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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都在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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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的角度看,科研世界具有体育比赛的结构:将生产力的小差异(比如两周时间)放大成在认可和奖励方面的大差异,从而鼓励激烈的竞争。体育比赛选用竞争性教育体系培养精英,并使他们成为凶猛的竞争者,这些人会这样想:如果他们无法成为超级巨星,那就是输了。根据经济理论,体育比赛会展示出个人最好的一面,迫使他们进入最佳状态,但即便是经济学家现在也承认体育比赛的结果是违背意愿的。依赖合作的活动尤其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比如科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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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两个科学家小组,都在寻找特定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基因。一组在美国,另一组在瑞典。他们竞赛!他们发现有的家庭的几代人都拥有这个基因,但他们遇到一个问题:每个团队规模太小,小到统计学上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两个团队都无法生成足够有意义的数据,他们的竞争让这一领域分成了两部分,哪一部分都无法得到重视。他们都必须自己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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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所描述的反常的现状,维贾伊·库齐罗(Vijay Kuchroo)几乎要笑出声来。塞缪尔·沃瑟斯多姆(Samuel L. Wasserstrom)是哈佛大学神经系统疾病中心的神经学教授,他多次见过这种情况:重大的科研项目,极其聪明的科学家,却被他们的职业竞争所阻碍,并陷入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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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必须分享数据,否则大家都得不到任何有效的东西。”库齐罗对于这种进退维谷的状态惊讶不已,“最后,我的同事大卫·哈夫勒(David Hafler)将他们聚在了一起。他说他应该因此获得诺贝尔奖,不是科学奖,而是和平奖,因为将这些团队聚在一起做事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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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坐在哈佛大学医疗机构庞大而奢华的建筑里时,库齐罗专注地思考着竞争在科研中的作用。现在,他50多岁,头发浓密而花白,跟我20年前遇到他时一样,他仍然对自己的工作充满青春的活力。大家都知道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坚持不懈地反思问题,虽然那可能让他听起来像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但他不是。尽管非常受人喜爱和敬重,但库齐罗个性文雅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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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科学研究听起来太抽象。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很抽象。但它也是非常个人化的。它不是一个产品或一个机构。它是你,是你的名字写在纸上,是你的研究。很多科学家把它看成是个人的事情,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证明你错了,你会自杀。它非常、非常个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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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齐罗承认这种对工作的高度认同有它的好处,但最近他更关心它引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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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的问题是件难事,研究的功劳该归谁?每个人都想要名誉,那会让人鹤立鸡群,变得很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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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齐罗并不只是在谈自己。对于一位搞学术研究的科学家来讲,声望是进步的体现。研究成果必须发表,以获得认可。每篇已发表的文章都会被添加到科学家的专业简历中,被其他科学家引用的次数表明作者对该领域所做贡献的重要性。专业期刊台阶陡峭的啄序决定了声望:在《自然》或《科学》这种影响力很高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可以让一位科学家成名。惯常的做法是,大多数科技论文会署名多位作者,第一作者做的工作最多,最后一位作者常常是赞助人和监管者。但是,论文作者太多会削弱每个人的光彩,所以作者署名权的竞争至关重要,职业生涯就取决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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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10位博士后,有些可能还算不上实验室的骨干。”库齐罗说,“他们提供想法,公开讨论,理应得到荣誉,但情况往往不是这样。那些发现创意并取得真正有意义成果的人才是真正重要的,但中间的作者经常是提出创意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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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齐罗担心这一点,因为如果实验室中的科学家满心想的就是竞争的话,那肯定达不到预期的目标。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就看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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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年前,我曾经有一个实验室,里面都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人,但他们没有共同的目标。组织培养室被搞得乱七八糟,没有人在意!大家互相都不交流。每个人都在努力研究,但他们搞不出任何东西。竞争确实有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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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问题在于每个人都想做宇宙的主宰,甚至是那些明知自己不行的人。库齐罗承认几次励志演讲改变不了什么,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有可能使事情更糟。相反,为了激发创造力,库齐罗采取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办法。他雇用了瑞典卡罗琳斯卡学院的心理学家克斯廷·拉格斯多姆(Kerstin Lagerst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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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贾伊曾告诉他的团队我会来,我们要一起致力于团队开发,”拉格斯多姆回忆说,“我认为,60%的人渴望与我一起工作,20%的人只是好奇这是怎么回事,剩下的20%毫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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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漠不关心,我习惯这一点。但是,无视的行为能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其中一个人认为谈论团队是荒唐的:‘我会搞我的科研,不需要团队。’有些人有其他优先考虑的事情,他们会想:‘为什么要在这事上花时间呢?我太忙了。我的时间宝贵。’有些人好奇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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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格斯多姆告诉我,她与卡罗琳斯卡学院的亲密关系有利于引起这些科学家对她的注意,因为该学院的委员会颁发诺贝尔医学奖。这甚至让她获得了哈佛大学研究人员的尊重。但让拉格斯多姆感触最深的是,不在乎的那些人都是在单干。她觉得房间里“自我”的味道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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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格斯多姆要求这伙人考虑三种动物:狮子、猫头鹰和圣伯纳德犬。她问实验室里人喜欢哪种动物?在为房间里的角落指定一种动物之后,她要求这些科学家走到相应的角落,与他们属于同类动物的同事站在一起。他们会彼此观察,这个角落怎么人多,那个角落怎么人少,此时的她则一直注视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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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有的认为自己是狮子,但其实不是。你把他们分开,他们就可以看到:‘我的上帝,在这一组我们有太多的狮子。我们只有两条狗。这意味着什么?’所有这些猫头鹰都闲站着。每个人都沉思了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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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格斯多姆要求每组人探讨一下他们所选动物的特点,分析其积极的特性和消极的特性,然后向其他人介绍他们的动物。她则始终看着科学家们合作、讨论,同时对这个活动困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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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直谈论动物。就这样过了90分钟之后,他们就成了这些动物。他们认为他们不是在谈论自己,但其实他们就是在谈论自己!在这个房间里,这些动物我们全都有,而且每一种动物都是这个团队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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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科学家们讨论这些动物如何跟彼此相关,会让他们平静下来,并引发合作如何有效的深度对话。但后来拉格斯多姆要求他们填写一份有关他们工作习惯的问卷。突然间,强烈的反差出现了:大家对自己的想象与他们实际做事的方式明显不一致。他们认为自己是领导人或合作者,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却是在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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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众人解散去吃饭时,拉格斯多姆注意到其中有些人打电话给今天没来的同事,告诉他们第二天应该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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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与他们一起过了两天,其间拉格斯多姆帮助这些科学家看清了两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他们在实验室中的行为阻碍了业绩。他们可能想象自己是在协作,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是孤立和不交流的。第二,他们开始明白有效率的工作环境需要这三种动物。她解释说:狮子防护着团队,并让人显露出最好的一面,猫头鹰做了大部分的思考,圣伯纳德犬关心其他人。只有当这三种动物全力以赴时,团队才能取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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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格斯多姆继续说道:“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必须思考如何改进与他人的沟通。每个人都需要得到反馈,如此团队就能变得更好。每个人都需要为此承担责任,不只是领导人的事。”合作就是一起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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