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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力：关于自控、专注和效率的心理学 例外的亚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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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观察到的年轻美国人自恋水平上升的趋势，有一个显著的例外。年轻的亚裔美国人没有呈现这一趋势，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尽管受美国自尊运动的影响，但是更受亚洲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些亚洲文化特别强调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孩子的自制力，这个起始年龄远远小于美国等西方社会的一般情况。中国的父母和幼儿园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训练孩子在规定时间上厕所，还训练孩子控制其他一些基本冲动。据估计，中国孩子两岁时就具有美国孩子三四岁时的自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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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要求不理会自己的本能冲动时，中国幼儿和美国幼儿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例如，在一个测验中，研究者给幼儿看一系列图片，并告诉幼儿，每当看到月亮就说“白天”，每当看到太阳就说“晚上”。在另外一个测验中，幼儿要努力抑制自己在兴奋时小声说话的冲动，还玩一种“西蒙说”（Simon Says）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玩家应该遵守一种命令、忽略另外一种命令。在这些测验中，4岁中国儿童的表现一般好于同龄美国儿童。中国幼儿的自制力较高，部分原因也许在于基因：有证据表明，与基因因素有关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简称ADHD），即俗称的多动症，在中国儿童中间比在美国儿童中间少见。但是，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无疑对培养自律作用重大，美国亚裔家庭保留了那些传统，正是这些传统让他们的孩子较不自恋、长大后比较成功。亚裔美国人只占美国人口的4%，但是斯坦福、哥伦比亚和康奈尔之类的精英大学有近1/4的学生是亚裔美国人。他们比其他任何种族的人都更有可能获得大学学位，他们毕业后的工资比美国的一般水平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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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成功让人们普遍认为，亚洲人比美国人和欧洲人更聪明，但是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并没从智力角度解释他们的成就。认真回顾有关IQ（智商）的研究后，弗林得出结论说，华裔美国人和日裔美国人与有着欧洲血统的白人非常相似。如果真的存在差距的话，也是亚裔美国人的IQ稍低（平均而言啊），而且，他们更多地分布在最高区间和最低区间两个极端。两者之间的较大差异在于，亚裔美国人更会利用自己的智商。弗林所说的精英职业（像医生、科学家、会计师）从业者，一般IQ高于某个门槛。对美国白人而言，这个门槛是110，但是IQ只有103的华裔美国人也能设法得到同样的精英工作。此外，在IQ高于各自所属人群精英职业IQ门槛的人中间，华裔美国人中实际上获得精英工作的人所占比率更高，这意味着IQ高于103的华裔美国人比IQ高于110的美国人更有可能获得精英工作。对日裔美国人来说，模式是类似的。凭借自制力——努力、勤奋、稳定、可靠，东亚移民的孩子可以做得与IQ更高的美国人一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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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Kim）家那样的移民家庭，延迟满足是个常见主题。金夫妇俩出生在韩国，在北卡罗来纳养大了两个女儿。他们的女儿洙和简，分别成了医生和律师。她俩合写了一本书，书名为《全班第一》（Top of the Class），内容是亚裔父母如何把孩子培养成高成就者。她们在书中写道，她们还不到两岁，她们的父母就开始教她们认字母表。她们还写道，她们的母亲从不奖励那种在超市里吵着要糖果的孩子。在收银台前，女儿们还没来得及乞求，金太太就会抢先宣布，如果她们下周每人读完一本书，那么下次买东西时她就会给她们买糖果。后来，洙离开家上大学，让父母给她买一辆便宜的二手车凑合着用，他们拒绝了这一要求，但是主动提出，如果她考上医学院，就给她买一辆新车。这对父母确实舍得给女儿们买东西——但是每次给女儿们买东西，他们都要求女儿们首先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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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亚裔美国人成功史面前，发展心理学家不得不修订了教养理论。他们过去提防“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风格，具有这种教养风格的父母，不大在乎（至少表面上不大在乎）孩子的感受，给孩子定硬性目标、立严格规矩。他们建议父母采取“权威主义”（authoritative）风格，这种风格，父母仍然对孩子有限制，不过给孩子更多自主权，更关注孩子的愿望。与威权主义风格相比，这个更温暖、更人性的风格理应塑造出更适应、更自信、在学校和社会表现更好的孩子。但是，后来，曹路德（Ruth Chao）以及其他心理学家在研究亚裔美国家庭时注意到，很多父母设置非常严格的目标和规矩，不过这些父母往往认为自己的教养风格是挚爱不是压制，而且他们的孩子往往也这么认为。华裔美国父母根据孔子的教育理念（既治又爱）培养自制力。这些父母按美国标准来看也许显得冷酷、僵化，但是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内外都表现得很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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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养理念与亚洲教养理念的区别，由另外一项研究揭示了出来，这项研究调查了洛杉矶地区育有幼儿的母亲。