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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从尝试行为和失败行为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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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冈·科勒在特内里费岛用猩猩所做的实验。格式塔心理学家是早期条件反射实验最激烈的批评者。（见第37页及其下1页）在他们看来，巴甫洛夫和桑代克所描述的学习过于机械。他们首先批判的是实验条件，在那样的条件下，实验动物无非只能对外部刺激被动地作出反应或者表现出尝试—错误行为。格式塔心理学家沃尔夫冈·科勒也是这类批评者之一。（Köhle, 191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居住在特内里费岛，他在那里的活动一直是个谜。一位美国心理学家曾关注过这个谜，甚至认为科勒是在那里从事间谍活动。（Ley, 1990）这种怀疑虽然最终也没被推翻，但是仍应谨慎对待。总之，科勒的得到明确证明的，继而众所周知的工作，是研究猩猩在困境中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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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认识而不是通过尝试—错误找到解决办法。猩猩的任务是，拿到不能简单够到的水果。比如，科勒把香蕉挂在笼子顶上，猩猩要把眼前的箱子叠放在一起才能够得到；猩猩的另一项任务是借助于一根木棍够到放在笼子外面的香蕉。科勒最聪明的猩猩苏丹先是尝试伸出胳膊去拿，然后再尝试用手头的木棍去够。但是由于距离太远，它的努力没有成功。在失败后它休息了一会。突然，它看到一根较长的、也放在笼子外面的木棍。它先用短木棍够到这根长木棍，然后再用它够到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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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勒不同于桑代克对猫的观察，他强调，他的猩猩是突然找到解决办法的，之前并没有尝试任何有随机顺序的行为方式。它们一旦找到解决办法，就会立即进行尝试。科勒还断言，解决问题需要的是认识、调整感觉场，而不是尝试—错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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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勒的猩猩也进行以前的尝试—错误学习。科勒认为，他的研究结果已经证明，克服困境是一个认识的问题，他认为，而且这样的认识使“盲目的尝试”成为多余。然而，这位格式塔心理学家在研究中忽视了实验动物已有的学习史，只不过他不知道罢了。这些动物是为了科勒的研究特意从德国当时的殖民地喀麦隆进口的。（Ley, 1990）而科勒可能从未怀疑，猩猩在人为制造的困境中的行为可能受了之前的经历的影响。尝试—错误行为很可能在这些动物之前的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总之，现在已经证明，出生后从未使用过木棍的猩猩解决不了科勒的难题。但是，只要给它们三天的时间玩木棍或长条的东西，就足以为猩猩解决木棍—香蕉问题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Birch, 1945）在玩耍时它们就会自己创造——最初很可能也是通过尝试—错误——能够“认识”的学习条件。桑代克就批评过关于动物有惊人思考能力的报道。他认为，观察者只看到漫长而艰辛的“尝试—错误—跌跌撞撞”的过程的最终产物。（Glickman,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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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在观察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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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反射论者无法解释的一次观察。许多男孩女孩都是在青春期开始时抽的第一支烟。当事后追问起他们抽第一支烟时的体验时，大多数人回答说感觉很不好。他们吸进第一口烟后，就剧烈地咳嗽，甚至感到恶心。根据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来推断，他们有了这种不愉快的体验后就会停止吸烟。但许多受访者却说，他们虽然有了第一次负面体验，但以后迟早还会再次点燃香烟。许多人会频繁地表现出一种行为方式，尽管这种行为方式起初是与不愉快的体验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该如何解释呢？答案是，这些男孩和女孩看过别人抽烟并对这一幕印象深刻。可能在他们心目中抽烟很“酷”，这又激起了他们自己也要表现很“酷”的愿望。他们会在以后的尝试中逐渐改善吸烟的技巧。这显然不是操作性条件反射，而是观察学习，这为许多年轻人抽烟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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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班杜拉大大推动了观察学习的研究。爱德华·桑代克早已研究过这样的问题：猫通过观察其他有实验经验的动物是否能较快地学会打开笼子门，然而，他没有得到模仿学习的任何启示。