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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底竞争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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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在美国！”唐·韦布（Don Webb）70多岁，个子很高，动作迟缓，话中不无厌恶和痛苦，表明他质疑自己曾经相信的一切。他的单句似乎在问：这是什么样的美国？谁的美国？美国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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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在一个木瓦覆盖的老房子里，过去这里是用来晾烟草的地方。屋子外面，8月的下午阴暗潮湿。韦布是一个可爱而慷慨的人，但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尽管如此，他终生都是一个共和党人，奇怪的是，韦布让人联想到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同样是善良的老男人，说话慢吞吞，连讲粗话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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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布的身高为1.95米，体重超过90千克，早年曾是体育老师和高中橄榄球队的教练。但教师的工资不高，有一天，他来到加拿大的金斯顿（Kinston），听到一些有钱人说：如果还年轻，他们会去养猪。这个想法让韦布动了心，于是他买了12头猪。他养得很好，后来买了越来越多的猪，直到最后他养的猪达到了4000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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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老黑人刘易斯（Lewis）先生招手让我停下。他说：‘如果风朝着我们刮，猪圈的臭味太大，我们再也没法坐在门廊上了。我们没有空调，也不能用窗扇，晚上无法入睡。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小女孩，她也睡不着。你能不能处理一下这些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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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猪制造的废物是人的3~4倍。像周围的农民一样，韦布让猪粪尿排进空地上的垃圾坑，当地人称之为“潟湖”。未经处理的污水大约相当于整个小镇的废水排放量。刘易斯不是唯一抱怨的邻居，韦布说，他们说的话“把他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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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温顿（Winton）的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谈过，”他继续说道，“他们说我应该把一些发酵粉撒到粪池里，再用10马力的船搅动。我那样做了。我改动引擎，把两个污水池搅拌好了。然后，我把船洗干净，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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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韦布看到他非洲裔美国邻居时，他们都很有礼貌，但仍然不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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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帮一个忙，”他们要求他，“不管你做过什么，别再干了。情况更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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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布当晚回家，仔细想了想他的猪和邻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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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的自我感觉很不好。我很贪婪，把太多的猪放在同一个地方。开始时有12头，最后有了4000头。那些不能搬家也无法卖掉房子的辛勤上班族因为我而郁闷。作为一个体面的美国人，我不能只为自己活着。所以，我关了养猪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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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唐·韦布这样在乎邻居看法的人并不多，其他人不会这样做。大公司挤进了这个市场，集约化养猪场造成的糟糕环境并不少见。1992—1998年，北卡罗来纳州的生猪存栏数量从200万增长到了1000万，仅在这一个州，猪的排泄物就相当于整个加拿大人口产生的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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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肉类生产商迁到了北卡罗来纳州，这里的土地便宜，因为它们属于小农场主，而他们大都是非洲裔美国人，然后麻烦来了。烟草种植减少了，大豆不是很赚钱，屠宰场受肉类加工企业控制，不会让小养殖户加入。许多人把他们的农场便宜地卖给了公司，然后，这些公司完全可以规定种什么、养什么，价格又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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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马丁（Bob Martin）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的一名高级政策顾问，他带领着皮尤委员会（Pew Commission）对工厂化养殖场进行了调查。他向我解释了肉类生产商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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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想法就是做大，大了就能压低成本。