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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丸素决定你的好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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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承认我父亲就是一个竞争心强的人。他生在得克萨斯州一个贫穷的家庭,东西从来就没有够用的时候,而他是家里三个男孩中最小的一个。他恨两个哥哥,很早就离开了家,很少跟他们联系,也没有参加他们的葬礼。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心中一直燃烧着一个渴望,那就是尽可能远离自己的家。这对他的职业发展很有好处,他决心证明自己的优秀。如果他遇到自己喜欢但不如他成功的人,他就会表现出藐视。因为吸引他的人是比他更成功的人,他那相对而言的失败感阻碍了他的所有的友谊。他是一个精明的谈判者,但对何时应该停止的判断力很差,他擅长达成目标,却有些胜之不武。他曾经雄心勃勃地在石油公司和州政府之间谈成了复杂的合同,不过他告诉我,不要追求一个可行的交易,而是要彻底地击垮竞争对手。或许对于他的雇主总想让他退休这件事,他是唯一一个感到吃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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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的争强好胜让他成为一个盛气凌人的人。这对我的职业生涯大有助益,因为我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像他这样的人:很有天赋,但目中无人。这种经历并不是某个行业特有的,这种人物在传媒业就跟在软件开发、风险投资和咨询行业一样随处可见。没有人愿意选择这样的老板,大多数员工一有机会就会走人。我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不少这种性格的人,因而学会了巧妙应对的办法,我擅长避免对抗,有技巧地顺从,但也深深地感到无奈。这些人恃才傲物,相比于建立持久的人际关系,他们更渴望胜利。我爱我的父亲,但我看到他陷入困境,受到孤立和排挤,而他对此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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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许多竞争心超强的人一样,他也有吸引力,甚至魄力超凡。竞争的能量和动力是充满活力和迷人的,但就像海妖的歌声引诱着其他毫无察觉的人,一旦撞到人际关系的岩石上注定会失败一样。因此,竞争心超强的人取得的成就常常是一时的,而且代价很高,表现为关系受损、机会错失和失去联系。因为我们认为有些成就高的人属于这一类,也就简单地推测竞争心超强的人总能成功,认为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但是,我们应当警惕这种偏见,这个世界并不会为竞争心超强的人唱赞歌,驱动他们的力量也会摧毁他们。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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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很特别,他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位有才气的实习生,是牛津大学的双科优等生,我称呼他为蒂姆(Tim)。蒂姆的哥哥也是牛津大学的双科优等生,但进入了金融行业。我被要求监管蒂姆第一部电影的制作,这让我感到有些困难,因为他向我清楚地表明不需要帮助。他对自己被安排为实习生很生气,虽然他很快就被接纳为同事,他需要证明自己,这种想法让他成为一个难以应付的伙伴。他分到了一个极好的拍摄主题,正如当时电视行业通常的做法一样,他还分到了一大群获过奖的电影技师,蒂姆没有理由不成功。然而,他粗剪出来的节目简直是一塌糊涂。后来,电影剪辑师解释了其中的奥妙。根据职员制作节目时的录音,显然蒂姆没有听任何人的意见和建议,反而十分坚持按照他要求的去做。最后,经验丰富的剧组人员不再出手相助,而是顺从他的每一个指令。他们停止合作,开始服从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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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重新拍摄和重新剪辑之后,我尝试跟蒂姆解释问题出在哪里。他礼貌地听我讲,然后提出异议。他说他没有涉足过电视,没学过怎么做。许多年以后,我再次遇到了他。他仍然在影视行业工作,从一家公司换到另一家公司,每家公司最初都被他的才华所吸引,每家公司最后都认定跟他共事的成本会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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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竞争,基本上是反社会的。然而,人们在竞争心强烈的人身上观察到了显而易见的成功,受此鼓励,许多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此类人的动力与高产和高成就联系到了一起。他们争论道:只要一个人有一颗决心要赢的心,经济增长将会飙升,巨大的人类潜力就会得到释放。有些父母会像我祖父母一样有意增强孩子的竞争意识,希望这会让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坚强起来。戴维(David)和艾达·艾森豪威尔(Ida Eisenhower)就是这样养育他们的孩子的,老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 Sr.)也一样,他说过一句远近闻名的话,那就是他希望自己家中不要出现失败者。“生活就是战斗,”一对父母跟我解释说,“我的孩子越早学会取胜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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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渴望其他人失败的感觉很自然,而跟其他人愉快合作的能力却相反呢?或许由竞争心超强的人引起的戏剧性效果和刺激要比亲社会的行为让人感觉更真实、自然和可信。这是对自然选择的低级误解,但是,这种误解并不只与超级竞争、高成本和反社会的倾向有关,比如恃强凌弱、自恋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而是它不会与更高水平的成功联系在一起。