当被问到父母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何贡献时，从中国移民而来的母亲最常提到的是，设置高目标，执行严标准，给孩子另外再布置一些家庭作业。与此同时，祖籍欧洲、生于美国的母亲则决定不给孩子太多压力。她们最常提到的是，不能过分强调学习成绩，重要的是孩子的社会性发展，“学习是乐趣”而“不是任务”。她们还重点关注如何提高孩子的自尊这个概念，而研究中的华裔母亲对此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比如《虎妈战歌》（The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中译本的译名为《我在美国做妈妈》）的作者蔡美儿（Amy Chua）。《虎妈战歌》一经出版就十分畅销，蔡美儿在书中讲述了她的“中式教养法”，最近她正在用最坦率（且最好玩的）的方式推广这一教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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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儿的教养法——不准夜不归宿、不准结交性伴，按照美国人的标准来说太极端了。但是，她洞察到了自尊运动的问题，这一点令我们敬佩。“当我看到美国父母因为孩子做了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乱画一笔、挥舞棒子——而大大表扬孩子一番，我就明白中国父母在两个方面胜过西方父母：（1）对孩子期望更高；（2）从对孩子能力的了解这个角度来说，更尊重孩子。”蔡的基本策略——设置清晰的目标、立下严格的规矩、惩罚失败、奖励卓越，与德博拉·卡罗尔在《保姆911》中介绍给美国家庭的基本策略大同小异。卡罗尔是“世界一流保姆团队”的成员，该团队总是派她去处理真正棘手的案例，像《恐怖的小屋》那一集中的保罗家。卡罗尔说，对付美国孩子，她应用的是她青少年时期在威尔士亲身积累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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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学时，”她回忆说，“得到一颗金星或银星，是非常了不起的。觉得自己依靠努力做成了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给祖父熨衬衫，他坚持付钱给我，因为我熨得非常好——他说我比祖母熨得还好，我喜欢那种成就感。你的自尊就来自那里，而非来自仅仅被人说‘你是最棒的’。”像蔡美儿和金夫妇以及其他很多亚裔移民一样，德布保姆也得到了与心理科学协会评审小组一样的结论：忘掉自尊，关注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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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力：关于自控、专注和效率的心理学 德布保姆和三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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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保罗家，卡罗尔并不是特别担心在录像中看到的那些攀爬院墙、随地吐口水、摇晃灯座的孩子。她知道4岁孩子可能非常棘手，特别是一下子有3个4岁孩子。但是，她已经从其他恐怖的美国家庭那里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明白这次要处理的最大问题并不在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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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家庭，孩子非常非常轻松、无约束。”卡罗尔说，“他们在寻求规则。他们想要安全感，他们指望有人告诉他们：‘一切有我，事情会好的。’父母的问题，处理起来要难得多。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先控制好自己再控制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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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8岁成为全职保姆后，卡罗尔就一直在与这样的父母打交道。她在伦敦的第一个雇主是一个嫁给了英国人的美国母亲。每当小孩发狂发怒，这个妈妈只能不知所措地看着。“小孩生气时，就在咖啡桌上团团转，”卡罗尔回忆说，“妈妈只是对小孩说，‘你站的真不是地方，亲爱的。’小孩发脾气，没什么错，很自然。我们的工作就是教小孩换种方式平息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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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夫妇没有那个母亲柔和，但是说到约束孩子，他们好像与那个母亲一样不知所措。父亲汤姆下班回家后，发现起居室堆满了玩具，就会拿起曲棍球棒把所有玩具扫进壁橱。母亲辛迪·保罗以前是个空姐，见惯了行为恶劣的成年人，但还是被三胞胎弄得崩溃了，不再试着让他们整理玩具，也不再试着让他们自己穿衣服。德布保姆让他们自己穿袜子——对快上幼儿园的小孩来说，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其中一个叫劳伦的就是不穿，而是跑到厨房，把袜子交给了妈妈。她歇斯底里地哭着，疯狂地纠缠妈妈，一遍一遍地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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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很叫人伤心，”保罗太太说，“她会这样子半小时。这还要让人烦一段时间呢。她每次崩溃，就一遍一遍问同样的问题。那个时候，我就会头大，不能专心做事，想对每个人尖叫，想把他们都直接送到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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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往常一样，这次又是孩子赢了。