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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安慰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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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自我效益的自欺有两种，一种是安慰剂效应，一种是催眠（包括自我催眠）。这两种方法都需要第三方介入，在安慰剂效应中通常是一个穿着白大褂、挂着听诊器的“医生”，在催眠术中则是一个提着怀表在你面前摆动、念念有词的催眠师。人们把“安慰剂”当作正常药物服用，但实际上它并不含有有效化学成分，但病人以为它会产生治疗效果。安慰剂效应稳定且明显，所以现在所有的医学实验在检测新药物时，都会添加一个安慰剂对照组。也就是说，如果你想测试一种治疗关节炎的新药物，你必须给一组同样数量的人服用从外观上看一模一样但是并不含有效成分的药片。只有当新药的作用强于安慰剂的时候，才能说药品本身有疗效。当然试验中如果能添加第三个组就更好了——既不服用安慰剂，也不服用药物本身——这样就能更精确地衡量安慰剂效应本身，但是大多数医生好像还没有意识到要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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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研究告诉我们，除了少数人身上不会显示安慰剂效应，其他的人很容易受到自我诱导的影响。这个比例和催眠术的结果一致，同理还有消除无意义记忆的能力。很可能容易出现安慰剂效应的人也容易被他人所操控（的确，上述的三个例子中都涉及第三方的影响）。自欺越容易给一个人带来良性治疗效果，就说明这个人越容易被他人利用，因为他人可以通过操控你的暗示感受性来为自己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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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几种作用都非常显著，并且很清楚地展示了成本和可见的好处之间的关系。在下述情况下，安慰剂效应展现得更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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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片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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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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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的形式是胶囊而非片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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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方式越深入（注射比口服明显，假手术效果也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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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积极性越高（以手不断抚摸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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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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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看起来越专业（穿着白大褂，挂着听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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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情况下，药品的颜色也能影响它们的效果：白色药片止痛效果更好（可能是看起来像阿司匹林）；红色、橙色和黄色兴奋效果更好；蓝色和绿色镇静效果更好。的确，蓝色的安慰剂光是通过颜色就能增加睡眠，效果立竿见影（见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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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效应的普遍原理和认知失调理论一致（见第7章）——一个人越被限制于某种条件，他就越会找理由合理化处境，而这些理由就会带来更多的良性效果。外科手术也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安慰剂效应提供了例证，其中最经典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心绞痛外科手术。这是胸腔的一个小手术，通过把近心处的两条动脉桥接在一起（号称）来增加流向心脏的血流量，以此来减轻疼痛。手术奏效了——心绞痛减轻了，病人很开心，外科医生们也很欣慰。然后一些科学家们进行了一次堪称绝妙的研究：他们召集一批病人进行了这个手术，切开他们的胸膛，剪开了动脉，但是却没有进行搭桥，然后又把伤口缝了起来，没人知道谁接受了哪种“手术”。随后科学家们对结果进行评估，结果“手术”效果和原本那些手术完全一致，或者说，之前手术全部的效果只不过是安慰剂效应，把动脉桥接到一起和治疗效果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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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手术很容易受安慰剂效应影响——大概是因为外科手术费用昂贵，而且一整个团队的鼎力协助让你心里宽慰吧。此外，有些外科手术从一开始就看着不靠谱，搞不好还会带来很多后续的并发症——然后需要进一步动手术——想想迈克·杰克逊的脸吧。所以门类繁多、不太安全的各种外科手术出现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比如说报偿性切除术（remunerectomies）这种手术就是发明出来切割患者的钱包的。再来看看关节镜（arthroscopic）手术，这项手术是为了修复关节炎造成的关节处损伤，一项基于假手术的小规模研究显示，只要假手术弄得和真关节镜手术一样，那么带来的效果和真手术是一致的，所以关节镜手术主要的效果其实就是安慰剂效应。而真手术会带来比假手术严重得多的疼痛，这很可能是因为前者切入程度更深，但是总体对于疼痛水平和其他方面来说，假手术和真手术带来的效果几乎是同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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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止痛效果方面，安慰剂也得到了详细的研究，毫无疑问，对于某些个体来说，光是相信自己已经吃了止痛药的念头就能诱导体内分泌内啡肽，从而减轻痛感。