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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奴为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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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祖母黛西·纳什来自牙买加西北部，她的曾祖父威廉·福特是爱尔兰人。1784年，威廉来到牙买加，买了一片咖啡种植园。不久，他在南部的一个小渔村阿利盖德庞德看上一个西非来的伊博族女奴，威廉买下女奴为妾。不久他们生下一个儿子，起名约翰。用现在的话说，约翰是黑白混血儿，即有色人种。从那时起，威廉家族的后代就融入了牙买加有色人种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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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在美国南部，白人种植园主和奴隶之间组建家庭的事件还非常罕见。白人与黑人的男女关系在道德上是不被允许的。禁止这两个种族通婚的法律直到1967年才被美国高等法院废除。种植园主和女奴公开生活在一起为整个社会所不容，他们的混血子女也依然被视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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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牙买加，情况却不一样。在那些岁月，加勒比海地区是主要的奴隶贸易殖民地。黑人数量是白人数量的10倍之多。适婚年龄的白人女性数量严重不足，因此西印度群岛的绝大多数白人男性都以黑人女孩或棕色人种女孩做情妇。在牙买加有一个英国人农场主，他详细记录了37年间自己睡过的138个女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女奴，而女奴们也并非都是出于自愿。在牙买加的白人把这些混血儿——混乱关系的产物——看成潜在的同盟，他们是白人与岛上数量众多的黑人之间的缓冲带。混血女人以情妇身份为荣，而她们的孩子肤色中的黑色成分更轻，从而在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金字塔上占据更高一层。混血儿很少下地干活，他们在“室内”的工作更为轻松，似乎他们已经成为自由民。有很多白人在立遗嘱的时候也为混血子女留下一份产业；牙买加立法机关曾一度通过立法，规定两千英镑遗产的征税办法。（两千英镑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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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到达西印度群岛，并打算长期定居下来的时候发现，拥有一个管家或情人非常必要，”18世纪的一位观察家写道，“而且选择还是多样的，有黑人，有棕色人种，有黑白混血儿，还有梅斯蒂混血儿[72]。每个女奴可以在市场上以100英镑到150英镑的价格买到……如果女奴给主人生了孩子，孩子的身份就是自由民。假如白人父亲有足够财力的话，很多混血孩子三四岁就被送到英国本土受教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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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外祖母黛西的祖父约翰出生时的社会环境。他已经脱离了黑奴身份，生活在一个奴隶贸易殖民地的国家。他是自由民，并受过良好教育。他娶了一个有欧洲跟牙买加印第安血统的混血女人做妻子，他们育有7个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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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有色人种的社会地位已经提高了很多，”牙买加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说，“到了1826年，他们取得了完全公民权利。事实上，他们的完全公民权利跟当时的犹太人一样。从此他们可以参加选举，做白人可以做的任何事情——他们的新身份与当时牙买加的奴隶制度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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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许多有色人种努力成为技术工匠。请不要忘记，牙买加是蔗糖产地，这与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园完全不同。棉花种植主要是农业劳作，你可以在这里摘棉花，但必须在英国兰开夏郡，或在更北的地方加工棉花；而蔗糖种植则是农业和工业的结合体。你必须在蔗糖产地设厂，因为甘蔗在砍伐后几小时内就开始损失糖分。这样糖产地就必须有大量具备各种技能的工人，如制桶匠，锅炉工以及木匠——当地大量有色人种工人都在从事这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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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的英语精英阶层跟他们美国的同胞不同，他们对政府的大型市政建设不感兴趣，只想尽快赚钱回英国去，没人想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长久待下去。