保罗太太给劳伦穿了袜子，这让卡罗尔非常生气。“4年半来，她一生气，你就顺着她，”卡罗尔对保罗太太说，“如果她到二年级不想做数学作业你要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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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这样的场景，很难相信过去的父母认为孩子就是要打。“不打不成器”是标准建议，“慈母多败儿”是普遍共识。新英格兰清教徒、神学家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的话更厉害：“鞭打好过痛骂。”我们并不是提倡像过去一样打孩子，更别说用鞭子打孩子，但是我们确实认为父母需要强调严格的纪律。那并非意味着随便打骂孩子、对孩子发脾气或者严厉惩罚孩子。但是，那确实意味着花时间留意孩子的行为，给予恰当的奖励或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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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是让几岁的孩子独自待在房间一段时间反省自己错在哪里，还是收回十几岁孩子开车的特权，惩罚都有3个基本方面：严厉性、及时性和一致性。很多人把严格的纪律与严厉的惩罚联系在一起，但是严厉的惩罚只是纪律最不重要的一面。研究者发现，惩罚的严厉性好像极不重要，甚至可能有害：不但不能培养美德，反而让孩子认为人生是残酷的、暴力是恰当的。惩罚的及时性则重要得多，正如研究者用孩子以及动物做被试者发现的那样。一般而言，想让实验室的老鼠从错误中学习，就要立即实施惩罚，最好是在错误出现之后的一秒钟之内。对孩子来说，惩罚不必那么迅速，但是拖得越久，孩子越有可能忘记自己因什么而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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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惩罚最重要的一面——对父母来说也是最难的一面——是一致性。理想状态是，孩子每次一犯错，父母就应该迅速给予惩罚，但是要用克制的，甚至温和的方式。一两句斥责往往就够了，只要一犯同样的错误就给予同样的斥责而且语气认真严厉就行。这一条对父母的要求比较高。要是累了，或者要是觉得惩罚可能令大家扫兴，父母就特别容易忽视或放过孩子的错误。父母也许找理由说，他们想做好人；他们甚至告诉彼此，做好人，放过这次错误。但是，早期越警惕，后期越省力。一致的惩罚往往会造就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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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辛迪那样的父母觉得惩罚孩子是件令人伤心的事情，但是只要及时用冷静的、一致的方式给予惩罚，孩子就会反应良好，这是心理学家苏珊·奥莱瑞（Susan O’Leary）长期观察幼儿及其父母后得到的结论。有的时候，父母的态度如果不一致，放过孩子的某次错误，就会在孩子下次犯错时用格外严厉的惩罚加以弥补。这对父母的自制力要求较低：想做好人的时候就做好人，生气的时候或者觉得孩子闹得太过分就严厉惩罚。但是，想象一下，从孩子的角度来看，这成了什么样子。有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讨巧的话，所有大人都笑了。有的时候，你说了类似的话，却得到一个耳光，或者失去了一项宝贵的特权。你自己的行为或者所处情境的一个看似微小甚至随机的差异，就决定了是完全没有惩罚还是惩罚得非常严厉。除了怨恨不公平外，你学到了：最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是否被抓住了，以及你的父母心情好不好。例如，在餐厅吃饭不注重礼仪是不会受罚的，因为大人觉得太尴尬，不愿在公共场合惩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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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觉得很难在公共场合实施惩罚，因为他们觉得在被人评判，”卡罗尔说，“他们担心别人认为他们是坏父母。但是，你必须把那种担心置于脑后。有一次，我把一个无礼的孩子带出了餐厅，弄得大家都盯着我看，但是你不能担心那个。你必须做对孩子来说正确的事情，其实就是做到一致。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必须知道什么行为是恰当的，什么行为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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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在保罗家应用了她的“一致牌”家庭守则，收到了奇迹般的效果。她在保罗家待了一周，离开的时候，三胞胎正在收拾床铺、整理玩具，其中的劳伦正在自豪地穿袜子，而父母显得冷静、高兴。至少，在节目上看起来就是这样的，符合节目一贯的从混乱到幸福的桥段。但是，这个家庭守则真的有持久效果吗，也就是在保姆德布和摄像镜头离开后仍然有效果吗？2010年，在卡罗尔拜访保罗一家6年后，我们对保罗一家进行了回访，保罗太太宣布实验获得了长久的成功。“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真正的大问题”，她说。她还解释说，当年在电视上出了名的4岁小坏蛋们，已经长成了学习很棒还参加了学生会的10岁少年。在家里，他们仍然在做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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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姆德布到来之前，我从未想过他们会自己做那些事情，”保罗太太告诉我们，“我认为让他们做那些事情太过分了，实际上，他们只是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没人给他们指导，没人给他们设规矩。父母很容易就说‘去收拾你的房间’，但是这并不能告诉孩子任何东西。你还不如让他们对着墙发呆。你需要守则引导他们，你需要给他们做示范——叠衣服放进衣橱或抽屉给他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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