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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合理化不当行为和偏误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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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合理化一些不道德或者不太恰当的行为，我们会在向别人辩解时修改自己的动机并且掩头藏尾，还会把这些由内部因素造成的行为归咎到外部因素上。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认为骗人不是坏事的念头能够起到合理化我们那些骗人举动的作用：骗人是情非得已啊，谎言是在自由意志的控制范围之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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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误的出现有时难以预料，而且还是在不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甚至坑你一把的情况下。在这一方面曾经出过一个经典实验，设计得非常巧妙。实验把受试者们安排到一个尴尬的情形里，然后他们可以选择坐到一名残障人士或一名健康人士边上，而这两人面前都放有一台正在播放电视节目的电视机。如果两台电视都在播放同一档节目，受试者们会优先坐到残疾人边上，好像在显示自己不带偏见；但是如果电视里放着的是不同的节目的话，他们就会坐到健康人边上，仿佛是有一些其他的正当借口这么做的（这边放的电视节目更精彩）。同样地，在对很多研究采取了元分析之后发现，美国白人在面对美国黑人时，选择帮助对方与否的概率和面对美国白人时差不多，但是一旦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不给予对方帮助时，例如“离得太远”或者“会冒风险”，结果就大相径庭了。此时并不存在对自己行为的否认或是记忆有误，实际上他们否定的是内在的意图，并将自己的行为归咎到外部因素上，以减轻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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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论（determinism）能为各种不道德行为充当保护伞，借口说这是“无意识控制的”也同样能为这些行为脱罪：“我别无选择。”一旦采用决定论的视角，那么社会上许多恶行就有了为所欲为的依据。一项试验中，首先通过让受试者阅读一篇证明基因和环境共同决定了人类行为的文章，接受其中的决定论观点，随后在一项允许暗地作弊的电脑任务中，欺诈行为就会增加。这项实验表明，通过操控降低人的责任感后，我们就能轻易地诱导出（至少在他人眼中）不道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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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未来感受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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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玩的是，我们在预测自己未来的情绪时会出现系统性的偏差。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会把现下的喜怒哀乐投射到未来。在畅想一件乐事时，我们会高估未来自己的高兴程度；反之对坏事的设想也类似。似乎我们以为未来的那个自己会保持现下的高昂或低沉情绪，而不会“回归平均值”，即心情平复到一般的程度。我们觉得如果现在很开心，那么以后肯定会更加开心；如果现在觉得很郁闷，那么以后肯定只会更无精打采。在2004年美国大选结束一周后，克里的支持者们其实没有之前他们自以为的那么沮丧，而小布什的支持者们也没有自己原来以为的那么欢欣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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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据显示，在预测其他人的未来感受时，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不管这个“他人”指的是熟悉的人还是完全陌生的人。我们会大大高估一件事对他们产生的情绪影响的持续性，正如我们对自己做的那样。实际上，我们对他们情绪的预测很大程度上和他们对自己情绪的预测有关，但是实际上这两者的准确度都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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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现在解读环节上。有些人认为这也是自欺的一种，会出现这种错误预测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身的自欺系统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我们未来的情绪。但是我对这种观点存有疑问，人类之所以能把情绪投射到未来，是因为情绪表达的是“现下”，但是我们在口头预测未来的情绪状态时，那个时间点其实离“现下”很近，而这么短的时间已经足够某种平衡抵消机制发挥作用了，故而我们的预测其实根本不会真正影响到我们在“未来”这个时间点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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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一些醒目的例外情况。我记得从前某次在阿姆斯特丹的酒吧里，我曾连续三小时“热烈追求”一位尼日利亚美女，但实际上我隔着她老远，根本不敢走过去套近乎。她离开的时候抛给我一个轻蔑的眼神，这眼神深深地烙进了我灵魂深处，让我难堪极了。如果当时有一位心理学家在场评估我的“情感预测力”的话，他大概会得出我在一两年后就会把这件事忘个精光的结论，实际上在25年后的今天，我还是很清楚地记得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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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所有的偏误都是自欺在搞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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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欺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偏误（bias）。