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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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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舍尔、格林特美尔、罗瑞克和费雷（Fischer, Greitemeyer, Pollozek,& Frey）于2006年发表了一项关于旁观者行为的实验研究。在细读他们的研究报告前，我们先简要地回顾一下什么是旁观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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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知识：亲社会行为和旁观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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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社会行为是有利于他人的行为，例如，某个旁观者帮助了当事人。研究者做了许多研究来探讨哪些因素会影响旁观者是否会帮助别人。著名的吉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谋杀案极大地推动了该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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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3月13日，一名28岁的女性吉诺维斯在清早回家的路上遇刺，事件连续时间长达半个小时以上。38名目击者听到了她的惊叫，其中一些人还从窗口张望，但是只有一名目击者报了警。这一事件促使两位心理学家拉坦和达利开始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人们的助人行为。例如，在一项研究中，拉坦和达利（Latané & Darley， 1968）把被试分隔在独立的房间里，让他们通过麦克风和耳机与他人讨论一些私人问题。他们让被试相信和自己讨论的有1个（2个、3个或6个）人，但事实上麦克风那边一个人也没有（实际上被试听到的是磁带录音）。他们还让被试相信，其中某人有癫痫发作的倾向，之后被试会听到有人癫痫发作。结果发现，以为自己是惟一知道此事（有人发病）的所有被试都会去帮忙。然而，当被试相信有更多的人可提供帮助时，他们给予的帮助就减少了。这项研究表明，旁观者越多，给予的帮助越少，这一现象被称做旁观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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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的研究证明，情境特征和个体因素都会影响旁观者是否提供帮助（如旁观者的数量、个体与受害者的相似性）。此外，一些研究还指出，受害者的特征也会影响旁观者是否提供帮助。例如，皮利亚文等人（Piliavin et al.， 1969）完成了一项现场实验（见表2.3）。实验中，一名男性实验助手（假装）摔倒在地上，他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有人来帮他（70秒后如果没有其他人来帮他，另一个帮手就会来帮他）。他们发现，与看似醉酒的受害人相比（得到81%的帮助），看似生病的受害人更可能得到更快的帮助（得到100%的帮助）。而男性旁观者显著地比女性旁观者更愿意提供帮助。此外，还存在一种帮助同种族人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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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旁观者行为的一种解释是多维迪奥等人（Dovidio et al.， 1991）提出的理论——“唤醒：代价-回报模型”（arousal: cost-reward model）。该模型认为，旁观者根据两个因素来决定是否提供帮助：（1）由于看到某人遇险而体验到的唤醒程度；（2）对助人的（或不助人）的代价和回报的分析。例如，代价包括助人可能带来的身体伤害，不助人而产生内疚感等；回报包括助人可以得到受害人的赞扬，不助人则可以继续做自己的事等。费舍尔等人（2006）的研究借鉴了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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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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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her, P., Greitemeyer, T., Pollozek, F. and Frey, D. (2006) The unresponsive bystander: are bystanders more responsive in dangerous emergen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6: 2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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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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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旁观者干预的已有研究发现，其他旁观者的出现会减少紧急情况中的助人行为（旁观者效应）。这类研究主要在安全、非暴力的紧急事件中完成。我们假设，经典的旁观者效应在更危险的情境中不会出现，因为：（1）更危险的情境能更快和更清楚地被识别为紧急情况；（2）不助人时较高的代价会使人更多地选择助人行为。根据这一推理，当前的研究检验了旁观者效应是否受到紧急事件中潜在危险程度的影响，结果支持我们的预期。在潜在危险低的情境中，与有旁观者时相比，被试独自一人时会提供更多的帮助。而在潜在危险高的情境中，被试在两种条件下对受害者表现出相似的助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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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总结了研究的目的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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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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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犯罪事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在犯罪实施时，旁观者没有做任何事去帮助受害者。例如，在吉诺维斯被暴力谋杀的整个过程中，38名目击者毫无反应，公众对此提出谴责。但也有案例证明相反情况的存在。例如，……2001年……发生在慕尼黑的事件，一些纳粹光头党抓到了一个希腊青年，并以最残暴的方式殴打他。一些人目击了这一情形，他们中的一员，一位土耳其年轻人，决定伸出援手。他冒着生命危险，成功救下了这名满身是血的受害者。看了这些例子，我们不禁要问：旁观者提供和拒绝帮助的情境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认为，对紧急事件危险程度的主观认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紧急事件的危险程度在旁观者干预中的作用，到目前为止还没得到充分研究。因此，本研究主要考察紧急事件的危险程度对旁观者助人行为反应的影响。实验中，他们可能独自一人面对紧急情况，也可能和一个消极的旁观者在一起。为了进一步明确潜在的心理过程，我们尝试探究紧急事件的危险程度、旁观者在场与否、对紧急事件的判断和做出干预时可接受的代价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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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部分说明了现实生活产生的问题是如何激发研究的，以及研究又是怎样和这些问题关联的。