这意味着买下所有的养殖场，就能确保其屠宰厂获得稳定的供应。这就是说，要高效，就要变得越来越大。单个屠宰动物的成本太高，所以，他们要求完全标准化。完全就是规模经济：将一切标准化，以尽可能地压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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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的结果是极端的。1950年，美国有300万家养猪场，到2007年，减少到了65640家。生产标准化产品的大公司使得密集动物饲养（CAFO）得以兴起，更通俗的话就是“工厂化饲养”。密集养殖产出的猪、小鸡、火鸡和奶牛遍布美国。欧洲的波兰和罗马尼亚引入了密集养殖，当今世界，50%的猪肉、43%的牛肉、74%的家禽和68%的蛋产自密集养殖。唐·韦布可能对美国热衷于工厂化饲养感到焦虑不安，但美国的做法已经变成了一种全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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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养殖背后的经济前提很简单，那就是压低成本。如果你把足够多的动物放进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只需很少几个人就能照顾它们，而且不需要太多的技术。给它们注射抗生素和激素，这些动物就会快速增肥，5~6个月后，你可以把它们带到屠宰场，然后重新开始新一轮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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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型肉类加工包装企业和生产商，从表面上看，逐底竞争一直非常成功。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肉消费群体，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吃的肉都多，价格也更便宜。1970年，普通美国人每年会拿出收入的4.2%购买88千克肉。2005年，消费量上升到了每人100多千克，而花费则只有原来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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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生猪生产和猪肉加工企业，这是很赚钱的生意。由于控制了大约75%的市场份额，该公司出产的猪肉比其他5个最大生产商的总和还要多，而且通常比股票市场的表现还要好。其他大型肉类生产商珀杜饲养场、泰森、卡梅尔和嘉吉公司都没有上市，所以，很难判断工厂化养殖给它们带来了多大的利润，但它们都是生意兴隆的企业，通过降低成本，生产廉价肉制品，从而大发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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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成本去了哪里？在遇到唐·韦布之前，他的朋友和同事里克·达夫（Rick Dove）用一架塞斯纳公司的172云雀飞机带我参观北卡罗来纳州纽斯河流域的养猪场聚集地。在驾驶员乔·科比（Joe Corby）的引领下，我们不像是在观光，更像是在考察环境保护署（EPA）漏掉的一片景观。达夫是一名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他曾担任纽斯河的水管员，对这片区域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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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河及沿河的漫滩看上去像是南方的田园风光：目之所及，满眼绿色植物，其间散落着几处城镇，来往的交通流量很小。离开新伯尔尼（New Bern），我们飞过一个停满昂贵游艇的漂亮码头，水边有很多奢华的住宅。松散的沟渠蜿蜒流过苍翠茂密的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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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我们向内陆飞去，住宅让位给了长长的金属猪圈，它们坐落在煤渣砌块之上，中间夹杂着一些通风设备。每个猪圈都有多达10000头猪、小鸡或火鸡。它们永远待在圈里，紧紧地挤在一起，只限于在金属格栅之中活动。大多数动物缺乏转身或躺下的空间。他们的饲料混合了抗生素，比如青霉素、四环素、大环内酯类、链阳莓素和其他抗菌药物，既加速增长，又防止感染，以便在这样紧张的条件下加速出栏。对于鸡来说，砷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它所产生的额外效果就是让鸡肉变成了有吸引力的粉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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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圈旁边有两三个地方，长度跟足球场一样，乍看好像是游泳池。只可惜里面填充的东西不是蓝色的，而是暗褐色。这些就是唐·韦布描述的潟湖：黏土衬底的污水坑，充满了动物尿液、粪便、血液和黏液，从猪圈条缝地板上排出来的废物，通过管道流到了露天的开阔地。在潟湖的旁边，旋转式喷头正在喷淋大豆，它们把潟湖中的排泄物吸走，雾化之后喷到农作物上，给它们施肥。据美国农业部估计，工厂化养殖场每年产出约5亿吨这种粪肥，3倍于美国人产生的生活废水。但这种废物没有经过处理，浓度是人产生污水的75倍，是城市污水处理厂流出污水的500倍，它们被直接喷洒到了农作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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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洪泛平原：地下水位高，地上布满小溪，它们全都汇进了河流。我们飞过的空气可能不像看上去那样清洁，猪潟湖中80%的氮以氨的形式散发到了空气中，最终又随着雨水落到地上，散落到农作物及水道和河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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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处理过的动物粪便，再加上从潟湖流出的抗生素、砷和重金属，它们全都渗入自来水水源中，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的风险。这些粪便不仅会杀死水里的鱼，而且会产生乙酸、丁酸、戊酸、硫化氢和氨。粪肥的分解产生至少160种气体，其中氨、硫化氢和甲烷最常见。对长期接触硫化氢的一项研究发现：它会导致身体异常，比如平衡感受损，以及听觉、视觉和记忆的丧失。住在这些养殖场附近的孩子更可能患上哮喘和其他呼吸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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