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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力：关于自控、专注和效率的心理学 渡过卢比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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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区分两类心智过程：自动的和控制的。自动过程，像计算4×7，不动脑筋就得出结果。如果有人说4×7，那么不管你想不想，你的脑中都可能出现28——正因为如此，所以才叫自动的。对比之下，计算26×30，则需要开动脑筋经过几步运算得到780的结果。复杂的数学运算就像其他逻辑推理一样，是需要意志力的，因为你要遵守一套系统的规则，从一些信息得出另外一些信息。做决策时，你经常要经历这样的步骤，经历一个被心理学家叫作“卢比孔河行动阶段模型”（Rubicon model of action phases）的过程。在西方，“渡过卢比孔河”（crossing the Rubicon）是一句非常流行的习语，意为“破釜沉舟”。这个习语来自恺撒渡过卢比孔河的典故。根据罗马当时的法律，任何将领都不得带领军队越过作为意大利本土与山内高卢分界线的卢比孔河，否则就被视为叛变。因此，领着自己从高卢带来的军团到达卢比孔河岸边后，恺撒就面临一个艰难的决策。在岸边等待的时候，他处于“决策前阶段”（predecisional phase），结合目标，计算每个选项的潜在收益和成本。然后，他停止计算，渡过卢比孔河，进入“决策后阶段”（postdecisional phase）。恺撒对这个阶段的形容要贴切得多：“骰子已经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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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过程都可能损耗意志力，但是哪个阶段最耗神？意志力主要耗在了决策之前的所有计算上了吗？到了这个时候，特温吉等几位研究者已经被这个持续很长时间的项目搞得筋疲力竭，但是业界一流杂志的评委——他们有权决定研究成果能否发表——想要更多答案。“结项”老手凯瑟琳·沃斯——她知道如何把持久战般的项目带向最终成功——接管了项目，重新做了策划。她设计了一个实验，借用了戴尔电脑的自助销售网站dell.com。在dell.com，购物者可以为自己量身配置电脑，硬件大小、显示器型号等都可以选择。在实验中，被试者做的事情就跟真正的购物者一样（只是最后没有真的买下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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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被试者随机分到一个任务。一个任务是，看电脑的某些参数，但不做决定。分到这个任务的被试者，比较各个选项和价格，形成偏好和观点，不做最终选择。这个实验条件模拟的是决策前阶段。另外一个任务是，看写有电脑各参数的单子，根据单子配置电脑。这个实验条件模拟的是决策后阶段。第三个任务是，决定所要电脑的具体参数。分到这个任务的被试者不是简单地考虑各个选项，也不是简单地执行别人的决策，而是必须掷骰子，即做决策——结果表明，这个任务最耗神。每个被试者完成任务后都测了自制力，测评方式是解出尽可能多的难题。真的做了决策的被试者，比其他被试者放弃得更早。渡过卢比孔河，想必是很费脑子的，不管是涉及决定帝国的命运，还是涉及决定计算机硬盘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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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所面临的选择比考虑是否发动内战甚至比考虑计算机配置更简单、更吸引人呢？假设选择过程让你觉得好玩，那么选择仍然损耗意志力吗？研究者设计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结婚礼物实验，但是这次的被试者比琼·特温吉要热情得多。事前，他们说他们期盼做选择；事后，他们说做选择的过程让他们很愉快。与此同时，另外一组被试者觉得挑选瓷器、银器和家电的整个过程都特别令人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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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选择过程如果让人愉快，就不那么损耗意志力——不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如果选择只有几个，4分钟之内可以完成，那么喜欢做那些选择的人不会损耗任何意志力，而讨厌做那些选择的人不出所料仍然损耗了意志力。但是，如果选择多了，整个过程持续12分钟，那么两组人都损耗了同样的意志力（自制力测验得分与对照组一样低，对照组没有做选择）。显然，少数几个愉快的选择并不那么耗神，但是长期来看，自由选择之类的事情好像是不存在的，至少就为自己做选择来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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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为别人做选择，并非总是那么难。你也许为装修自己的起居室大伤脑筋，但是，为不太重要的熟人做装修决定，你就不觉得那么耗神。研究者向人们提了一系列家庭装修问题，然后测评他们的意志力，结果显示，为不太重要的熟人做决定损耗的意志力远远少于为自己做决定。为某个熟人挑选沙发，你不了解其品位，这会增加挑选难度，但是你不太在意结果，这会抵消挑选难度。毕竟，你不用每天看着沙发。