因此，建设新社会的任务——包含着大量机遇——就更多地落在有色族群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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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50年代，首都金斯顿的市长已由有色人种担当，”帕特森继续道，“《拾穗人》报（牙买加的主要报纸）的创办人是有色人种。各个阶层都有有色人种，从很早以前他们就占据了职员阶层的主体地位。白种人只涉及商业和种植园业。医生与律师由有色人种担当，学校也由有色人种管理。首都金斯顿的大主教是个典型的棕色人种。他们不是经济支柱，但却是文化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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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20世纪50年代早期牙买加两类职业——律师与国会议员——的统计数据，表格按肤色划分。其中“白种和浅肤色”指白种人或有祖先是黑种人但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来有其遗传特征的人；“橄榄色”人种较上一种肤色深；“浅棕色”又比“橄榄色”更重（这两种肤色的差别在牙买加人口中较为明显）。还有一点请注意，在20世纪50年代，“黑种”人占整个牙买加总人口的80%，是其他有色人种总和的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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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色 律师（百分比） 国会议员（百分比） 华裔 3.1 —— 印度裔 —— —— 犹太裔 7.1 —— 叙利亚裔 —— —— 白种和浅肤色 38.8 10 橄榄色 10.2 13 浅棕色 17.3 19 深棕色 10.2 39 黑种 5.1 10 未知 8.2 —— 除黑人以外的有色人种虽然在牙买加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大，但的确拥有很大优势。他们的先辈曾在“室内”而不是室外工作，他们在1826年获得完全公民权利，得到正常工作机会而不是被奴役。在蔗糖作坊做有意义的技术活，而不是在蔗糖地里没命干活的有色人种，在两代到三代以后就取得了让其他有色人种无法望其项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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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黛西·福特望女成凤的思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来自几代人优势的积累。和黛西一起长大的哥哥鲁弗斯，成年后成为教师与学者；弟弟卡洛斯去了古巴，回国后开了家服装厂；黛西的父亲查尔斯·福特是位批发商；而查尔斯的母亲安，其家族姓氏是鲍威尔——这是另外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社会地位逐渐变得显赫的家族，正是这个家族在两代以后出了科林·鲍威尔[73]；黛西的叔叔亨利拥有大量房产；祖父约翰——正是第一代移民威廉·福特和非洲女奴的儿子——后来的职业是传道人；整个福特家族有3个人最终获得罗德斯奖学金[74]。如果说我母亲的成功得益于麦克米伦教授、1937年动乱、强森先生和我外祖母的话，那么外祖母的成功就得益于她哥哥鲁福斯，弟弟卡洛斯，祖母安，父亲查尔斯和祖父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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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类成功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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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祖母是位了不起的女性。但有一点必须明确，福特家族家世日隆起源于一次随性所为：威廉·福特在阿利盖德庞德奴隶市场看上了我外祖母的曾祖母，并买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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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些不经仔细挑选买来的奴隶的命运是短暂而悲惨的。在牙买加，种植园农场主觉得，当奴隶们还年轻的时候从他们身上榨取最大价值是天经地义的，农场主会一直用到这些奴隶没有利用价值或者死掉，再到市场上买新奴隶替换。然而即便这些只把奴隶当财产的种植园主，他们对自己和女奴生育的子女也很疼爱。上一节提到的那个详细记录自己性事的农场主叫威廉·蓟伍德，他一生风流放荡，但据说终生都喜爱一个叫妃碧的女奴，并和她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对于在地里干活的其他奴隶，他却是个魔鬼。他发明了一种“德比刑罚”来处罚逃跑的奴隶。抓来的逃犯首先要受鞭刑，随后农场主将和了盐、酸橘汁的辣椒抹进伤口，然后命令一个名叫德比的奴隶将粪便排泄在逃跑者嘴里，并封住嘴4小时至5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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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如此，不难理解牙买加的棕色人种对浅肤色有着无条件的崇拜，这是身份的巨大优势。他们之间也戴着有色眼镜审视对方，其严苛程度较之白人的肤色歧视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多时候，孩子就是在有肤色歧视的家庭环境下成长，”牙买加社会学家费尔南多·昂内凯斯在著作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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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色最浅的孩子的优势是建立在牺牲其他孩子利益基础上的。