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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从认知角度看条件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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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巴甫洛夫、桑代克和斯金纳来说，用认知过程来解释实验动物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学习心理学家的思维方式深深地植根于行为主义。但是，借助于认知过程不是恰好可以发现条件反射理论的共同点吗？批评者断定，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是因为它们能帮助人类和动物发现并理解什么会导致什么（Young, 1995）：在一个条件反射刺激（比如铃声）之后，通常至少会出现一个无条件反射刺激（食物），而一种操作性行为方式则会产生某种后果。无论是经典条件反射还是操作性条件反射之所以非常可能形成，不仅是因为学生能自动建立联想，而且因为个体能学会发现环境中的规律，而认识这些规律则使他们能够适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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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知角度解释经典条件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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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反射是学会预期。对于传统的学习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来说，经典条件反射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刺激之间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系。然而，这种机械主义观点的批评者却怀疑，一个中性刺激之所以能成为条件刺激，只是因为它非常频繁地与无条件刺激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经典条件反射正如玛丽安娜·哈迈尔与汉斯－约阿希姆·格拉毕茨所强调的那样，不是一个“没有思想地完成的”、简单的、机械的反射过程。（Hammerl & Grabitz, 1994）以认知为取向的心理学家质疑说，巴甫洛夫的实验动物已经有了预期，这难道不是更加可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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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斯克拉对预期的证明。罗伯特·瑞斯克拉是最早在认知转变后（见第36页）不再满足于对经典条件反射的纯机械主义解释的学习心理学家之一。他解释说，“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不是一个单调的过程，动物通过这一过程在两个偶然一起出现的刺激间建立起或好或坏的联系。应该把动物看作信息搜集者，它结合先前的理解，运用感觉到的事件间的逻辑关系，对世界构成一个高清晰的影像。”（Rescorla, 1988）因此，瑞斯克拉在经过多年研究后得出结论说：经典条件反射是这样一个过程，动物通过这个过程学会让一个事件预告另一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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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他的结论，瑞斯克拉安排在每次声响（CS）后紧接着出现一次电击（UCS），重复20次，实验动物也不会再接受下一次电击，因此CS→UCS这个次序出现的概率是100％。在另一组实验中，老鼠同样经历了20次声响→电击，此外，它们还遭受了20次事先没有声响的电击。（Rescorla, 1968）也就是说，在后面这一组中，CS→UCS出现的概率为50％。因此，两组老鼠经历了同样多的CS→UCS，但是与第二组相比，声响对于第一组来说是一个更为可信的预告电击的信号。那么，现在两组的老鼠会作出什么反应呢？瑞斯克拉发现，第一组的条件刺激引起的反应比第二组更为强烈。如果老鼠已经知道，在每次声响后百分之百会出现一次电击，那么，它们就能在再次出现声响信号时更为确定地预知将会出现一个痛苦的刺激。可见，条件反射的关键明显在于，在条件刺激出现后如何正确地预测无条件刺激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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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滞。根据巴甫洛夫的经典条件反射理论，只要在每个声音刺激或光刺激出现后间隔适当的时间给一个无条件刺激，这些刺激就会变成条件刺激。但是这一点并不正确，下面的实验表明，利昂·卡民与巴甫洛夫的做法一样，也是先通过多次在中性刺激之后给予电击（UCS）的方法使老鼠学会，对声响信号产生恐惧反应（Kamin, 1969）。那么，如果除了声响信号这一条件刺激（CS）外再增加一个灯光信号（NS），随后再给予电击刺激，这些动物会作何反应呢？这个灯光刺激也会成为条件刺激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老鼠对灯光刺激只有微弱的反应。已经形成的条件刺激（铃声刺激）阻滞灯光刺激成为条件刺激。（Kamin, 1969；Blaisdell et al., 1999）以认知为取向的心理学家对这种阻滞一点也不感到意外，由于在瑞斯克拉的实验中声音刺激已经预告电击事件，所以灯光刺激不再具有信息价值，因为灯光刺激不能预告铃声信号没有预告的东西。由于这种新的刺激不能预告不快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所以实验动物无需关注这种刺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灯光刺激也就不会成为条件刺激。（Rescorla et al., 1985）因此，以认知为取向的心理学家认为，预期在经典条件反射中很可能起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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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知角度解释操作性条件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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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纳对认知科学的最后的批判性言论。斯金纳也遭到了许多同行的批判，他们指责他低估了认知过程的重要性。1990年，斯金纳在死于白血病的八天前，致信美国心理学协会全国代表大会的参加者，最后一次表达对“认知科学”的批判，当时他解释说，这是向世纪之交时的内省法的倒退。斯金纳到死都不能理解，诸如预期或想象等认知过程怎么能在心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Skinner, 1990）关于斯金纳的固执，唐纳德·诺曼评论说，他的问题在于他是在信息化时代之前成长起来的，由于这个原因他不理解信息、知识和结算等概念。（Norman, 1990）对于习得性无助、隐性学习、建立认知地图以及观察学习的研究能够说明，为了能在需要时立即就能使用，发现、提取、处理和存储信息是多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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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知没有控制的可能性时习得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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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格曼的经典实验。马丁·塞利格曼在实验中使用一个吊笼，其结构如插图5.13所示。（Seligman & Maier, 1967）这个笼子的底部是一块铁格板，通过它将电击传到实验动物身上。