如果你知道渡河的另有其人，那么卢比孔河彼岸看起来就不那么恐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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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力：关于自控、专注和效率的心理学 法官的困境，囚犯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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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监狱最近有4个服刑犯人要求假释。聆讯他们案子的假释委员会包括一个法官、一个犯罪学家和一个社会学家，这3个人每隔一段时期花一天时间讨论犯人的上诉。4个犯人的案子有相似之处。每个人都不是首次犯罪，以前都因为其他罪名坐过牢。每个人现在的刑期都服过了2/3，而且每个人释放后都能参加一个改造项目。但是，4个犯人的案子也有不同之处，而且法官只能批准其中两人假释。下面是对4个案子的简介，据此猜猜哪两个人得不到假释、必须留在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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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1（上午8∶50聆讯）：一阿拉伯裔以色列男子，因为欺诈被判有期徒刑30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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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2（下午1∶27聆讯）：一犹太裔以色列男子，因为施暴被判有期徒刑1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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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3（下午3∶10聆讯）：一犹太裔以色列男子，因为施暴被判有期徒刑1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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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4（下午4∶25聆讯）：一阿拉伯裔以色列男子，因为欺诈被判有期徒刑30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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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的决策存在一个模式，但是这个模式是不可能通过看犯人的种族背景、罪名或刑期找出的。在寻找这个模式的过程中，你可以在心里想着关于法律制度本质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一个传统学派把法律制度当作一套需要公平执行的规则：经典形象是蒙着眼睛、手持天平的正义女神。另外一个学派强调对裁决影响更大的是人性弱点而非抽象规则。这些人自称为法律现实主义者，他们把“正义”定义为“法官早餐吃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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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个心理学家团队检验了他们的定义。这个团队的领导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乔纳森·勒瓦夫（Jonathan Levav）和本–古里安大学的沙伊·丹齐格（Shai Danziger）。他们找到以色列的一所监狱，回顾了10个月里各法官轮流主持假释委员会做出的1000多个决定。聆讯了犯人的上诉、听取了假释委员会中犯罪专家和社会学家的建议后，法官决定是否批准假释。批准假释，法官就能让犯人及其家人高兴，还能节省纳税人的钱，但是也会让自己担上风险。假释犯人如果再次犯罪（有些犯人肯定会如此），就会对法官造成恶劣影响。如果犯的是特别严重的罪行，吸引了公众的注意，那么法官的名声就全毁了，而且无望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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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而言，每个法官只批准大约1/3的假释上诉，但是正如研究者发现的那样，所有法官的决定都存在一个明显的模式。上午出庭的犯人，获得假释的可能性是70%。傍晚出庭的犯人，获得假释的可能性不足10%。因此，概率对案子1有利，他是上午8点50分出庭的，是当天的第二个案子——而且，他确实获得了假释。但是，尽管案子4中的犯人因为同样的罪名——欺诈——被判同样的刑期，但是，概率对他不利，他是（另外一天的）下午4点25分出庭的。像其他大部分在傍晚出庭的犯人一样，他的假释申请被否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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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午到下午的变化并不平稳。一天之内还有其他明显模式。上午过了一半的时候，通常是快到10点半时，假释委员会会休息一下，法官会吃上一块三明治和一片水果。那会补充他们血液里的葡萄糖。（还记得那个没吃早餐的小孩在上午已过一半时吃了零食突然表现得更好的实验吗？）恰好在休息之前出庭的犯人，只有15%的可能性获得假释，这意味着7个人中只有1个可以离开监狱。对比之下，在法官刚刚吃过三明治和水果时出现的犯人，获得假释的可能性是67%——3个人中大约有2个可以离开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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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前后也出现了同样的模式。