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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宗教哲学概论 二、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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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宗教哲学在世界上占有显要地位。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情况相比，它具有一些重要的特点。这里侧重分析较突出的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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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与哲学关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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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印度，宗教与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很难离开印度的宗教讲哲学，所谓印度的哲学也多为宗教派别中表述的哲学思想。也可以说，印度的宗教具有很强的思辨性，而印度的哲学大多带有宗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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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在吠陀和奥义书时期就是如此。《梨俱吠陀》中的为数不多的一些所谓“哲理诗”都与宗教思想相关；奥义书中的哲学思想也多数与宗教的思想交织在一起。印度古代主要的哲学派别除顺世论外，都是宗教教派系统中的哲学流派。如所谓正统派哲学是指婆罗门教系统中的六个主要派别。在印度哲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中观派和瑜伽行派是佛教中的两个主要派别。耆那教在哲学方面也提出了不少思辨性较强的理论，但这些理论毕竟是在耆那教宗教体系中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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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哲学在多数场合是被作为一种达到宗教最高境界或摆脱痛苦的有效手段或根本方法。在印度历史上的主要哲学流派中，除顺世论外，各派都讲轮回与解脱的理论，都讲要脱离轮回世界中的痛苦，达到无苦的解脱。而认识真理，获得无上的智慧，就是摆脱痛苦跳出轮回的主要途径。因此各派都讲智慧解脱。所谓智慧，也就是各派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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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印度的哲学多带有宗教色彩，但还是要作一些程度上的区分。有些哲学派别的理论与宗教教义结合得非常紧密，是有关宗教体系中的内在组成部分；有些哲学派别的理论则与宗教教义的结合比较松散，具有形式上或表面上的关联。这两种情况可举一些实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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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种情况，印度宗教中的吠檀多派和佛教表现得较为典型。吠檀多派的主要思想与婆罗门教的宗教教义结合得极为紧密，此派的最高哲学实体“梵”也就是婆罗门教（或印度教）的最高神。这种最高神的威力就体现在他是一切事物的根本，万有以他为实在。佛教也是一个哲学理论与宗教教义结合极为紧密的派别。早期佛教实际上是无神论，它的宗教特性体现在其他方面，如讲轮回与解脱，要求信徒抑制个人的欲望，进行种种修行等。佛教在后来的发展中虽然有某种实际趋于有神论的倾向，但其思辨性还是较为突出，它对事物的结构或宇宙万物的分析极为细密，如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和瑜伽行派对事物的分类就是如此。佛教虽是影响较大的宗较派别，但其中的思辨性成分甚至要超过一般的哲学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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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种情况，印度婆罗门教中的早期胜论派与正理派表现得较为典型。胜论派虽然在传统上被看作是婆罗门教系统中的派别，但此派关注的主要是对宇宙万物的存在形态的区分，重视的是对自然现象的分析。在早期胜论派的文献中，虽然也提到一些宗教性的成分，如轮回解脱和瑜伽修持等，但这方面的内容所占的比例相当低。此派体系中的绝大多数内容是对“句义”（与观念或概念相对应的实在物）的解释，而这些内容与其宗教学说并没有实质性的关联。早期正理派的情况与胜论派的情况类似，此派关注的是逻辑学说和辩论的规则，主要探讨推理的方式和种类、产生错误认识及辩论失败的原因。这些理论与此派的宗教教义也没有内在的联系，正理派早期的主要文献中的宗教的内容也占较少的比重。因此，像早期胜论派和正理派这样的哲学派别虽然属于宗教哲学派别，但在总体上说，宗教的色彩实际是很淡的。当然，这两派在后来的发展中开始逐步强调神的作用，受印度教的主流思想的影响在后来还是不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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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宗教与哲学的这种密切关系是很突出的。这在与中国及欧洲的情况比较中就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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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宗教与哲学虽然也有重要的关联，但在程度上远不如印度的宗教与哲学的关联紧密。中国古代从总体上说，重视的是对人的生活准则问题的探讨，把人的生活准则或道德规范与宇宙的根本实在相联系，力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或发现真理。对神或超自然的实在的崇拜，对宗教仪式的奉行，基本不曾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然而它在古代对中国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显然大大小于儒家。佛教尽管在中国有重要的发展，但它毕竟自印度传播而来，带有深刻的印度思想的痕迹。总之，道教与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远远无法与婆罗门教或印度教在印度的影响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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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思想发展史上，宗教虽然也经常对哲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宗教在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或宗教与哲学基本融为一体的时期，主要是在中世纪。