（Thorndike, 1898）现在，人们通过其他研究已经知道，即使是没有经验的猫也能很快地学会打开启笼子的机关，除非它们没有机会观察有经验的动物。（John et al., 1968）人们从当时进行的其他动物心理学研究中得知，母鸡通过观察其他母鸡跟哪些动物打架大多取胜、跟哪些打架会失败，学会了它们可以跟哪些动物打架，又该避开哪些动物。（Hogue et al., 1996）玛丽·卡弗·琼斯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尝试帮助儿童克服对兔子的恐惧，他让儿童观察那些无所顾忌地与兔子玩耍的同龄人。（Jones, 1924）当然，系统地研究观察学习是从阿尔伯特·班杜拉才开始的，他是约翰·多拉德与尼尔·米勒所创建的社会学习理论（Dollard & Miller, 1950）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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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杜拉是在研究犯罪青少年的家庭时注意到了观察学习的重要性。他发现，这些孩子的父母往往都好勇斗狠。毕竟孩子在一岁半时就能记住榜样的行为。（Borg-Laufs, 1999）他自问，孩子通过条件反射学会好斗，这可能吗？班杜拉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用条件反射理论设定的条件来解释孩子的行为太牵强了。他得出结论说，观察一定在攻击发生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班杜拉特别给自己的理论增加了一个决定性的元素，即认知过程；因此，他提出了学习的社会认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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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比喻阐明观察学习。阿尔伯特·班杜拉用下面的故事来解释他关于观察学习的观点：一个农夫为了解闷买了一只鹦鹉。（Bandura, 1967；1986）然后他花了几个晚上教鹦鹉说话。他极为耐心地不断重复一个要求：“叫叔叔！”但是不管他费多大劲儿，鹦鹉还是没有任何反应。从此，这个失望的农夫拿着一根小棍，鹦鹉每次拒绝说话，他就敲它的头，不过这么做还是不管用。最后农夫抓起这个有羽毛的客人，扔到了鸡窝里。过了不一会儿，农夫就听到鸡窝里传出一声尖叫，他立刻跑过去，吃惊地看到鹦鹉一边拿着木棍打受到惊吓的母鸡，一边大喊“叫叔叔！叫叔叔！”班杜拉明确强调，他当然不想把这个故事误解为一篇训练鹦鹉的文章，但是这个故事也许能很好地说明社会学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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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榜样的三种效果。班杜拉用一个比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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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通过榜样学习怎样获得一种之前保留行为中从未有过的新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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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行为能加强或削弱观察者的行为方式；它将为某种行为方式设置或消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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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行为具有辨别刺激的作用，会引发之前学会的同一类型的行为方式。（Baade et al.,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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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实验：模仿看到的攻击行为。许多年前，阿尔伯特·班杜拉就与两个助手做了一项实验，测试对象是学龄前儿童。（Bandura et al., 1963）这项实验是让孩子们观看成年人（榜样）殴打橡胶玩偶，他的攻击行为是边打边骂，以拳打、锤击和脚踢等虐待玩偶。另一组孩子则观看一个成年人友好地对待玩偶。“表演”结束后，孩子们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那里有很多好玩的玩具；然而，实验者告诉他们，不能碰这些玩具，因为这是为其他孩子准备的（一个能使人丧气的条件）。最后，这些测试对象被带到第三个房间，里面有许多玩具，包括充气玩偶。在这里班杜拉和同事们开始悄悄观察孩子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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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起初看过攻击性榜样的孩子们明显也想殴打橡胶玩偶，同时模仿榜样的谩骂和攻击行为。另一组没有看过攻击性成年人的孩子明显不想恶意地对待橡胶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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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榜样所经历的行为后果。