中午12点半，就要吃午饭时，获得假释的机会只有10%；在法官刚刚吃完午饭时出庭，获得假释的机会超过60%。案子2中的犯人非常幸运，是法官午餐之后第1个出庭的，而且，他确实获得了假释。案子3中的犯人，因为同样的罪名——施暴——被判同样的刑期，也在下午出庭，但是要晚一些，在下午3点10分，是法官午餐之后第12个出庭的，遭受了在这个时间段出庭通常会遭受的命运——假释被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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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是很费脑子的工作。随着法官做出一个又一个裁决，他们的大脑和身体用完了葡萄糖——它是意志力强弱的关键，我们前面讨论过。不管他们的个人理念如何——不管他们是主张严惩罪犯，还是怀着怜悯之心，相信犯人是会改造好的，他们的心智资源都变少了，很难继续认真做决定。于是，显而易见，他们就会偏爱风险较小的选择（至少是为了他们自己）。尽管对犯人来说不太公平——为什么就因为法官还没喝上午茶他就必须继续待在监狱？但是这样的偏差并不是孤立现象。它自然而然地发生在各种各样的情境中。意志力与做决策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做决策会损耗你的意志力，你的意志力一旦耗尽了，你做决策的能力就会下降。如果你的工作要求你整天做艰难的决策，那么你总会在某个时间面临耗尽意志力的局面，于是开始想办法保存意志力。你会找借口避免或推迟决策。你会选取最保险最安全的做法，这往往就是保持现状——让犯人继续待在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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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决假释之所以对法官来说是更容易的做法，第二个原因就是它能让法官保留选项：现在把犯人继续关着，日后还是可以选择假释犯人。人们之所以拖延做决定，部分原因是担心放弃选项。做决定，就是选择一个放弃其他；放弃得越多，就越害怕把某个重要选项裁掉了。有些学生在大学里选择两个专业，不是因为他们想证明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们计划把两个专业（比方说政治和生物）结合起来，而是因为他们做不到让自己没有选择。选择一个专业，就是对其他专业宣判死刑，有大量研究表明人们很难放弃选项，即使那个选项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不愿放弃选项这个趋势，在意志力低下的时候尤其明显。做决定要损耗意志力，损耗了意志力后，人们就会想办法推迟或逃避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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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实验中，研究者让被试者选择自己想买的几件物品（如果他们有想买的）。因自我控制练习损耗了意志力的被试者比其他被试者更有可能逃避做决定，什么都不买。在另外一项研究中，研究者首先让被试者想象自己在一个账户存了1万美元闲钱，然后给被试者一个投资机会。这个投资机会，风险一般，回报率一般偏上，是个好机会，因为一般情况下回报率越高风险越大，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回报率一般偏上的话，风险一般也是偏上。没有损耗意志力的被试者，大都说会投资。对比之下，损耗了意志力的被试者，大都说会把钱继续存着。从理财角度来讲，后者的决定很不明智，因为，相对于投资来说，把钱存着实际上是一种损失，但是，保持现状比做投资决定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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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形式的拖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推迟人生最重大的决定——挑选伴侣。20世纪中叶，大多数人20岁出头就结婚了。之后，随着社会的变化，男人和女人都有了更多选择。更多男人和女人在学校里待更长时间，追求需要经过长期准备的职业。多亏了避孕药的出现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人们现在可以选择享受性但不结婚。随着更多人定居在大城市，择偶范围变广了，担心要放弃的选项变多了。1995年，蒂尔尼为一个专栏做了一个半科学性质的调查，发现在纽约市大量智商高、魅力大的人抱怨说很难找到爱侣。除了夏威夷这个最初收容麻风病人的岛屿外，曼哈顿是美国单身人群比例最高的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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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纽约人保持单身？蒂尔尼抽样调查了波士顿、巴尔的摩、芝加哥、洛杉矶和纽约几个城市各自城市杂志上的征婚（友）广告。他发现，第一大都市纽约的单身人士，不仅有最多选择，而且最挑剔，对理想伴侣列出了很多要求。《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指出纽约单身人士的征婚（友）标准平均有5.7个，显著多于位居第二的芝加哥（4.1个），大约是其他3个城市平均值的3倍。比如，纽约一位女士在广告中说：“不想安定下来？我也是！”她说自己“欢迎所有纽约男士前来应征”，不过她对“所有”的定义是：英俊，成功，身高在5英尺9英寸（约175厘米）以上，年龄在29~35岁。另外一位纽约女士要求男士身高在6英尺（约183厘米）以上而且会打马球。一个在广告中对“梦中情人”列出了21个要求的律师坦言，她“吃惊地”发现自己没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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