而在欧洲思想史上的大部分发展时期，宗教与哲学尽管也有紧密结合或交融在一起的现象，但一般来说，这些现象是局部的，非时代主流的。哲学的思想或理论体系，从整体上看，是离开宗教的信条而相对独立发展的，宗教的流派与哲学的流派大多是可以区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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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印度的宗教与哲学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印度从古至今是一个盛行宗教信仰的国家。宗教无论对印度历代的上层统治者，还是对下层的普通百姓，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印度古代的哲学确实很难说有实质性的独立于宗教影响的发展。而印度古代的宗教派别多数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这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是印度的宗教或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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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代宗教哲学对古代经典中理论模式极为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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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宗教哲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后代的思想家对古代经典中提出的基本理论模式极为尊崇。印度宗教哲学的许多对立的观点一般都有古老的渊源，历史上的思想家不断出现，但很少创立新的学派，而是每人维护一个古代的思想流派。一般的思想家在提出一种理论时，总要以再一次解释某一个旧的观点的形式出现，并往往论证说，他仅仅是阐明远古就已存在的东西，自己没有提出什么新观念。因此，印度历史上许多思想家总是隶属于一个早就存在的宗教哲学派别。在这方面，印度的情况也可与欧洲及中国的情况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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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思想发展史上，某一时期的思想理论作为一个派别的形态在历史上一般都持续有限的一段时间。后代的思想家对先前的思想派别的理论虽然也有继承和吸收，但在理论体系上多不完全套用先前的形式。这些思想家一般都成立新的学派，构造新的理论体系。而且经常是在批判先前的思想的过程中发展自身的。如在欧洲思想史上，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到了中世纪就基本上被经院哲学所取代。欧洲中世纪的哲学虽然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但基本是歪曲地利用，利用的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学说中适合基督教需要的成分。亚里士多德学说原来的那种完整体系并没有系统地发展到中世纪。欧洲近代哲学在理论形式上离古代哲学差得就更远了。如黑格尔的哲学虽然在理论形态上与柏拉图的哲学有重要的相似之处，但我们却不能说黑格尔哲学的庞大体系是袭用了柏拉图或前代的某个哲学家的。总之，在欧洲思想史上，不存在从古至今的思想模式或体系。某个时期出现的思想派别，就其整个思想体系而言（不是思想基本倾向或基本问题），不贯穿整个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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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总的来说明显不同于欧洲的情况，与印度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但二者（中国与印度）在发展特点上也并非完全一样。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的理论萌芽在先秦时大多已产生，后世思想家往往围绕古代“圣人”提出的理论概念进行讨论。如后世儒家对古代“圣人”之言推崇备至，对古代“圣典”不厌其烦地大量注释。然而十分明显的是：后世儒家对古代“圣人”理论的继承主要是在形式方面，而在内容上，实际有很多重要的发展。如程朱理学对孔孟学说有继承和吸收，但程朱理学的具体哲学形态、思想体系与孔孟的理论有很大不同。中国思想史上在后世流行的其他派别亦有类似的情形，即在继承古人思想时，主要是在形式上继承，而在内容上有很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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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情况则有些特殊。印度古代宗教哲学的各主要派别在公元前就已产生，此后一直并行发展。这明显与欧洲的情况不同。欧洲思想史上的各主要流派一般是随时间推移逐步产生，总的来说是持一种纵向的或动态的发展，而印度宗教哲学的发展则是一种静态或横向的发展。印度宗教哲学的发展虽然与中国的情况有类似之处，但在遵从古代“圣人”所言的程度上，显然比中国更突出。它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受古代理论的影响（或束缚）都要甚于中国。印度这些处于静态或横向发展中的各派内部虽然也有扬弃的发展，但这种扬弃的发展相对于欧洲和中国是不明显的，或说程度不大。印度古代宗教哲学各派的基本观点虽不同，但产生都很早，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时间内，长期共存，并行发展，两千年前是这些派别，两千年后基本上还是这些派别。如具体说就是：印度的宗教哲学的发展一般都受一些特定的思想结构或理论模式的束缚。各派的发展一般都以注释本派的最初根本经典的方式表现出来。各派在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通常就是本派根本经典的注释者，或是对注释的注释者。如吠檀多派的根本经典是《梵经》（Brahma-sūtra），此派在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商羯罗和罗摩努阇（Rāmānuja，约11至12世纪）都是《梵经》的注释者，他们的许多观点都是通过对《梵经》的注释表现出来的。再如正理派的根本经典是《正理经》（Nyāya-sūtra），此派在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家筏蹉衍那（Vātsyāyana，约4至5世纪）是《正理经》的注释者。而正理派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乌地耶得迦罗（Uddyotakara，6世纪）则是筏蹉衍那对《正理经》注释的注释者。印度宗教哲学派别中的这些注释者虽然在实质上也经常提出许多本派根本经典中没有的观点，或与之相反的观点，但他们一般不承认是在创新，而是把其理论说成是对根本经典中学说的重复或引申。在印度，旧的古老经典对于后代的思想家常常具有极大的权威，使他们在表达思想时很少敢打破旧的框框，新的思想内容不得不非常矛盾地依附于旧的形式。各派一般都有一个从古代传下来的根本经典中就有的理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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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宗教哲学的这种发展特点，总的来说表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思想意识的相对停滞。