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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光谱（20周年纪念版） 第8章 伟大的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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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就在弗洛伊德周围聚集起一群追随者和研究者的同时，他也开始陷入理论的困境，这些难题导致许多学生最终选择离开这位大师，从阿德勒开始，最后是荣格。造成这些人叛变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最突出，即使当今也是蔚然成风，即认为在个体人格的形成过程中，演进的基础应该是社会环境，而不是弗洛伊德认为的纯粹的生物力量。起始者是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奥托·兰克，继而是苏利文、卡伦·霍妮和艾瑞克·弗洛姆，这些心理治疗师们越来越关注人格塑造中所呈现出的社会因素。以阿德勒为例，他认为了解个体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他在社会中的人生目标，而不是他的幼儿时期（弗洛伊德学说认为的）；而兰克则强调社会关系在情感压力病因学方面的作用；苏利文更进一步提出了“人际关系治疗”理论，主张成长的过程其实就是变为社会化的过程；弗洛姆详细说明了心灵伪装和社会结构之间广泛的相互关系。此外，在社会现象学、家庭治疗、人际关系心理分析及其他相关领域中，研究的兴趣近年来也得到了扩展。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对意识光谱中所谓生物社会带的关注在日益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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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简要探究一下这些研究者就生物社会带发表的见解。既然我们在此阶段关切的是“治疗方法”，我们将详述在生物社会带会“发生什么病变”，但切勿将此误解为对生物社会带的卢梭式控诉。实际上，每个文明、文化、社会和个人的存在都密切而直接地依赖于生物社会带，这一事实已毋庸置疑。我们必须探索的不是生物社会带是否存在，而是对其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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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生物社会带就位于存在阶层之上，我们也可以说它代表了存在阶层的上限。就这点而论，生物社会带最显著的二元对立就是生与死（或过去与未来）以及自我与他人（或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对立。因此我们才感觉自己在根本上是存在于时空中的单独生命体。生物社会带的研究者因此很关注这些因素，它们某些是生物学上的，但大多数是社会学的。研究者因素塑造了基本的存在意识。研究者关注的还有那些在自我与他人之间，两者或多人之间，个人与环境之间产生相互影响的因素。在自我阶层，我们关注“我”，而在生物社会带，我们关注“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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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个领域不容我们忽视，因为社会因素深刻地影响着个体体验现实世界及随后体验自我的方式，这些因素包括语言结构、社会价值体系、沟通的内在潜规则等。简言之，即个体受社会赋予他的解释和转换现实的映射所影响。个体对这些映射的处置属于自我阶层，但映射本身却无疑是生物社会带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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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此类符号性映射构成了生物社会带，所以生物社会带就是所有这些普遍存在的社会惯例，比如某一文化特有的语言结构及句法、逻辑、法律及盛行的道德标准；基本的宗教见解、家庭结构及强有力的禁忌；目标、沟通的规则、策略及有关现实的常识性假设；意义的概念、价值、自我价值及影响力。总而言之，就是用于分别某种社会的所有那些符号性关系，而且该社会的成员所具有的美德也使任何个体或多或少地将其内化。因此，生物社会带也标志了符号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在人类意识中大规模地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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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深深根植的符号性映射虽然各不相同，但它们基本上都具有相同的用途，即将个体先前的意识塑造成对于他所处的社会来说可以接受的、有意义的、约定俗成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开始意识到，是这些观念塑造了个体的觉知！实际上，个体学着将现实编辑并解释为与他人共享的社会术语。显然，如果个体想要和周围的一切进行沟通，那么他必须学会将自己的体验转换为在社会中有意义的单元。事实上，这也是某个社会（文化、子文化、群体或家庭）中“成员”的意义所在，因为一个人只有成功地将映射内化，或构成社会的符号关系集合时，才能成为该社会的成员。简单地说，当社会“融入”一个人时，他才算是处于该社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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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光谱的生物社会带，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存在或人马座意识的社会化到底指什么。也就是说，通过符号化映射将体验和现实转换为社会认可的形式。简而言之，指的就是学习如何按照他人认可的方式去看待世界并对其做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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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事件之中，这种对现实的惯例化使学习如何在符号与其象征物之间，世界与我们的描述之间进行可行的一对一社交关联显得很有必要。例如，在最简单的阶层，我们必须学会将特定的“对象”与社会用于代表该对象的约定俗成的相应词汇联系起来。让我们举个例子，当我要“一杯水”时，你明白我要的是一种容器中装着的无色无味、透明的液体，我们心照不宣地同意用“wt-er”的发音来代表它。这样，通过此类语言游戏,我们最终掌握了数量惊人的关联，从而可以以大家彼此都理解的共有方式来觉知世界并做出反应。