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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培养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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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奥本海默具有而兰根缺少的优势。奥本海默从小在纽约曼哈顿富人区长大，父亲是成功的服装商，母亲是画家。他的童年经历可以称得上是“协同培养”的典范。一到周末，奥本海默便由专职司机开车接到郊外别墅，暑假他则到欧洲去看祖父，他就读于中央公园西道的民族文化中学——这所学校可能是全美最进步的学校。奥本海默的传记作家这样写道，那里的学生“被教导要以改造未来世界为己任”。当数学老师意识到他上数学课已开始感到乏味，他就给这名学生单独布置适合他水平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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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本海默小时候热衷于收集岩石标本。他12岁时就开始与地质学者研讨中央公园岩石的形成。奥本海默给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最后他被纽约矿物学会邀请做主题演讲。在舍温和伯德的书中，父母对奥本海默兴趣的回应完全可以写入“协同培养”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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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是在成年观众面前演讲，奥本海默就十分紧张，他让父亲向矿物学会一再确认他们邀请的是个12岁男孩。朱利叶斯被逗笑了，他鼓励儿子勇敢地接受荣誉。演讲当天，罗伯特与父母共同出现在现场，父母骄傲地向众人介绍自己的儿子J·罗伯特·奥本海默。当演讲开始，专业地质学家和岩石收集爱好者在震惊之余不禁大笑：因为人们不得不为他找个小木箱垫脚，这样众人才能看到小奥本海默的脸而不只是讲台后面时隐时现的头发。罗伯特虽然羞涩笨拙，但他还是念完了精心准备的讲稿，获得全场听众雷鸣般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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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用质疑奥本海默一生中展示出的完美处理各种挑战的能力了吧。如果你有一位能给你高屋建瓴的指导的父亲，你肯定明白紧要关头为自己谈判的价值；如果你从小在纽约的民族文化中学读书，你就不会因为一帮剑桥教授准备处罚你而束手无策；如果你曾在哈佛大学读物理，你会很容易与曾经在几个街区以外的麻省理工读工程的陆军少校[32]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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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照，兰根在波兹曼的生活贫乏无味，家中还有一个脾气暴躁酗酒成性的继父。“杰克对我们兄弟几个都十分恶劣，”马克说，“所以我们对权威有本能的抵触。”这就是兰根从童年获得的体验：权威靠不住，凡事靠自己。他父母没有在去诊所的路上教他面对医生时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没有教他面对权威时如何争辩，如何协商。他没有学到过“权利”观念，他只明白了什么是强迫。这看上去似乎是小事，但却成为兰根走出波兹曼，走向世界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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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学的时候也没法获得任何经济援助，”马克继续说道，“我们对那些程序一无所知，在这方面甚至可能说是白痴。我们不知道怎么申请——各种表格，支票簿，这些根本不是我们那个世界中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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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兰根生在富裕家庭，如果他的父亲在社会上广积人脉，我敢保证你会多听到一个17岁获得博士头衔的天才少年的传奇，”兰根的弟弟杰夫说，“这一切都是一个人出生环境与文化背景决定的。兰根当年只能百无聊赖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他已经完全理解的东西。如果有人能挖掘兰根的智商潜力，或者他能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人生不会如此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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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优越性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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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曼人”成年以后，特曼将研究对象中的730名男性分成3组。其中表现最突出的150人（约占总数的20%）被特曼分为A组。这些人获得了真正的成功，他们个个都是明星——有律师、医生、工程师和学者。A组中有90%的人大学毕业，而大学毕业的人中又有98%获得硕士或以上学位；表现中等水平的60%的人分为B组，这些人后来的发展也算“令人满意”；剩下的150人编为C组，特曼认为C组的人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智力优势。他们中有的成了邮递员，有的成了会计，有些甚至失业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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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组中有1/3的人从大学辍学，1/4的人只有高中文凭。在C组这150人中——曾几何时被众人视为天才的他们——只有8个人获得了硕士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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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组和C组的区别到底是什么造成的？特曼尝试了各种可能的解释。他考虑了体质和心智健康的差别，考虑了“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差别，考察了他们的业余爱好。