这种特点和印度古代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关系。印度古代的社会或经济结构有一系列特点，如土地公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灌溉、水利建设等等工作需要巨大的集体劳动决定的）；长期存在一种以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公社中的劳动分工由种姓制度固定不变。这些特点在印度的原始公社瓦解后逐步形成，并在后来长期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存在着，变化是很小的。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相对不大的情况是印度历史发展的一个特点。它自然要影响印度宗教哲学的发展。印度宗教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即在某种程度上的相对的思想意识的停滞性，与印度古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相对不大的特点是一致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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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代宗教哲学资料年代缺乏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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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历史资料中，很少精确记载宗教哲学文献及人物等的年代。这和印度古代其他一般的文献及人物等的情况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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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度历史比较关注的人一般都知道，古代印度历史上的许多文献、人物、事件的确切年代往往是不清楚的。这与中国和欧洲的情况（尤其是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古代的历史资料是又多又详细，人物和事件等的年代多有明确记载。欧洲国家的古代历史文献保存虽不及中国完备，但依据本国或本地区保存的史料来描绘出自己历史的基本行程一般是不成问题的。印度的情况则较为特殊，关于一个朝代或一个朝代的君王的年代的不同说法甚至能相差几百年，至于一般的人物或文献的年代模糊则更是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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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宗教哲学史是印度历史的一部分。如同要搞清楚印度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的年代问题是很困难的一样，要想判定古代印度宗教哲学中各派的创始人、主要经典等的确切年代也是很困难的。关于印度宗教哲学各派的古代主要经典的确切产生年代现在一般都没有最后定论，因为有关资料中关于各派创始人或根本经典的作者等的记述都近于传奇或神话。如关于数论派和胜论派的创始人，一般的印度宗教哲学史料都把他们说成是仙人，并作了一些离奇的描述。关于数论派的创始人迦毗罗，《金七十论》卷上记载说：“昔有仙人，名迦毗罗，从空而生。”关于胜论派的创始人优楼迦(8)，《百论疏》卷上之中说：“优楼迦，……此人释迦未兴八百年前已出世，而白日造论，夜半游行。”这类记载无法让人作为历史来相信。再如关于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有关他的生卒年代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公认或统一的说法，因为资料的记载和不同地区的传说有很多种(9)。耆那教亦是如此，关于其创始人情况的记述也很乱。耆那教最早的经典“十四前”已失传，而现存经典“十一支”(10)还不为所有教徒承认(11)，至于最早经典的年代就更无从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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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印度古代宗教哲学的主要经典、人物、事件等的确切年代由于史料缺乏记载，因而含糊不清，但在进行研究时还是要划定一个大致的时间，作为进行考察讨论的基础。因为如果一个要研究的文献或人物等如果完全没有年代范围的话，就很难对其进行评述了。国际学术界在印度宗教哲学的原典及其主要作者的年代考证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始终统一不起来。关于一个经典或一个人物的年代的判定，不同学者的看法甚至能相差数百年。在进行这种年代的考证工作时，学者们所得出的结论多数是确定一个尽量小的时间范围，很少指明精确的时间。例如对于婆罗门教系统中六派哲学的派别形成年代的研究即是如此。不少学者(12)在研究这些派别的产生年代或根本经典及其作者的年代时往往划定三个时期：一是派别基本思想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独立的派别尚未完全形成，但已出现了与此派后来理论体系有关的先驱思想）；二是有关派别根本经典的最初部分的形成时期（现存印度宗教哲学的许多古老经典都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其中既有最初形成的部分，亦有后人追加的部分。根本经典最初部分的形成时期也就是该派的正式形成时期或该典最初作者(13)的生存时期）；三是现存根本经典定型时期（即根本经典出现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后人追加过程，最后定型的时期。现在人们看到的各派的根本经典即是此时形成的）。这种判定方法得出的文献或人物的年代虽然也没有精确到某一具体的年份，但根据现有资料的情况也就只能做到这一步。尽管有关研究结论仍有不少推测的成分，但它毕竟给了我们一个研究对象的大致时间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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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印度古代对历史年代的确切记载极少，还由于一些重要的史料在印度没有保存下来，因而编写印度历史必须大量使用古代希腊、罗马、中国及阿拉伯国家的古代旅行家和历史学家的记载。特别是中国的史料，对编写印度史十分重要(14)。在确定印度宗教哲学文献等的年代时，中国的史料有宝贵价值。例如，上面我们提到，印度古代不少宗教哲学的文献、人物等的年代现只能划出一个大致的范围，但划这种范围也需要一些史料根据，而且，范围划得越小越有意义。在中国史料方面，汉译佛典及关于汉译佛典年代等的记述对于考证印度古代宗教哲学文献等的年代极有价值。因为在划定一部经典的产生年代的范围时，翻译年代是确定其在印度产生年代下限的重要参考依据（一部经典不可能在其被翻译时还未出现）。而汉译佛典及一些中国佛教僧侣对所谓“外道”(15)经典中有关理论的破斥也有助于推测有关经典的存在年代。这类史料虽然多数也不能用于确切推论出有关文献或人物的精确年代，但对于缩小所推测年代的范围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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