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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强加性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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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讨论了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而进化的自欺，这种自欺对自己隐瞒谎言的同时向外吹捧高大的自我形象，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其他类型的自欺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我们人类对他人的意见、欲望及行动都格外敏感，同时他人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操控和支配我们，而这就导致了强加性自欺（imposed self-deception，强制的程度各不相同）的产生。其中不乏极端的例子：俘虏开始认同绑架者，被虐待的妻子太为施虐者着想，被性骚扰的儿童会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在这些强加性自欺的例子中，被害者都会为加害者着想，这很不可思议，但被害者们可能是为了避免和支配者产生进一步冲突才这么做，而且他们也坚信这么做是对的。遭受家暴的妻子无不出于过度的恐惧认为沉默是避免进一步伤害的最好办法——如果她如此坚信的话，确实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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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不那么极端的例子，比如说鸟儿。在许多种鸟类中，一开始是雄性占据上风——雌鸟进驻到它的领地后，最开始是雄鸟有选择觅食地的优先权，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支配地位不断下降；而当雌鸟进入产卵的阶段时，情况就颠倒过来了：雌鸟夺取了雄鸟的觅食地优先权。可能是在这个阶段中雌鸟有出轨的可能性，并且雌鸟的亲代投资也比雄鸟的投入大，所以天平偏向了她那一边。类似也可见于人类夫妻的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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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几乎每次和女性交往都会出现同样的模式——一开始我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在最后就完全沦为附庸。只有在很久之后我才注意到了这是自欺关系里的砝码对调——重心从我这儿移向了她那儿。一开始所有的讨论都是以我为中心，但是我几乎注意不到——男人说话女人听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然后我们会经历一段短暂的双方说话平等的时期，最后是砝码快速地滑向她——我会为实际上是她犯下的错误而向她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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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说性爱也是一个搞不清谁对谁错的噩梦——到底是谁对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所以任何一方或两方的性功能障碍都可以被认定为是某一方的错。不管是出于罪恶感或是害怕搞砸两人的关系，你可能都会主动代替对方自欺欺人——但是没人会羡慕这样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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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内隐自尊VS外显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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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强加性自欺的另外一种情况，这种自欺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我们可以测量出所谓个体的外显偏好（explicit preference）和内隐偏好（implicit preference），前者是一个人口头承认的偏好——比如说，某个白人会说比起白人他更喜欢黑人（使用退化的美国英语）。而我们却没那么容易知道这个人的内隐偏好：来做个实验吧，受试者在见到“白人”名字（切普、布莱德、华尔特）和“好”的词语（喜悦、和平、精彩、开心）按下右手按钮，见到“黑人”名字（泰罗恩、马利克、贾马尔）和“坏”的词语（痛苦、恶心、战争、死亡）按下左手按钮——然后再反过来，白人和坏按右键，黑人和好按左键。这时就出现了时延——当他按下白人——好和白人——坏按键时反应时间各是多少——然后我们来做个假设：时延越短（反应越快）表示这些词语和大脑联系越紧密，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内隐联想测试”（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尽管这个方法直到1998年才被发明出来，却已经带来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文献，包括（但是不常为社会科学所采纳）方法本身上的进步。互联网上也有几个网站（例如说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网站）收集了巨大的IAT数据，这些研究也带来了让人震惊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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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在认定自己是比对方优越的人种时，黑人和白人的外显偏好是一致的，不过黑人的这种偏向表现得更加强烈一些。但是一论到两者的内隐偏好，白人的偏好反应就要比黑人强烈得多了，他们偏好的是白人。而黑人，平均来说，偏好的也是白人，尽管其中的差异并不巨大。但是他们居然更喜欢其他肤色的人种，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简直是难以相信，毕竟自我才是个体利益的出发点（如果还不是回归点的话）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发现某人的内心深处会用褒义词（诸如“愉悦”和“友好”）而非贬义词（诸如“可怕”和“糟糕”）来形容不相关的他人的话，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并不是明显以自我利益为出发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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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正是强加性自欺的特质——对自己的评价比对他人的评价低——并且它通常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比如说，一旦给黑人学生设定“黑人是劣等种族”的“启动条件”（priming），就会极大地影响到智力测验的成绩。这也是最早证实“启动效益”的实验之一，而现在这种实验已重复了上百个。在这个实验中，哈佛的黑人和白人本科生被召集到一个实验室，并进行一项难度系数较大的才能测试。有时学生们就是单单进行测试，而另外一些时候每个学生得首先简单陈述个人情况，其中之一就是各自的人种。如果不设定启动条件，那么黑人白人学生表现相当；而一旦设定了启动条件，白人学生的成绩会稍微提高一些（并非显著性地提高），而黑人学生的分数则直线下降，几乎会少一半。