毕竟，如果我的是要一杯水，而你给我拿一斤糖，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交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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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关联的过程，我们学会了掌握从根本上讲没有意义的振动或振动集，比如“wt-er”的发音振动，并赋予它社交上的意义。对于“wt-er“这个声音本身而言，它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仅仅指它自己，从本质上讲它不指什么具体的事物。简单地讲，它只是一个噪音，一个声音振动；就它本身而言它将像“thorgle”、“whiplittle”或“hinderthrumptie”等没有意义的发音一样毫无意义。如果你对此还不能明了，那么请快速重复“水”（water）这个英文单词30秒，这样你即能将其从所有关联中剥离出来，并将之还原为本质上没有意义的振动。然而，我们通过同意让它代表“真正的”水，从而为这个中性的振动“wt-er”赋予了一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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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注意到“真正的”水本身同样也是另一种无意义振动或振动组。我们分别将这些振动称作“湿的”、“清澈的”、“凉爽的”或其他类似的，但就它们自身而言，这些振动是没有意义的，它们不指向任何事物、不表明任何事物、没有任何含义，它们只表示它们自己。于是我们发现，“真正的”水本身就像“wt-er”的发音一样没有意义。所以，在为“wt-er”这一声音分配意义时，我们实际上不过是同意把一个无意义的振动指向另一个无意义的振动。那么，在这个简单的层面上，指向的动作建立了意义。换句话说，我们将无意义的振动转换为有意义的符号，具体方法就是在所体验到的各个振动之间进行可行的一对一社交关联。也可以说，当我们照惯例同意让某个振动指向它自身之外的另一个振动时，它即获得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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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指向的振动通常被称为符号，而被指向的振动则是它的意义。于是，如果我问你符号“树”的含义是什么时，你就会把我领到户外指一棵树给我看，并解释道这就是我们都认可称作“树”的对象。正是通过这种被演绎得无限错综复杂的关联过程，我们的经验和现实才最终得以社会化和符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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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更为详细地注意一下，什么是这一符号化过程所必需的。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个人体验到了振动，比如“wt-er”这个声音，只有大家同意将其指向它之外的另一个所体验到的振动时才能呈现出意义，即“真实之物”，比如水这一物质。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两个振动是同样完整的经验，所以在意义建立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将连贯的经验断为两个片段，然后让其中的一个指向另一个。这样，经验的完整性必须被割裂、切断和肢解。毕竟，如果某个事物具有了含义或意义，也就是说，如果它指向了自己之外，那么也必须将宇宙至少割裂为两个片段：一个用于指向，另一个用于被指向，即指向者与被指向者的对立！难道这不是宇宙从自我分开，随后又背叛自我的又一明证吗？为了使我的生活有意义，就需要将我的经验和现实深深地片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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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真实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它不指向任何事物，因为它之外再无可指之物！真实的世界是无意义的、无法指向的。正如维根斯坦所说：“世界上的每一种事物都是其本然的样子，并按其本然的方式运作着。它本身没有价值，如果有，它也就毫无用处了。”当然，这乍听起来很令人吃惊，因为我们已习惯于将无意义与虚幻或病态、荒谬等关联在一起，但这不过是反映了我们不再用被告诉的方法诠释和评估体验时的暂时恐慌。但是，当我们说现实的世界无意义、无指向或无价值时，我们不是指这个世界是低能的、混乱的、荒唐的，这些表达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只不过是负面的而已。相反，我们的意思是现实的世界无法指向任何事物，而且也不能被指向，这样我们就深刻地超越了意义和评价，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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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实的世界是无意义的、无价值的。它自身就是终点，没有目的或目标、未来或结果、意义或价值。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舞蹈，有的只是当下。这正是佛陀用术语“真如”表达的洞见，世界以其“本然”或“如是”的方式存在着。爱克哈特将之称作“在”，老子称其为“自然”，印度教称之为“霎哈嘉”（saluija），柯日布斯基说得更到位，他将之称为“无法言说”。对于真实的世界、道的世界而言，因为它不存在任何概念、符号和映射，因此也一定不存在任何含义、价值和意义。正因为这一点，真如实际上是绝对、空、心灵的别称。我们必须记住，我们说真相中不存在概念时，我们指的不是实际上所有的概念都消失了，而是指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并未按我们天真的想法映射真相，因此它们也不具有我们想当然认为它们具有的意义。我们可以略微笨拙地说，真实的世界是纯净的，是没有对立的王国，其中的所有事件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它们无法指向任何事，所以也就不具有任何意义。或者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它们指向所有事物，所以没有任何意义。它们以本然的方式，“自然”地存在着。它们不提及任何事物。我们说“树”这个字的意义就是真实的树本身时，那么这棵真实的树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它又指向何处呢？有人问一位禅宗大师佛教的本质是什么时，他只是说：“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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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的观念和概念同样是这一非对立国度中的各个方面，在它们的本然中，它们同样从本质上不表示任何事物。