为了能赢而变得道德败坏,并不能保证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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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人的竞争心超强而其他人则不会如此呢?在生物学家看来,主要的怀疑对象是在子宫中、青春期和成人时的睾丸素,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睾丸素水平在大脑发育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到成年时,我们每个人体内都已经有了一个基本水平的睾丸素,终其一生它会保持十分稳定的状态。人们发现,睾丸素水平较高的男人不太可能结婚,而是更可能离婚,并且不太可能接受更高的教育或赚到更多的收入。睾丸素有时与攻击行为有关,于是人们认为较高水平的睾丸素可能与对权势更高的需求相关。但是,大量针对此课题的研究未能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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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竞争表现出来的某些细节引起了某些人的兴趣。当被人挑战时,男人的睾丸素水平会上升,如果他赢了,睾丸素水平会再次上升,如果他输了,睾丸素水平会下降。也许它产生了一个激素反馈回路,那些需要权势的人会得到它,因此,就会更有可能也更加能够继续需求权势。女性则不同,在遇到挑战时,她们的睾丸素水平并不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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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关睾丸素最惊人的事实是,它与判断能力差和情商差存在关联。在由著名的孤独症专家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监督进行的一个实验中,睾丸素被注射给女性,当时要求她们参与一个测试,即测量她们察言观色的能力,不出研究小组所料,睾丸素削弱了女性推断意图、情绪和其他心理状态的能力。进一步证实睾丸素水平高反而会对女性的社交智商产生消极影响。其他监控自然循环睾丸素的实验同样发现它会阻止移情作用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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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引起人们兴趣的是观察睾丸素和合作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英国研究者尼古拉斯·赖特(Nicholas Wright)及其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志愿者被分成几组,有的组口服了睾丸素,而其他组得到的则是安慰剂。要求每个人结成对子工作,观看一个屏幕,期待目标出现的那一时刻。首先,每个参与者必须独立做出决定,然后,他们必须合作做出决定。研究人员非常肯定的是,协同决策更为准确,事实也是如此。但是,他们真正想解答的问题是:睾丸素是提高了合作的质量,还是降低了合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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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他们发现睾丸素使得伙伴的合作能力大为降低。这一影响主要被归因于“自我中心偏差”:每个参与者更可能高估自己的意见,并且轻视伙伴的意见。从效果上看,睾丸素水平的提升使得参与者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更不可能与其他人共事,其结果就是他们无法从合作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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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出睾丸素和激烈竞争之间存在联系,但我们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有些人的睾丸素水平会更高。这一差异说明了问题,但还不能完全解释实验之外的行为和真实生活的复杂性。我们不会也不希望看到有一天激素测试用到了面试或招聘之中。虽然有其复杂性,但有一件事情在科学上是清楚的,那就是单纯的生物学不可能对社会和心理过程的复杂互动作出充分的解释。不管是出生之前还是出生之后,激素水平本身无法解释个性,甚至最相信神经化学的研究人员也不再讨论父母依恋和环境的重要性。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简直是太多了,有几百个之多。气质、先前存在的行为、社会支持和文化等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结果,而我们的研究一次只能确定几个要素。同一个家庭抚养长大的同卵双胞胎会发育出不同的免疫系统,这一事实证明了所有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因素是经历,即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和我们做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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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脑的神经连接关键取决于我们一生的经历,但我们都明白,大部分的基础其实在幼年就已经打下了。一个实验对此进行了最生动的描述,实验中有一只小猫,它的眼睛被缝合上,这样在它出生头3个月里就是闭着眼的。这并非是故意的虐待行为,其目的是查明负责视觉认知的那部分大脑会如何发育。结果是惊人的:负责视觉的脑区没有发育。从大脑扫描成像中可以识别出清晰而且轮廓分明的差异,即大块的黑色斑点,表明这一脑区的神经回路没有发育。更重要的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小猫的大脑不会再改变。早年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已经固化了。这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实验既证明了大脑具有可塑性,也证明了经历对大脑的“雕刻”所达到的精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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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一研究,神经科学家揭示出人类大脑的关键路径在哪个发育阶段形成。