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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力：关于自控、专注和效率的心理学 AA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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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组织的宗教以外，AA很有可能是史上最大的自我控制促进项目。AA吸引的问题饮酒者，超过了所有专业临床项目加起来吸引的人，而且很多专业治疗师定期把来访者送到AA。然而，社会科学家仍然不确定AA到底做了什么。没有系统的记录，就很难研究分散型组织：AA各分会自主运营，而且协会成员（理所当然）保持匿名。各地方分会都遵守同样的12步康复法，但是12步康复法并没有经过系统的设计——最初之所以选为12个步骤，是为了匹配耶稣门徒的数目。研究者想至少每次检验一步，看看到底是哪一步有效果（如果有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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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成员喜欢把酗酒比作糖尿病、高血压、抑郁症或者老年痴呆症之类的疾病，但是这样类比是有问题的。诚然，酗酒有生理原因——有些人天生就容易染上酒瘾，但是去AA完全不同于去医院。糖尿病患者和高血压患者治病，不是围成一圈坐着鼓励彼此。正如各种怀疑者观察到的那样，临床医生并不认为，一群抑郁者聚在一起有助于缓解各自的抑郁。人们生病，大多不是因为自愿搞坏身体，也没人能突然下决心绝对不得心脏病或老年痴呆症。酗酒更复杂，正因为复杂，AA研究所得的结果才相互矛盾，让研究者困惑不已。有些人说，因为缺乏一致的证据，AA的效果是存在疑问的；另外一些人说，研究者就是想不出办法把所有相互混淆的变量的效果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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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的守卫者指出，经常参加AA集会的酗酒者往往比不经常参加AA集会的酗酒者喝酒少，但是批评者指出，两者谁是因谁是果并不清楚。经常参加集会让人更有可能戒酒，还是戒酒让人更有可能经常参加集会？也许那些酒瘾复发的人不好意思继续在AA现身，或者，也许仅仅是他们刚开始时就动机更弱、心理问题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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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着这些不确定因素，但是研究者仍然找到了一些表明AA有用的证据。研究者若是想知道两件相互关联的事情是哪件引起了哪件，有时就试着跟踪两件事情一段时间，看看哪件事情先出现——假定因果链是在时间轴上展开的，因在前果在后。跟踪调查了2000多个有酗酒问题的男子两年后，斯坦福大学的约翰·麦凯勒（John McKellar）领导的研究团队得出结论说：参加AA集会导致日后酗酒问题减少（不是相反的情况——他们没有发现表明有酗酒问题导致日后更有可能参加AA集会的证据）。此外，男子最初的动机水平和心理问题的严重性被考虑进去后，AA的效果依然存在。其他研究者用类似方法得出结论说，参加AA至少比什么都不做更有效。AA成员的戒酒失败率是高的——对他们来说，周期性复发是正常的，但是他们往往会重新戒酒。实际上，参加AA至少与接受专业酗酒治疗一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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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大规模研究项目MATCH检验了一个理论：所有疗法都有用，但并非对每个人都同样有用。有些人参加AA更好，有些人接受专业治疗更好。研究者让一些酗酒者参加AA，让另外一些酗酒者接受专家实施的认知行为治疗或者动机增强治疗。研究者给一些酗酒者随便指定了一个疗法，给另外一些酗酒者匹配了一个应该对其有最佳效果的疗法。花了几年时间和几百万美元后，研究者最后发现：所有疗法大致同样有效；匹配最佳疗法的做法并没起到额外的效果。（实际上，研究者甚至不清楚是否任何一种疗法都好于什么也不做，因为MATCH项目没有设置什么治疗也没做的对照组，没办法知道是否人们只靠自己也一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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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总而言之，与昂贵很多的专业治疗相比，AA至少一样好，如果不是更好的话。即使研究者没有弄清AA到底做了什么，我们也可以指出AA在哪些方面起作用——这些方面都是我们熟悉的。我们知道自我控制的第一步是设置标准或目标，而且，我们可以看到AA帮助人们设置清晰的、可实现的目标：今天不喝酒。AA的口号是“一次（戒）一天”。自我控制依赖监控，在监控这方面AA也起作用。成员一连几天不碰酒，就会获得AA发放的奖章；他们每次站起来发言，往往先说自己多少天没碰酒了。成员还选择保证人，定期甚至每天与保证人联系——这也非常有助于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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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一些解释参加AA集会与少喝酒相关的理论，其中不太振奋人心的一个理论是“仓储”说。