而通过给予相反的启动条件，你甚至可以做到提高一个人的成绩。当被给予“来自亚洲”的启动条件时，亚洲女性的数学测试分数变好，而被给予“女性”的启动条件时，成绩下降。我们不知道这样的启动效应会持续多长时间：非裔美国人被提醒自己身份的频率是多久？一个月一次？一天一次？半小时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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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了我们一个告诫，对于一个长久以来被贬低和排斥、现在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少数族裔群体来说，他们很可能已经形成了内隐的消极自我形象，比起自己他们会更喜欢其他种族，而这些种族往往是他们的压迫者，并且在意识到自己的低下地位时，他们其他方面的表现也会受到影响。这意味着强制性或者诱导性自欺的力量会导致一部分（或者实际上是相当多数的）少数族裔个体接受支配族裔强加给他们的刻板印象。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甘心受命，有相当一部分的少数族裔可能会去反抗，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隐形镇压的存在。不论如何，当大部分人的意识发生改变时，历史上就会出现革命。而这时他们的IAT测验结果是否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我们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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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屈打成招、拷问，以及拍马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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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诱导性自欺的类型也值得强调。和我们以为的不同，说服重大犯罪的嫌疑犯做虚假供述其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尽管这样的结局很可能是——其实经常是——受害者长期的心理钳闭。逼供只需要两个元素，一是受害者意志不够坚定，二是一套老式的逼供方式：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将嫌犯完全同他人隔绝开来，剥夺其睡眠，采取刑讯逼供（不准否认、不准驳斥），然后虚假的证据被逼出来了，杜撰的故事被问出来了——“我们在杀人凶器上发现了你的血迹；可能是你在半梦半醒之间杀了你父母，但是其实你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暗示你只要承认了，逼供就结束了，但事实上，屈打成招才是嫌犯不幸的开端。每个人在逼供之下意志坚定的程度不一，诱导性自欺程度也各不相同，有些人会持续不断地编造记忆来圆那些话——而这对自己根本就没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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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强加性自欺的类型防御性自欺。来看看一个人被拷问时的情况：因为疼痛难忍，这时受害者身上会出现一种叫作“分裂”（disassociation）的现象——疼痛被从心智当中分离了出来，而这可能是为了减轻疼痛。心理和神经系统似乎能把剧烈疼痛客体化，然后把它从身体中分离出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折磨方施加给被折磨的人的自欺，但是也可以把它视作在这种不利条件下暂时保命用的防御性反应。但是我们从许许多多的受害者的回忆中得知那不过是一时之计，拷打这件事和在当时的绝望无助会造成长期的心理和身体负担。当然，比起折磨带来的疼痛，还存在许多种比较温和的“分裂”——比如妈妈为了分散孩子的注意力给他咯吱痒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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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相对来说温和的强加性自欺是拍马屁。下属通过拍马溜须、让上级舒服的方式来获取地位。在皇室宫廷中，拍马者有很多时间来揣摩君王，而君王几乎不会注意到前者。而一般来说高高在上的君王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动机去专门研究自己身上的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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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加性自欺有时也会出现在骗局中，指的是一些有心人通过精心的欺骗来获取不正当利益（见第8章）。比如说，精明骗子能诱导受害者相信他们是老熟人进而让对方上钩。骗子会把一条胳膊围上对方的肩膀，“老伙计，最近都干吗去啦？”而诚惶诚恐的受害者则会主动开始编造两人何时何地曾相遇的记忆，然后骗子又会进一步利用这些记忆，“证明”他的确是值得信赖的老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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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广泛存在、意义非凡的诱导性自欺，那就是领导者能诱导跟随者产生自欺，这种作用能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我们将在第10章中见到，领导者会利用群体中得到广泛认同的虚假历史叙述（false historical narratives）来煽动战争。同时，一个领导者能不能取得政治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他是否能说服人民相信自己是在为他们谋利益，而往往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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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儿童“虐待”事件中的虚假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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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的美国，儿童、妇女遭遇性虐待的证据不断浮出水面，导致了两次大面积的虚假指控，因莫须有罪名而被判刑或遭受公众无端唾弃的无辜者因此蒙受巨大的损失，原因是指控者们被强制灌输了虚假记忆。这种强加性自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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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大规模虚假指控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第一次指控声称女性曾遭受大面积的童年期性虐待——而所谓证据是来自于“恢复记忆疗法”，指的是一系列专门设计能够唤起（或者虚构）此类记忆的手段。女性被以其他不相关的理由带到理疗师那里，理疗开始前她们不拥有任何曾被性虐待的记忆，但是却在治疗后确信自己曾遭受长时间的反复虐待。来自理疗师的建议、引导性问题、催眠法恢复记忆——这些都是逐步灌输那些虚构记忆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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