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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练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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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母亲的成功之路——然而这还不是全部，事情的真正原因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如果只把故事讲到这儿，就等于讲比尔·盖茨的故事却没提湖滨学校电脑课，讲亚洲数学天才的故事却不说稻田文明的影响。我母亲的成就得益于她的机遇与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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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也就是在母亲和姨妈4岁那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历史学教授威廉·麦克米伦来牙买加访问。麦克米伦是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学者：在那个时代他就已经意识到南非黑人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了，他在加勒比海地区奔走忙碌，为的是倡导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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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伦关心的诸多社会问题之一就是牙买加的教育体制。姑且把我外祖父在“大仓房”学校从事的教学活动称作牙买加的“正规教育”，这样的正规教育也只持续到孩子们14岁。牙买加没有公立的高中和大学。那些想继续深造的孩子大多跟着学校的校长学习，毕业后运气好的话能进入师范学校；更有抱负的学生则要想办法进私立学校，从那儿考取美国或英国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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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府给这里学生深造的名额十分有限，其费用也不是普通人能负担得起的，且很多都是秘密名额。麦克米伦在一篇论及殖民地状况的著作《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警告》中，火药味十足地抨击英国政府道：“政府提供的从小学到高中的途径过于狭窄，没有任何保障。”他指出学校系统根本无视下等阶层人民的需要。“如果不平等教育制度延续下去，社会矛盾就会不断激化，”倘若政府不给民众接受教育的平等机会，他警告说，整个社会就很可能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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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麦克米伦著作出版后一年，社会动荡席卷加勒比海地区。这场动荡导致特立尼达14人死亡，59人受伤，巴巴多斯14人死亡，47人受伤。在牙买加一系列暴力事件导致国家瘫痪时，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平息暴乱期间，大英帝国政府才想起麦克米伦的提醒。政府终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所有有资质的学生均享有私立高中教育机会的决议，出现在动乱过后的改革措施中。1941年，改革正式实施，我的母亲和她的同胞姐妹在第二年参加奖学金考试。这才是她们姐妹俩在牙买加读高中的真实社会背景；如果她们早出生三四年，她们是无法接受完整的学校教育的。我的母亲拜她的出生时机所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同时她还要感谢1937年的动乱和历史学家麦克米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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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谈到外祖母黛西·纳什的时候，我只说她相貌好看是过于随意和肤浅了。我的外祖母是个干练的女人。事实上，母亲和姨妈能从哈伍德到圣希尔达读书，外婆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的外祖父是个有修养有学识的人，但是他沉溺于书本，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他也想让自己的女儿有出息，但他却没做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努力促成女儿们受更多教育。实现这一切的是外祖母。去圣希尔达是外祖母的主意：当地几个有钱人家的女儿去了圣希尔达，外婆才因此了解什么是好学校。她不允许女儿和当地村子里的孩子为伍，而是请阿奇迪肯·海牧师做老师，教孩子们拉丁文和代数，这些都是中学的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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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孩子的期望是——离开牙买加。”母亲回忆道，“外祖母认为在牙买加我们不能实现自我。所以只要有任何能离开牙买加的机会，她都不会让我们放过。对于外祖母来说，她的理想真是无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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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奖学金考试结果出来的时候，只有我姨妈考中了，而我母亲却没有。这是我在前一节故意省略的内容。我母亲还清楚记得，当时外祖父母站在过道里悄悄谈论。“我们的钱的确不够。”外祖父母的存款只够支付我母亲第一年学费和校服费用，到了第二年怎么办？而他们也不能只送一个女儿去读书。最后还是外婆意志坚决，她坚持把两个女儿都送去上学。最后，真是上帝的奇迹，第一学年期末的时候，学校里有个女孩一人获得两份奖学金，她把其中的一份送给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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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该上大学的时候，姨妈又获得了牙买加“百年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为了纪念牙买加废除奴隶制100年而设立的，每年只有一个名额。为了彰显大英帝国的荣耀，这项奖学金维持100年。奖学金还规定100年内100名获奖者中将各有50名男生和女生，男生女生轮番获奖。也就是，今年是女生获奖，明年就该是男生获奖。我姨妈申请奖学金那年正是“女学生”年。姨妈是幸运的，而母亲则没有这份幸运。母亲接下来面临的就是如何支付英国留学的高昂学费和生活费的问题。姨妈的奖学金刚够支付这笔费用，而这笔钱相当于我外祖父母一年的工资。当时没有什么学生贷款，也没有专为乡村教师提供的贷款信用额度。“假如我问父亲，”我母亲说道，“他会说，‘我们已经没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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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祖母该怎么办？她去了邻村的中国人商店。19世纪的时候，有大量中国移民来到牙买加，并掌控了当地的经济命脉。按牙买加当地的说法，商店不叫“商店”，而叫“中国人商店”。外祖母来到一家中国人商店，找到强森先生借到了这笔钱。没人知道外祖母到底借了多少，反正是一大笔；人们不确切知道强森先生为什么借钱给外祖母，只知道外祖母黛西·纳什美名在外，她从不拖欠欠款，还有就是强森先生的孩子在外祖父母任教的学校上学。当年中国孩子在牙买加常受欺负，经常被当地孩子戏弄。外祖母黛西以善良随和著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给许多中国孩子带来了一片绿洲。