可以明确的是,不被使用的连接就会相继死去(如那只小猫的),而得到大量刺激的连接就会结合在一起。神经精神病学家艾伦·萧尔(Allan Schore)将其描述为一种“使用或失去的情境。同时激发的细胞会同时连接。不同时激发的细胞则会同时死亡”。从其研究中,萧尔得出的其中一个结论是:过多的焦虑会抑制细胞的发育,经历并解决冲突则让我们培育出合作所需的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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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架是学习合作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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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一个学习的环境,我们从家人那里学会揣度他人的思想。家庭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让孩子们表现出竞争性的感觉,并以此了解冲突。家庭的重要作用并非减少争论和消极情绪,而是使之成为一个安全的场所,在这里大家能够接受挑战、获得理解,并用亲人间永不言弃的爱化解矛盾。这就是家庭晚餐的目的:不只是食物争抢的战场,还是从热情辩论的互谅互让和激烈交锋中学习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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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齐基尔·伊曼纽尔(Ezekiel Emanuel)目前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学伦理学家,他写了一本书讲述自己与弟弟拉姆(Rahm)和阿里(Ari)成长的故事,拉姆后来成为奥巴马总统的幕僚长,而阿里则是好莱坞的经纪人,据说是美国电视剧《明星伙伴》(Entourage)中的阿里·戈尔德(Ari Gold)一角的原型。在这个三兄弟之家的餐桌上,大家会热情、可靠地交流和诚实地争论,并且互相尊重。他们的争论有规则,即不残酷、无偏见、不犯傻,但可以骂人。伊曼纽尔描写的是许多兄弟姐妹共同的感受,他们回顾过去,称儿时的竞争对他们的社交能力、情感发育以及最终的育儿技巧影响颇深。家庭是他们首先体验到憎恨的地方,但也是他们学会如何处理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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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不仅对大脑的发育至关重要,对情绪和社交的学习也很重要。儿童需要经历冲突,但他们也需要经历寻找解决办法的积极体验:有时会输,有时会赢,但总能历经磨难而生存。许多人认为:小时候的竞争让他们在成年之后更加亲密。然而,竞争欲望强的人从来没有这些体验,因为他们很快就能控制局面,而顺从他们的兄弟姐妹(比如黛安娜·威尔逊)的人也从没有体验过这种感受,因为他们非常擅长如何避免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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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父母的调解技巧是在家庭中锻炼出来的,与家人在一起的尝试证明:即使非常小的孩子在学习如何建设性地和创造性地解决矛盾方面也具有极强的能力。缺乏调解训练的父母倾向于更多地干预和裁断,他们的孩子更好争吵、苛求和自我开脱。在父母接受过调解训练的家庭,争吵更激烈,但孩子们变得更擅长解决问题,并能自行提出更富创造力的解决方案。在这样的家庭中,父母出手帮助,但不预设最终的结果,因为孩子们会学习自行解决,而且他们做得更好。实验证明,儿童通过互相学习和从父母身上学习亲社会技能的能力很强,而亲社会的技能是他们开展合作以及整合不同的利益、需求和观点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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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胞竞争做出的最具创造性的反应是反认同(de-identification),这个词是心理学家弗朗西丝·沙克特(Frances Schachter)新创的。为什么同一个家庭中的儿童,有一半的DNA相同,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这个问题让她很伤脑筋。举个例子说,为什么哈里必须为自己的体育活动失败寻找一个自身之外的辩解,而同样情况下,汤姆则会非常大方地认输呢?在研究了几百对兄弟姐妹之后,沙克特认为兄弟姐妹变得彼此不同是减轻竞争感的一种方式。她看到儿童为了避免争斗而会变得不同,特别是那些性别相同、年龄相近的儿童更为明显,她称之为“兄弟情结”(Cain Complex)。按照沙克特的说法,“反认同”是在维护家庭和谐方面进行的创造性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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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萨洛韦(Frank Sulloway)是一名心理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把兄弟姐妹比作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的达尔文雀,这种雀在进化论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十四种达尔文雀全部产生自同一个原种,大约200万年以前,其祖先就聚集在该岛。因此,达尔文雀成为极好的例子,表明了适应性变化是多么丰富和迅速。萨洛韦认为人类的兄弟姐妹与之类似,通过在家庭环境中学习什么能够引起注意、获得资源和尊重,从而变得越来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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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洛韦写道:“处理同胞竞争的策略和唤起同胞合作的策略属于主要的功能机制,它们可以确保适应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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