“仓储”最初是一些怀疑高中教育功能的社会学家在解释高中的所作所为时使用的一个术语。他们把学校看成一种仓储，白天储藏孩子，让孩子远离麻烦，所以其好处与其说来自教室里发生什么，不如说来自教室外不发生什么。出于类似的逻辑，晚上参加AA集会，就没有时间喝酒。我们认为，仓储说不可能解释AA的所有甚至大部分好处，但是它无疑是AA起作用的一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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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比较令人振奋的解释是，集会提供社会支持。像其他人一样，酒精上瘾者和毒品上瘾者都能为了被社会接纳而展现出惊人的自制力。实际上，他们最初之所以染上酒瘾或毒瘾，往往就是因为渴望同伴的认可。第一次抽烟或喝酒，大多数人并不愉快。第一次给自己注射海洛因，真的需要自制力。青少年不顾一切——自己的恐惧、父母的警告、身体的痛苦、坐牢或死亡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坚信，为了被社会接纳，他们不仅需要冒险，而且需要用一种看似满不在乎的超酷方式冒险。他们运用自制力克服抑制反应，运用更多自制力隐藏负面感受。年轻的埃里克·克莱普顿跟朋友去英格兰乡下参加爵士音乐节，在一个酒吧喝了很多酒，然后在桌子上跳舞——那是他最后的记忆，他第二天早上醒来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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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钱，把屎尿拉到自己身上了，全身都是呕吐物，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他回忆说，“但是，真正疯狂的是，我迫不及待地把一切事情又做了一次。我认为，整个饮酒文化有某种超脱世俗的东西，喝醉能让我加入一个陌生的、神秘的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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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同伴压力的消极面。积极面来自渴望同伴（像帮助克莱普顿和卡尔戒酒的AA成员）的容纳和支持。从根本上说，AA集会中的人也许比12步康复法或者超能量信仰重要得多。甚至，他们也许就是超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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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力：关于自控、专注和效率的心理学 他人的影响：你要去天堂还是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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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项最新最具雄心的酗酒研究，研究者是马里兰大学的卡洛·迪克莱门特（Carlo DiClemente）带领的研究团队，被试者是巴尔的摩地区一群正在接受酗酒治疗的人。其中很多人曾被法院勒令接受专业治疗，否则就进监狱，所以他们不是理想样本，不能很好地代表想戒酒的人。他们也许只为了不进监狱而敷衍着接受专业治疗。研究者考量了多种多样的心理变量，然后紧密跟踪了被试者几个月，以验证一系列假设。最后，很多假设都没有得到证明。但是，研究者确实分离出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来预测被试者能否一直不碰酒、酒瘾偶犯会有多严重——是狂饮还是喝一两杯就管住自己不再喝。研究者问被试者是否联系了他人帮助他们避免喝酒，发现比较擅长争取他人帮助的被试者最后戒酒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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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可以从两个途径起作用。大量研究表明，孤单地活在世上是有压力的。与社交网络丰富的人相比，独居者和孤独者几乎在每种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上的发病率都更高。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有心理问题或生理问题的人所交朋友更少，确实，有些原本打算与他们交朋友的人也可能因为他们表现出的适应不良而吓跑。但是，仅仅是独居或者孤独也会导致问题。缺少朋友，就比较容易酗酒、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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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非所有社会支持都是一样的。有朋友，也许对你的身心健康极好。但是，如果你的朋友都又酗酒又吸毒，那么他们也许帮不了你克制自己的冲动。例如，19世纪的美国有个社交习俗叫“烧烤定律”（barbecue law），具体含义是所有参加烧烤聚会的男子都要不醉不归。拒绝喝酒，就是对主人以及其他参加聚会之人的严重侮辱。较近一些，很多研究发现，有朋友的鼓励，人们喝得更多。与酗酒问题或吸毒问题做斗争的人，需要他人帮助自己不喝酒或不吸毒。正是因为这一点，AA那样的团体是极其有益的。酗酒者大半辈子生活在饮酒者中间，想象不到另外一种同伴压力会带来什么好处。克莱普顿直到身陷黑泽尔登才开始求助于其他想戒酒的人。