他还详细比较了这些人开口说话和学会走路的年龄，以及小学和中学时代的智商变化。最后，他终于发现，两组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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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组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自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这些人的家庭大多是知识分子家庭，很多人家里都有大量藏书。A组中有一半人的父亲具有大学或大学以上文凭。请记住，在那个时代大学文凭是非常稀罕的。而C组人的家庭环境却是另一种情况，有1/3的人的父亲在八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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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特曼拜访了A组和C组的每一个人，专门评估他们的个性与举止。研究结果显示，在“协同培养”原则下长大的孩子和在“自然成长”原则下长大的孩子，行为举止截然不同。A组的学生更加机灵、沉着、衣着得体，富有吸引力。实际上，A组和C组在这4个方面的差异极大，大到让人感觉两组人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人种。这一结果令人惊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父母的帮助下将家族最好一面呈现出来的A组学生，与没有这样做的C组学生存在很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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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曼的结论令人沮丧，因为C组学生原本也是聪明绝顶。他们在五六岁的时候头脑何等聪明，同时又对世界充满强烈的好奇心。他们曾经是真正的“异类”。特曼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处于下层社会的家庭出生的天才少年，最终几乎没有一个仅依靠自己的智力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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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组学生到底缺什么？其实缺的东西并不是什么昂贵的、难于找到的东西，也不是DNA的特殊编码或大脑神经的特殊构造。C组所缺的，是我们只要知道都应该给予他们的东西：一个帮助孩子获得应对社会的经验的社群。C组学生的天赋都被浪费了，但是，事实上他们本不应该沦落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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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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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克里斯托弗·兰根住在密苏里州乡下的一个牧马农场。他几年前结婚后就搬到这里。他已经50多岁，但看上去却还很年轻。他有足球后卫一般健康的体格，胸肌宽厚，肌肉发达。头发一根根梳在脑后。他留着干净整齐的小胡子，戴着一副飞行员眼镜。透过他的目光，你依然能感受到他灼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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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天通常是从煮咖啡开始的。然后我来到电脑前，继续昨晚的工作。”不久前他对我这样说，“我发现，如果我在睡前还有没解决的问题，我会一直想着这些问题直到最后睡着。我经常在第二天想出答案。有时我能梦见答案，醒来时我还能清楚记得。有时候我是感觉到了答案，我就会找张纸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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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在研究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的著作。他的研究涉及许多著作，他总是从图书馆借来这些书。“我总感觉，越接近原著收获越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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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根似乎对现状很满足。他经营着一家农场，平时可以读喜欢的书，还娶到一位好太太。这比他在长岛当保镖时的生活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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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有人比我更聪明，”他继续说，“我从来没遇到和我智力水平相当的人，或者理解能力相当的人。我从未见到过，我想未来也不会见到。我对各种可能持开放态度。如果有人想挑战我——‘哦，我想我比你更聪明’——我愿意接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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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话有自吹自擂之嫌，但其实不是。恰恰相反，他说的话出于一种防备心理。他已经在自己庞杂的思辨研究上花费了10多年，但至今他也没有为其研究结果发表只言片语，更不用说让物理学家、哲学家或数学家评判这些学说的价值了。兰根有一颗万里挑一的脑袋，但他至今没有对这个世界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他没有参加过学术研讨，也不曾在著名学府引领学术研究，他仅仅是生活在密苏里北部的一个牧马农场，整天穿着T恤、牛仔裤，悠闲地坐在自家后院的普通人。他心知肚明这一切多么不合理：这种生活与他的天资丝毫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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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迎合主流出版社的口味，”他坦承道，“四处接洽出版社，找代理，和他们讨价还价……这些我都没做过，因为我对这些没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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