也就是说，大脑对于未来的期待改变了本身的生理状态。大脑做出了期待，然后你就能享受这个期待带来的好处。而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身上观察不到安慰剂效应的原因大概和他们无法预测未来有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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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通过唤起各种过去真实的、依靠医治和安慰剂改善病情的回忆，来达到显著的安慰剂效应，正如一个作家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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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所接受的药物治疗可以比作调控实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温柔抚慰你的声音，医院或者手术的气味，针头扎入皮肤的感觉，吞咽下的药片，都会通过之前的经历获得特殊的意义，并且带来疼痛减轻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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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似乎特别容易受到安慰剂效应的影响。无数试验证明真正的抗抑郁药只起到了25%的改善效果，而余下75%的改善效果来自于安慰剂。相信有什么东西能帮到你，实际上就已经打赢了一半的仗。毕竟，抑郁症的特征就是失去希望，而安慰剂提供的正是这东西，当医生给我开了抗抑郁药时，我经常这么想。我被告之要等上至少三四周药物才会起效——“药物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发挥作用”，换句话说，不要期待药物能立竿见影，而应回归平均值的原理——或者说，事情在变糟之后才会好转——这时你就会得到各种可靠的证据。与此同时，坚持吃药！而最新的元分析（2010）揭示了一个让人震惊且非常喜闻乐见的事实：安慰剂对轻度抑郁的治疗效果和抗抑郁药一样好，但是对于更严重的症状，情况就大相径庭了：真正的抗抑郁药效果明显，但是安慰剂几乎毫无效果。而这正是我们一直强调的、面向他人的自欺所具有的典型特征：一点点自欺行得通，但是多了就没法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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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安慰剂效应在体育竞技里也能发挥作用，试验显示，自行车运动员在被告之自己服用咖啡因（实际上并没有）之后，能达到实际服用咖啡因（同时被告之服用了咖啡因）近一半的效果。单单告诉他们，他们已服用了更高剂量的咖啡因也能够产生强烈的正效果。而“好好努力”之类的套话——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也具有内在的安慰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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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甚至能从安慰剂效应中诱导出安慰剂效应，也就说，只要你告诉一个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现在要给他吃一片安慰剂——安慰剂就是不含活性化学成分的药片——但是呢，安慰剂效应非常强大，并且是不知不觉产生的，只要你保持一个正面的态度，并且老老实实把药给吞下去。就这么和对方说一通有帮助的废话后，待会儿看到安慰剂效应同样发挥作用时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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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和宗教之间有很多相似性，并且很吸引人，这两者都包含有强烈的信仰以及一系列的特定条件，包括普通的医者或者牧师这样起作用的第三方。而实际上，直到并不遥远的时间里（大约5000年前），医药和宗教是一家人。你可以很容易地想象按时参加宗教仪式（特别是音乐非常好听的时候！）能够增强安慰剂效应、带来其他的免疫益处，就和按时去拜访一个关切病人、医术高明的医生带来的效果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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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安慰剂效应另一个让人震惊的方面在于，它在不同的人群身上作用差别很大。约1/3的人显现出明显的安慰剂效应，1/3的人不好不坏，另外1/3完全不受影响。这是我们反复在强调的事实之一，即欺骗和自欺系统是一个不断在进化的系统，其中包括重要的自欺形式和自欺程度上的基因差异。我们不知道这种差异有多大程度是基因层面上的，但是近期的研究显示抑郁病患之间安慰剂效应程度的差别，的确是来源于特定基因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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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东西和易受安慰剂影响有关呢？有一个，那就是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这个就是催眠术里提到的，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有些人很难被催眠，但是有些人就很容易被操控。所以容易被催眠和容易表现出安慰剂效应这两个变量之间能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点很好理解。这两者都是需要第三方介入（催眠师或者“医生”）的自欺行为，而当把人们分成容易受催眠和不容易受催眠的两组时，首先催眠第一组的人只把注意力集中到斯特鲁色词测验（stroop test，识别用不同颜色写出来的表示颜色的词语）中单词的颜色时，他们就不会被单词本身的意义所干扰。但是不那么容易被催眠的人在斯特鲁实验中的成绩就没有提高了。所以这证明了容易被催眠的一个好处：更容易集中注意力，或者更能承受认知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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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一开始讨论了知觉控制的环境，然后顺接到更深入、更细致的外部控制形式——普遍的强加性自欺、拷打和“分裂”，对他人和自我的虚假质控，安慰剂效应，以及催眠。现在，我们可以把这几类冲突融入最关键的社会关系——家庭（第4章）和两性（第5章）中来讨论了。我们什么时候会把自欺施加到家人和性伴侣身上？而他们又在什么时候对我们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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