它们将天空中的云朵一般显现于我们的脑海。所以，我们强迫自然的某一方面，即我们称为观念的那些，去代表其他方面，比如“事物和事件”，这不奇怪吗？实际上，这就像用花代表高山，或者说鱼的含义就是兔子一样。事实上，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论点，即使它不是结论性的，也是很杰出的，那就是制造意义和价值一事正是所有基本问题，即逻辑上的和心理上的唯一源头。莎士比亚说过：“事本无好坏，思想使其然也。”禅宗三祖僧璨曾说：“违顺相争，是为心病。”生命本无问题，因为从本质上讲没有什么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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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通过纯粹本然的国度建立起意义，方法就是将其片段化。因为有意义就是有所指向，有所指向就意味着分裂、二分，这正是符合化的工作所在！界限一划出，就足以创造出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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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有此类社会映射的本质和功能，即通过对存在进行二分来建立意义、指向者和价值。别忘了，映射是指向别的事物的事物，只有借助指示和指向的力量，此事才具有意义。但是，我们会同时意识到这种二分不但存在于指示者和被指示者之间，也存在于施动者与动作、因与果、前与后、善与恶、真与假、内与外、对立物与其反面之间并形成对比。反过来，它们也是和我们的语言、逻辑、禁忌及其他社会映射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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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就意味着，意义、符号和映射都是认为世界是破碎的这一错觉中的一个碎片。所以，通过将各个社会映射的内在化，我们最终被说服，相信了真实的世界实际上是以支离破碎的片段集合的形式存在的，其中的某些片段因为指向了其他片段而具有意义！但世界之所以显得如此支离破碎，正是因为那些片段成了我们用于理解世界的术语。我们接近世界的方式就是将其切割成碎片，然后急切地得出结论，这就是世界一直以来的存在方式。以一种非常现实的方式，我们的社会观念成为了个体的感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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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游戏的此阶段，我们几乎完全将映射与真实的领域相混淆，因而彻底超出了映射的有用范围。我们的映射是虚幻的，它所具有的真实性就像把地球划分为经纬线，或是将一天分割成小时和分钟一样，但社会幻觉却难以消除。虽然它们也有用处，但如果把它们错当成事实，数不清的混乱将随之而来。1752年，英国政府重新排定的标准日历，把9月2日改为9月14日，结果国会议事厅威斯敏斯特前挤满了抗议的人群，人们为自己生命中被夺去了11天而惶恐不已！类似的，在美国有些地方，每年都实行夏时制，这时会有很多女人冲到市政厅，为自己的秋海棠少了一小时的阳光而义愤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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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幻觉也许容易看穿，但许多其他的幻觉，比如生与死的分离及客观世界“彼处”的存在，却很难识破。原因是我们已被出于好意却同样被洗脑的父母和同辈人彻底洗脑了，其结果就是错把对世界的描述当成以本然空性存在的世界。这不正是印第安巫师唐望的教诲本质吗？正如卡斯塔尼达（Castenada）所说的那样：对于巫师而言，我们所知道的真相或世界不过是一种描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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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这一假定生效，唐望努力引导我确信，我脑海中周遭世界的形象不过是对世界的描述而已；我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一直被灌输着这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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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每个接触孩子的人都是一个说教者，不断地向其描述着世界，直到那个孩子能按照描述的样子认知世界才罢手。按唐望的话讲，我们已记不得那凶险的一刻，因为我们中已没有人具有将之与其他别的事物相比较的参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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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唐望而言，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的真实性是由无穷无尽的觉知诠释流构成的，我们作为具有特定成员身份的个体已学会了使其成为大家共有的。一旦我们接受世界的社会描述作为真相，我们想觉知真相的任何其他方面就变得难上加难。我们的眼睛胶着于映射，而自己并不知晓。因此，就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社会映射从根本上把个体的觉知塑造成对于社会有意义的约定俗成的单元；而具有灾难性的是，体验和现实的所有方面中与这个普世的社会模型不一致的部分都被筛选出意识之外。也就是说，它们被压抑了其语言、逻辑、伦理和法律，它们被迫变得无意识了，这不仅针对某个个体，更是包括特定社会的所有成员，因为他们都认同了该社会对世界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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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一点，尽管生物社会带的功能为数众多，但按弗洛姆的话讲，其主要功能是真相的过滤器，对存在和人马座意识的主要镇压者。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解释道：“选择性筛选觉知数据，就等于承认了某些事过滤掉了其他事，这样通过一组文化模式觉知筛选而感知到的经验就与通过另一组筛选而得到的经验截然不同。”揭露得更为清楚的是精神分析学家莱恩，他评论道：“如果我们的希望、感觉、欲望、愿望、恐惧、觉知、想象、记忆、梦想……不符合法律的话，它们将被判为不合法并被驱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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