而强森先生也许正是想借此了却一桩人情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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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当时告诉我这一切了么？我甚至从来没问过，”母亲回忆道，“所有事情就这样自然而然发生了，我申请大学，然后被录取。我的命运完全是母亲给予的，而我却一直都没有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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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乔依丝·格拉德威尔能够完成大学学业，首先得益于麦克米伦博士，其次是圣希尔达女校分享奖学金的校友，最后是中国人商店的强森先生。当然，所有这一切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拜外祖母黛西·纳什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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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奴为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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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祖母黛西·纳什来自牙买加西北部，她的曾祖父威廉·福特是爱尔兰人。1784年，威廉来到牙买加，买了一片咖啡种植园。不久，他在南部的一个小渔村阿利盖德庞德看上一个西非来的伊博族女奴，威廉买下女奴为妾。不久他们生下一个儿子，起名约翰。用现在的话说，约翰是黑白混血儿，即有色人种。从那时起，威廉家族的后代就融入了牙买加有色人种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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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在美国南部，白人种植园主和奴隶之间组建家庭的事件还非常罕见。白人与黑人的男女关系在道德上是不被允许的。禁止这两个种族通婚的法律直到1967年才被美国高等法院废除。种植园主和女奴公开生活在一起为整个社会所不容，他们的混血子女也依然被视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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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牙买加，情况却不一样。在那些岁月，加勒比海地区是主要的奴隶贸易殖民地。黑人数量是白人数量的10倍之多。适婚年龄的白人女性数量严重不足，因此西印度群岛的绝大多数白人男性都以黑人女孩或棕色人种女孩做情妇。在牙买加有一个英国人农场主，他详细记录了37年间自己睡过的138个女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女奴，而女奴们也并非都是出于自愿。在牙买加的白人把这些混血儿——混乱关系的产物——看成潜在的同盟，他们是白人与岛上数量众多的黑人之间的缓冲带。混血女人以情妇身份为荣，而她们的孩子肤色中的黑色成分更轻，从而在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金字塔上占据更高一层。混血儿很少下地干活，他们在“室内”的工作更为轻松，似乎他们已经成为自由民。有很多白人在立遗嘱的时候也为混血子女留下一份产业；牙买加立法机关曾一度通过立法，规定两千英镑遗产的征税办法。（两千英镑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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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到达西印度群岛，并打算长期定居下来的时候发现，拥有一个管家或情人非常必要，”18世纪的一位观察家写道，“而且选择还是多样的，有黑人，有棕色人种，有黑白混血儿，还有梅斯蒂混血儿[72]。每个女奴可以在市场上以100英镑到150英镑的价格买到……如果女奴给主人生了孩子，孩子的身份就是自由民。假如白人父亲有足够财力的话，很多混血孩子三四岁就被送到英国本土受教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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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外祖母黛西的祖父约翰出生时的社会环境。他已经脱离了黑奴身份，生活在一个奴隶贸易殖民地的国家。他是自由民，并受过良好教育。他娶了一个有欧洲跟牙买加印第安血统的混血女人做妻子，他们育有7个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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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有色人种的社会地位已经提高了很多，”牙买加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说，“到了1826年，他们取得了完全公民权利。事实上，他们的完全公民权利跟当时的犹太人一样。从此他们可以参加选举，做白人可以做的任何事情——他们的新身份与当时牙买加的奴隶制度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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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许多有色人种努力成为技术工匠。请不要忘记，牙买加是蔗糖产地，这与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园完全不同。棉花种植主要是农业劳作，你可以在这里摘棉花，但必须在英国兰开夏郡，或在更北的地方加工棉花；而蔗糖种植则是农业和工业的结合体。你必须在蔗糖产地设厂，因为甘蔗在砍伐后几小时内就开始损失糖分。这样糖产地就必须有大量具备各种技能的工人，如制桶匠，锅炉工以及木匠——当地大量有色人种工人都在从事这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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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的英语精英阶层跟他们美国的同胞不同，他们对政府的大型市政建设不感兴趣，只想尽快赚钱回英国去，没人想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长久待下去。因此，建设新社会的任务——包含着大量机遇——就更多地落在有色族群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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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50年代，首都金斯顿的市长已由有色人种担当，”帕特森继续道，“《拾穗人》报（牙买加的主要报纸）的创办人是有色人种。各个阶层都有有色人种，从很早以前他们就占据了职员阶层的主体地位。白种人只涉及商业和种植园业。医生与律师由有色人种担当，学校也由有色人种管理。首都金斯顿的大主教是个典型的棕色人种。他们不是经济支柱，但却是文化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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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20世纪50年代早期牙买加两类职业——律师与国会议员——的统计数据，表格按肤色划分。其中“白种和浅肤色”指白种人或有祖先是黑种人但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来有其遗传特征的人；“橄榄色”人种较上一种肤色深；“浅棕色”又比“橄榄色”更重（这两种肤色的差别在牙买加人口中较为明显）。还有一点请注意，在20世纪50年代，“黑种”人占整个牙买加总人口的80%，是其他有色人种总和的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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