卡尔第一次尝试戒酒时，去教会参加过一些AA集会，但是刚开始看到那些杂乱的人群、听到那些诚挚的故事时，她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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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直远远地观望着，直到有次喝得特别高。之后，她听从了AA的建议，选了AA的一个成员——波士顿的一个资深学者——做她的保证人，也就是她的私人顾问。保证人每天都跟她谈超能量，虽然她没有耐心听，但是谈话仍然起到了效果：“我每周几个晚上去教堂地下室参加集会，在她的帮助下，我两个月没喝酒。我付出了很大努力才取得这个成果，可是这个成果没有给教堂地下室外面的任何人留下印象。”找保证人喝咖啡庆祝两个月不碰酒的胜利时，卡尔抱怨了AA中的失败者和懒惰者以及他们的“精神垃圾”（spiritual crap）。然后，保证人建议她换种方式看待超能量以及教堂地下室的团体。卡尔是这么回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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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这儿有一群人。他们人数比你多，收入比你多，体重比你高，因此——经过简单的计算——他们是一股比你强大的力量。他们当然比你更了解戒酒……如果你有问题，那么让团体来解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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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的部分力量来自于AA成员们对彼此遭遇的聆听。在新人看来，AA集会好像不得要领，因为大部分发言者只是轮流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不是回应彼此、提供建议。但是，讲故事的举动强迫你组织你的想法、监控你的行为、讨论你的目标。你的目标一旦大声说出来了，可能就显得更真实，特别是在你知道听众会监控你的时候。最近一项以认知疗法接受者为被试者的研究发现，在他人（特别是爱侣）面前表明决心，会更有可能坚守决心。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对治疗师保证你会少喝酒，不如对配偶保证更有效，毕竟，你的配偶是那个闻你口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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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同伴压力到底有多大，或者说为了弄清团体力量到底有多强，经济学家研究了一群从某非营利性组织获得了贷款的智利人，包括街头小贩、女裁缝师等低收入“小业主”。这些人（大多是女人）每一两周聚一次，接受培训，互相监督还款情况。经济学家费利佩·卡斯特（Felipe Kast）、斯蒂芬·迈耶（Stephan Meier）和迪娜·波梅兰兹（Dina Pomeranz）把这些人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储蓄项目中。一些人只得到了一个免费储蓄账户；另外一些人除了账户外，还得到一个机会——定期集会，宣布储蓄目标，讨论储蓄进展。有同伴监督的人，存下的钱几乎是其他人的两倍。这一结果似乎证实了团体的力量，但是这个力量来自哪里呢？“虚拟同伴团体”可以起到这些效果吗？在一个后续实验中，智利女子没有集会大声讨论储蓄进展，而是定期收到报告她们自己以及团体里其他人每周进展的短信。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短信好像与集会一样有效，显然是因为短信用虚拟形式提供了同样的关键好处：定期监控，以及拿自己与同伴做比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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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吸烟一直被视为由吸烟者的大脑和身体的强烈冲动引起的生理强迫症。所以，2008年，《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发表了一篇表明戒烟似乎会在熟人之间传染的研究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研究者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和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发现：如果夫妻中的一方戒烟了，那么另外一方戒烟的可能性会显著提高；如果一个人的兄弟姐妹或朋友戒烟了，那么这个人戒烟的可能性也会提高；连同事也有很大影响，只要是在很小的公司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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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研究者一直对少有人吸烟的人际圈子特别感兴趣，他们猜测那少数几个吸烟者的烟瘾一定很大。确实，有个流行理论认为，每个可以轻松戒掉香烟的人差不多已经戒烟了，剩下的就是一些烟瘾很大、无论怎样也戒不掉的人。但是，各种证据一次又一次推翻了这个理论。尽管有些人自诩能够坚持“出淤泥而不染”，但是生活在非吸烟者中间的吸烟者与生活在吸烟者中间的吸烟者相比，前者戒烟成功率更高，这再次证实了社会影响和社会支持对戒烟的效果。肥胖研究也发现了社会影响对减肥的效果，我们稍后会讨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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