在吉诺维斯和希腊青年两个案例中，旁观者的行为相互矛盾，因此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情境中有什么原因影响了不同的行为表现？研究者引入了一个因素（对危险的感知程度），他们认为该因素会决定旁观者的助人行为。同时，研究者指出，过去的研究没有充分检验这个问题，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有必要做这项研究。他们将检验人们在以下情境中如何反应：（1）不同的危险水平；（2）他们是独自一人还是和另一个人（旁观者）在一起。研究者事先安排的这个旁观者在旁人眼中很消极，因为他不提供任何助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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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旁观者干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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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旁观者干预的研究（Latané & Darley, 1970）强有力地支持了以下观点：他人在场会抑制个体的帮助行为。甚至，仅仅认识到有别的目击者在场就会显著地降低个体干预紧急事件的可能性（Darley & Latané, 1968; Latané & Rodin, 1969）。针对旁观者在紧急事件中相互抑制对方的帮助行为，拉坦和达利（1970）提出了3种不同的过程来解释：（1）社会影响；（2）评价恐惧；（3）责任分散……研究者在许多不同的实验情境中重现了旁观者效应（参见 Latané & Nida, 1981）。例如，面试者等候室里开始冒烟（Latané & Darley, 1968）……或有人癫痫发作时（Schwartz & Clausen, 1970）……所有这些研究都发现了社会抑制效应（social inhibition effects），即旁观者阻碍了助人行为……但这类研究很少让被试面对由暴力犯罪引起的紧急事件。对旁观者和受害者而言，这些暴力犯罪都伴随有严重而又危险的消极结果（如受到罪犯的攻击）……迄今为止，很多研究中旁观者所处的暴力情境只有很小的潜在危险，能带给旁观者和受害者的潜在负面后果也很少（例如，儿童互相打架的情境）（Latané & Darley, 1970）……这些研究没有一个使受害人和旁观者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例如，被罪犯殴打或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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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的这一部分引用了前人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他人（旁观者）在场会影响助人行为，甚至只是相信有旁观者在场，助人行为就会受到影响。可见，其他旁观者的在场会导致我们不太可能提供帮助。其中，社会影响表现为人们会通过观察他人的反应来决定如何解释情境（所以，如果其他人不帮忙，你也可能不会帮忙）；评价恐惧指的是人们害怕受到他人的负性评价；责任分散则是指我们可以和在场的其他人共同分担责任，由此每个人所承担的责任就小了。研究者论述到前人研究是有其局限性的，因为那些研究的情境对旁观者和受害者而言都没有太大的潜在危险（而现实生活的情境却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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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事件中的旁观者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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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少量的研究把被试置于危险和暴力的紧急事件中来考察旁观者效应（Harari et al., 1985; Schwartz & Gottlieb, 1976）。这种情况意味着助人行为的代价很高（对旁观者而言存在危险）。但如果不给予帮助，付出的代价也很高（对受害者而言有危险）。例如……在哈拉里等人（Harari et al.， 1985）的研究中……实验者在自然环境中模拟了一个强奸的情境。总体上……当被试面临危急事件时，与独自一人时相比，被试在旁观者条件下可能更多地帮助受害人。因此，此类危急事件可能会减弱旁观者效应。但我们无法就此断言，危急事件中可感知的危险是旁观者效应出现的关键性调节变量，因为这些研究都没有设置控制组（控制组中旁观者和受害人面临的潜在危险较低）。本研究试图克服之前旁观者干预研究的这一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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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危急事件看起来会减弱旁观者效应？我们假定危急事件会被更明确地识别为真正的紧急情况，从而使拒绝帮助的行为产生更大的代价。由此，唤醒了旁观者更高的共情，并最终引发了更多的助人行为：这与旁观者是一个人还是和其他旁观者在一起无关……该理论预示了在危急情境中（即，不管是对旁观者还是受害者而言，拒绝帮助的代价都很高），更有可能产生共情，因此助人行为的发生概率也提高了，这与旁观者是否是一个人无关。当前的研究想要直接检验这一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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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的这个部分指出，一些研究已经就高度的潜在危险进行了探索。这些研究发现，较高的危险会减弱旁观者效应（即他人的在场不会影响个体提供帮助的行为）。但这些研究存在一个问题：他们只设置了高潜在危险条件，而没有设置控制条件（见第2章和术语表）。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研究很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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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唤醒指的是对他人的不幸进行共情，而产生了唤醒体验（对他人身处困境的认识）。这些研究使用了“孤立”条件和“旁观者”条件。前者只有被试一个目击者，后者还有其他人在场参与目击。研究假设是，随着危险的增加，会产生更高程度的共情，无论旁观者是否在场，共情的唤醒都会增加助人行为。在检验危险程度和旁观者在场的影响的同时，费舍尔等人（2006）还检验了“唤醒：代价—回报模型”的成分。为使本章简洁，这里不赘述他们对该模型的检验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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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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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试处于某一紧急情境中，该情境的潜在危险对受害者和旁观者而言大小不一。旁观者（被试）可能独自一人，也可能和另一个消极的旁观者在一起。后者实际为实验者的助手，他按照要求表现出注意到了紧急事件但却漠不关心。主试告知被试他们的任务是评价一对男女之间的交流状况。期间，男方突然开始口头攻击和抓扯女方。我们通过改变男演员的身材来操纵紧急事件的潜在危险程度，矮小的男性代表低危险，高大的男性代表高危险。我们假设经典的旁观者效应会出现在低危险条件中，而不会出现在高危险条件中。这与“唤醒：代价—回报模型”的假设一致……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第一次比较了以下两种情况中的干预频率：对助人者和潜在受害者，分别存在预期的高危急情况和低危急情况；已有研究没有用相同的实验设计系统地操纵这一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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