笼子用一个小挡板隔成两格，每格的顶部都有一盏灯，灯亮是痛苦电击的提前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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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5.13 马丁·塞利格曼为研究习得性无助的产生所使用的吊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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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格曼把狗放在笼子的一个格中，它会受到能觉察到但没有伤害的电击。起初它无法逃脱电击，后来塞利格曼给它机会，跨越障碍就可以及时逃脱电击。通常来说，狗会很快学会，在灯亮后可以逃跑，以躲避痛苦的刺激。而长时间被动接受电击的狗却只能躲在角落里呜咽，根本不去尝试跨跃障碍，逃到安全的地方。它们作出这样的反应似乎是知道，痛苦的电击无论如何都会出现，根本没有机会逃脱。马丁·塞利格曼把这种被动的听天由命称为“习得性无助”，这可以理解为一种习得性无能，不能克服困难，不能积极地抵制痛苦（讨厌）的事情。（Seligman, 1975；1992）由于这种业已形成的无能便产生某种预期，认为有些事情是无法把握的。（Meyer, 2000）动物们经过多次实验也知道，他们的行为方式对于避免或消除痛苦的刺激是无足轻重的。相反，如果测试对象是人，只要告诉他们，他们没有支配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只能无奈地接受周围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会产生无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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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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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塞利格曼描述了一个在朝鲜战争期间被俘的士兵。（Seligman, 1992）这个士兵起初令人惊讶地能够很好地适应原本难以忍受的监舍条件。他的健康状况之所以比较好，是因为看守告诉他，只要他愿意合作，就能在某一天获释。这个承诺让他产生了希望，从而没有出现那种在囚犯中广泛蔓延的无助症状。随着所期待的获释的日子越来越近，这位士兵的情绪也越来越好。然而，他后来发现自己被骗了；他们显然没有要释放他的意思。在这个戏剧化的转变之后，他立即就产生了习得性无助感，接踵而来的是沮丧。此后，他拒绝喝水吃饭，不久就死亡了。这个囚犯起初虽然没有任何支配权，但他并没有产生无助感，直到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之后，他才感到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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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助感的泛化。对于为什么会产生习得性无助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至少可以肯定，产生这种状况可能不完全是由于个体的行为方式及其后果。可想而知，动物和人都会产生一般的预期：什么也不做就可以躲避痛苦的刺激，并且他们会把这种无助感转嫁到其他许多事情上（泛化），甚至转嫁到他们有可能支配环境的情况上。（Maier & Jackson, 1979）所有迹象表明，他们根本不去利用这期间得到的支配机会，而是处于被动的状态，不做任何尝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反应是无可奈何、无比沮丧。当然，是否会真地形成这种泛化，还取决于怎样解释所经历的不可抗力的事件。（Abramson et al.,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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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助感的产生取决于对不幸事件的先入为主的解释。塞利格曼最初提出的习得性无助理论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不是所有人都是听天由命和无所事事的，很多人都会对长期的贫困、失败或各种痛苦的经历作出反应。人们观察了许多不得不忍受艰辛生活的男人和女人，比如他们经历了父亲或母亲的早逝、父母离异或者不得不长期忍受贫困及其后果。然而，他们虽然命运多舛却养成了乐观的人生观，而且他们从来不缺少积极面对困难局面的意愿。（Haggerty, 1994；Stewart, 1997）怎样解释这些不同的反应呢？答案是，个中原因远比塞利格曼起初设想的要复杂。经历惨痛的、完全不受当事人支配的生活条件仅仅是产生无助感的一个条件。如上所述，把讨厌的经历归咎于什么原因也很重要。比如，中学生或大学生取得的成绩如果低于预期，那么，他们就很可能会产生无助感，除非他们把考砸不是归咎于总的能力差，而是归咎于状态不好；比如他们解释说：“我很笨，这是没有办法的”。（Metalsky et al., 1993）塞利格曼把这种情况称为“悲观的解释风格”。（Seligman, 1990）相反，如果他们找到了特殊原因（“我数学不行”、“这门课我不感兴趣”），那么，他们一般都不会降低自我价值感，遇到可能的问题时也不会感到无助。（Alloy et al., 1984；Anderson et al.,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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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习得性无助的研究跳出了原本严格的刺激—反应框架并注重认知因素，从而受到了广泛关注。大大推动关于学习的研究，并兼顾认知因素的实际上是新行为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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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爱德华·托尔曼的认知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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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曼是独立的具有独特观点的行为主义者。在托尔曼从事研究的时期（主要是1920－1940年），他的同行们还丝毫没有想到用认知过程来解释行为变化这种练习结果，就这一点而言，托尔曼的研究值得尊重。他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决定到德国学习，以便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这对他的学术生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吉森大学，他听了格式塔心理学的课程，据他后来自己说，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Hothersall, 2004）1918年，他在结束了哈佛大学的学业以后，在波士顿西北大学短暂地担任过讲师，然后离开那里，以便接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聘任。在那里，人们的思想比美国东海岸自由得多。这肯定有助于他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他的一本书的标题《动物和人的目的性行为》就清楚地表明，他的思想有别于以行为主义为取向的美国同行。由于他认为动物是被动的，所以他本人也是行为主义者，但是，他与当时的学习心理学家不同，他努力“把行为理论与知识、思想、计划、结论和目的等概念联系起来”。（Bower & Hilgard, 1981）他研究老鼠怎样在迷宫中活动，在研究中他并没有发现，老鼠只是机械地、无意识地穿梭于通道。各种迹象表明，老鼠有某种愿望，并想学会怎样实现这些愿望。（Hothersall, 2004）托尔曼为了解释实验结果而选取的两个概念——隐性学习和认知地图——表明，他的想法与其他人是多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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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5.14 对于考虑到认知过程的学习心理学家来说，条件反射不是一个机械行进的过程，更确切地说，是老鼠学会等待发生某些事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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