从青春期到谈婚论嫁的年纪之前，肤色中等或肤色较浅的孩子招待朋友时，家中肤色较深的孩子要回避。肤色中等或较浅的孩子被视为减淡家族肤色的希望，因此他们的顺利成长要放在首要位置。婚姻是进一步减淡家族肤色的另一重要途径。而肤色中等或较浅的人会极力摆脱跟肤色较深亲戚的社会关系……而黑人家族也努力制造自己的亲属肤色较浅的假象。有色人种家族内部的关系建立在社会肤色歧视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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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我的家族也未能幸免。外祖母黛西就非常骄傲自己的丈夫比自己的肤色浅。然而相同的歧视反过来也作用在她身上——她的婆婆说：“黛西是个好人，我们都知道。但就是皮肤太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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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的一位亲戚，我叫她琼阿姨，她也是一个视肤色为图腾的人。她属于前文表格中的“白种和浅肤色”人，而她的丈夫是牙买加印第安人——有着深深的肤色和黑色的头发——而他们的女儿恰恰遗传了父亲的肤色。在丈夫死后，有一次她坐火车去看女儿。路上她与同车厢的一个浅肤色男人互送秋波。下面的事是琼阿姨多年以后告诉母亲的，说的时候她羞愧难当。那天下了火车以后，她像陌生人一般从女儿身旁走过，为了不让一个对她感兴趣的浅肤色男人看到她有肤色这么深的女儿，她竟试图隐藏和亲生骨肉的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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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我母亲依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本名为“棕色面孔与伟大的主人”（Brown Face，Big Master）的书。“棕色面孔”指的是她自己，“伟大的主人”在牙买加方言中就是指上帝。在书中，她讲述了她和父亲刚结婚时的一个故事。那时候母亲刚刚生了哥哥，夫妇二人住在伦敦，正准备找一处新公寓。找了很长时间，父亲终于在伦敦城郊找到一处公寓。然而，他们搬家的当天却被新的房东太太赶了出来。“你怎么没告诉我你妻子是个牙买加人。”房东愤怒地对我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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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母亲记录了她与自己有色人种身份羞耻感的斗争，以及最后又与自己的命运妥协的历程。在书的最后她写道，愤怒并不能解决问题，一个世代受惠于肤色偏见的牙买加家族，没有资格反过来指责同样用肤色偏见歧视别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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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抱怨上帝：“我来了，作为黑色人种的代表，在白人统治的世界中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战斗中，我受伤了！”上帝微微一笑，但并没有回应我的祈祷。我继续祈祷。上帝说：“你不也在做同样的事么？想想那些被你忽略，被你躲避还唯恐不及的人，想想那些只因肤色和你稍有不同，你就区别对待的人，你耻于和他们扯上关系。你不是庆幸自己肤色没有更黑么？你不是庆幸你至少不是一个纯种黑人么？”听到这儿，我对房东太太的愤怒与仇恨消解了。我并不比她好，发生这种事情也是正常……我们都应该为自私、傲慢和因排外而对别人造成的伤害而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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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身世角度考虑自己的人生不是件容易事。对于母亲的成功，将其归结为个人奋斗战胜了固有社会身份更容易被传统所理解。这正如乔·弗洛姆的成功——他可谓史上最伟大律师——因为以他的种族，在他所处的时代，他所做出的个人努力是非凡的。他没有出生在律政世家而是服装厂工人家庭，然而这样的身世依然为他提供了独特优势，他凭借这一优势最终战胜了“白鞋”律师公司所代表的社会不公。比尔·盖茨本可以安心接受天才的称号，没必要在回顾人生历程的时候表现出谦卑：“是的，我是幸运的。”他之所以如此回答是因为他明白自己的成功的确因为幸运：没有湖滨学校电脑俱乐部在1968年为他提供电脑，就没有他今天的成就。无论是冰球运动员，比尔·乔伊，罗伯特·奥本海默还是任何意义上的超常之辈，都无法目空一切地说：“我的成就完全依靠我自己。”他们都是历史与环境的产物，是机遇与积累的结晶。超级律师、数学天才和软件企业家的成功依靠的也是人类的一般经验，他们的成就绝非石破天惊也非神秘莫测。他们处在优势与文化传承的网络中央，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些则是后天养成；有些是自己争取的，有些则仅仅是因为运气——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成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说到底，所谓“异类”从来就不是什么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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