这种偏误在“真相”附近神出鬼没，并不呈现出固定的分布模式，而且光说它是一种计算误差好像还不够准确。自欺的确能引起偏误，而偏误的数据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自我增强（self-enhancement）和自我辩护（self-justification）。那么有没有并非谎言而且不是由自欺引发的偏误？当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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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下面的例子。正在逼近的声音要比实际上听起来更响亮也更逼近，而正在远离的声音则相反。而这就是一种偏误，而且科学家们已经详细阐述了它的远离。逼近的物体当然比离去的物体来得更危险——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尽早且尽量准确地察觉逼近物体的存在。而生物体大概是用达尔文单位而非牛顿单位在衡量这之间的距离吧？所以这样想的话，所谓偏误其实也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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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另一个例子。从树顶往下看到地面的距离会比从地面往上看的距离多出不少，这种偏误里可不存在什么社交意义，只不过比起借此去操控他人的思想，你这样的感觉能直接救你一命。同理我们可以解释其他很多种类的偏误，有些偏误不过是种错觉，是某些特殊情况下由我们视觉系统的漏洞产生的吓唬人的错觉，其他的偏误则是正常情况下我们习以为常但是一旦挪到特殊情况下就突然失灵的某些规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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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类造成的偏误数不胜数，用一位心理学家的话来说，我们会犯各种错误，包括差之毫厘、不自量力、失之交臂、对重点视而不见、得不偿失，等等；我们还会夸大自己的成绩，掩盖自己的缺点，但是对他人就要严格得多。以上这些偏误大多数都能起到自欺欺人的作用，但是好像也不能完全怪罪到它们头上。有时我们对重点视而不见，其实只是注意力被暂时转移了；有时我们失之交臂，是因为事前就已经存在严重失策；而在其他时候，我们会故意得不偿失，故意失之交臂，等等。所以原则上，我们有必要好好审视这些偏误，看看哪些偏误让我们打肿脸充胖子，帮我们骗到人，哪些偏误却能在关键时刻救我们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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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否认和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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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denial）和投射（projection）是两类最基本的心理过程，涉及对现实的删除或否定并创造出新的事实。两者之间互相依赖，投射现实之前必须先删除一部分现实，而否认能起到在现实当中挖出一个大坑、以供谎言填充的作用。又比如说，想要否定个体的某些不正当行为，就需要把这种行为投射到他人身上。多年前的一天，我突然在开车的时候急转弯，结果后座上我一岁大的女儿摔倒大哭起来，我马上严厉斥责她九岁的姐姐（我的继女）为什么不扶好妹妹——好像小姑娘能预先知道我会把车开到漂移一样。我严厉的语气却暴露了我正企图掩盖某些重点，孩子姐姐的错顶多占1/10，而大部分的责任其实在我；但是因为我否定了自己的那部分责任，所以小姑娘不得不承担10倍的过失。好像存在着一个“责任等式”，等式左边减少的部分必须要在右边补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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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否认和投射涉及的另一个严肃例子，是“9·11”。任何重大灾难都包含多重原因和多重责任方，没错，本·拉登及其同党是这次事故的主要罪魁，但是如果把事件的图景扩大，逆着时间往回看，并且把我们美国公民也包括进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难道我们对制止“9·11”就完全没有责任了吗？就算我们能够进行自我批评，我们又会承认哪些错误？不管是多么间接的责任，我们对造成这次事故又犯下过什么过错呢？当然，我们曾经屡次忽视航空安检（见第9章），并且也在外交政策中犯下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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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最后一条错误最难以承认，而且我们也从未就此在公众面前进行反省。面对惨淡的现实，唯有清醒的社会有时能做到往积极的方向引导公众。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时很容易受到个人的偏见影响，但是我将指出在我看来最显而易见的几个问题：在过去50年中，在美国及其冷血的、有时近似种族屠杀性质的外交政策（柬埔寨、北美洲）面前，受害者难道有办法申述冤屈吗？我们对以色列及其他“附属国”的盲目撑腰——管你是对是错，有我罩着你们——难道就没有激起其他地方民众们的义愤吗？这些人包括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人、叙利亚人，和他们站在一边的人，还有和正义站在一边的人。换句话说，难道“9·11”于我们难道不是一个警示，提醒我们应该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并从他人的角度来反思我们的外交策略吗？我们不求在公众范围内的检讨规正，但求每个人私底下想一想、做出一点改变。更深层的信息在于，铲灭敌人并不是反击的唯一有效办法，这种解决思路只在我们彻底否认自身责任、彻底拒绝自我批评的时候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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