀变成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形象那是很后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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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要想达到佛陀给我们指出的那个目的地，就得认真学习他老人家留下来的地图。——这就好像，马克思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是另一个领域里的“觉悟的人”，如果我们想到达共产主义，首先得好好研究《资本论》，还要小心辨明哪些人在搞修正主义，可千万别被他们带上歪路。当然，扔下《资本论》不看，供一个马克思像天天烧香磕头，恐怕永远也到不了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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