来自第一测试小组的孩子（攻击性榜样）的行为接近这样一种猜测：他们是在盲目地模仿成年人所表演的攻击性行为方式。然而，他们没有机械地重复所看到的每个行为方式；孩子们非常清楚地注意到了这些行为所引起的后果。可见，关键在于，榜样的行为方式是得到奖赏还是惩罚。如果孩子们看到，榜样得到了另一个成年人的表扬，甚至得到了糖果或饮料等奖赏，那么，这些小测试对象模仿的意愿就会增强。相反，如果榜样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受到谴责并被称为“坏人”，那么，这些小观察者模仿的意愿就会大大减弱。（Bandura, 1965）榜样的特征还对自己的行为方式是否会被模仿产生影响。观察者更愿意模仿一个在他们看来有力量的人。友善、有爱心、会关心人的榜样比那些用权威和不友善的方式对待小观察者的人更容易成为孩子的榜样。这样的论断使人想起这样一个问题：在电视里经常播出的暴力画面是否也会引起模仿。信息框5.5就试图解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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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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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播放暴力画面会增强观众的攻击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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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性在流行电视后发生的变化。几年前，加拿大西北部的三个村庄引起了科研工作者的兴趣，因为这三个村庄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居住区，那里还不能收看电视。当传来这里也要开播电视节目的消息时，泰尼斯·威廉姆斯及其同事趁此机会，在电视开播之前和其后两年对村民作了调查。（Williams, 1986）在许多研究结果中，这个研究小组所发现的以下因果联系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在调查期间，语言和肢体攻击的统计数据明显增加，而且男孩和女孩都一样；在电视开播之前攻击性有高有低的孩子身上出现了这种变化。（Joy et al., 1986）那么，可以认为电视会增强观众的攻击性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电视就是一种影响广泛的、会增强观众攻击性的工具，因为在诸如美国这样的国家里电视机的数量比厕所还要多（Bushman & Huesma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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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视的习惯与攻击性之间的联系。在德国，电视中暴力画面的比例也非常高。周·格勒贝尔与乌利·格莱兴结合自己的一项研究称：“德国的电视节目几乎有一半至少涉及一次某种形式的攻击或威胁。”（Groebel & Gleich, 1993）根据相关的统计，德国的电视节目每周播出4000次谋杀案。（Rand, 1992）如果总结一下大量调查的结果，确实能得出以下因果联系：在电视中越是频繁地播出含暴力内容的影片，出现攻击性行为方式的可能性就越大。（Anderson & Bushman, 2002）布拉德·布什曼与罗威尔·休斯曼解释说：“电视中的血腥场面与攻击性之间的关系就像抽烟与癌症那么密切。”（Bushman & Huesman, 2001）然而，对这种因果联系的阐释并不明确：经常观看电视中的暴力画面会增强观众的攻击性吗？有些调查结果非常接近这个结论。（Hogben, 1998；Smith & Donnerstein, 1998）相反，如果限制孩子看电视和录像的时间，行为中的攻击性就会减少。（Robinson et al. 2001）与此同时，那些以前就很好斗的观众由于自己的兴趣在这方面日益浓厚而更经常性地观看含有暴力画面的影片。（Bushman, 1995）当然，这种已经得到证实的因果联系事实上丝毫没有说明个体对这些暴力画面的反应。因此，回答下面的问题才是比较有裨益的：观众个人是否或怎样受到那些含有攻击性内容的电影的影响，取决于哪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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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5.16 观众经常看电视中的暴力画面会增强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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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对暴力画面产生模仿意愿的因素。基本可以断定，年幼的孩子比大一些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暴力情节的影响。因为年幼的孩子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剧中的人物及其行为只是虛构的故事。（McKenna & Ossoff, 1998）如果看这种影片的年幼观众由于其表演方式而以为，攻击是解决人际矛盾的有效手段，那么，他们就会有很强的意愿去模仿一再看到的暴力行为。（Huesmarnn et al, 1997；Groebel & Gleich, 1993）因此，父母应当与孩子讨论电视节目的情节，引导他们对所看到的内容的感觉和理解。（Groebel, 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