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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姓名—字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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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上面说到的这种语言的效应在一些具体范围里会起到什么作用呢？比如说人们会不会偏好自己名字的首字母？人类会偏爱出现在姓氏和名字中的字母，也就是说，在就吸引度这个问题对两个不同字母进行选择时（不假思索地马上进行选择），我们总会选择那些姓名里有的字母，特别是姓氏和名的首字母。多次形式各异的实验在这个问题上都得出了相同的结果，这个姓名——字母效应很强大，而且我们通常是意识不到这个效应的——一般人从来没发现他们的选择是基于字母和自身的相似性。这个效应在很多种语言当中都得到了验证：11种使用罗马字母表的欧洲语言，还有希腊语和日语。还有一种和这个有点类似的生日数字效应——在面对一大串随机的数字时，我们会显示出对出现在我们生辰当中的数字的偏爱。在才八岁的儿童身上和大学院生身上都能明显地观察到这种效应，这显示尽管我们每天都要面对数以万计的字母和数字，我们仍然对和自身有关的字母和数字抱有强烈的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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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这么简单地解释：名字——字母效应这种偏爱是因为熟悉度造成的，因为熟悉，所以吸引。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不仅仅是熟悉在发挥作用。未婚日本女性对她们名字中的首字母显示出了强烈偏爱，但是对姓氏中的首字母的偏好就少得多了，因为她们婚后就会改姓，而在日本男性身上则观察到了完全相反的结果。这显示导致了这种效应是名字对个人而言的重要程度，而不是因为个体对该字母的熟悉程度/遇到该字母的频率。而某个字母出现得再频繁也不能保证它会受到欢迎，至少对于最常见的那几个字母说来是如此：它们出现频次很高，但是却不怎么受人们偏爱。而对于不太常见的字母，比如W、X、Y、Z和Q，它们确实真的不太受欢迎，而且就算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变成了常见字母，比如W经常出现在“比利时的瓦龙人”（Wallons of Belgium）中，但是W也没有变得特别受人欢迎。而且，姓名——字母效应还会在诸如积极抚养风格（positive parenting style，见后文）这样的因素的影响下进一步得到巩固，这些因素通常和自尊心有关，和词语的使用频率倒没什么关系。简单来说呢，这个姓名——字母效应首先是自恋性质：这和字母的出现频率没什么关系，我们喜欢我们名字里的首字母，是因为这代表我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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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灵光一闪，是不是姓名——字母效应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难以意识到却又非常普遍的作用。有很多律师（lawyer）都叫Larry和Laura，地理学家（geologist）里面也有好多的Geoffrey，还有好多人姓氏的头四个字母和他们出生地所在的镇或街道或州是一样的，好像人们是在这种微不足道的利己动机驱使下做出了人生的重大决定似的，而人们会迁移到地名和自己姓氏类似的地方这个因果关系好像也有点说服力。好在随着更仔细的分析工作的进行，前面这些头头是道的说法马上被证明不过是无稽之谈。这些理论在构建的过程中和逻辑上都存在不容易发现的漏洞，比如说，40年前父母们热衷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Laura或Larry或Geoffrey，所以不管是哪种工作，叫着这三个名字的人都非常非常多。同样地，迁移研究经常把出生地当作几年后的居住地（即儿童第一次注册社会保险号的时候），而这时研究对象早就搬走好久了。而又因为人们非常执着于落叶归根，所以这一点造成了数据上的伪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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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姓名——字母效应带来的影响也足以叫人吃惊。首先，对自己名字首字母的偏爱会导致巨大的损失，具体来说就是当你的首字母和较低的成绩等级挂钩的时候（不过反过来并不成立），你的自恋这时会坑你一把。美国的学校里面C和D代表较差的成绩，而A和B指的是好成绩，那些名字或姓氏的首字母恰好是C和D的人在学校里的文化课成绩会比那些首字母是A和B或者其他字母的人要差，因为C档和D档的成绩在他们（无意识地）看来不至于非常不可爱。但是要指出，那些名字打头是A和B的并不会因为这种自恋而提高成绩，他们的表现就和名字是其他字母打头的孩子差不多，但是名字自恋却影响了那些C和D打头的孩子。如果你的名字刚好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那么你的成绩大概会比你身边的小伙伴都要烂一点。这种偏好还会在生活中造成其他影响。法学院排名有高有底，但是那些名字首字母是C和D的学生更经常出现在排名较低的法学院学生名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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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面成绩的讨论，有人可能会说有可能是教师们无意间给那些C和D打头的学生打了较低的分数，但是实验证明由学生自身导致的失败的确存在。实验中受试者要去玩10个乱序单词重排的游戏，其中有两题是解不出来的，在解不出来的那题和自己名字首字母有关的时候，受试者们就会选择按下“失败”按钮（而且也得不到很高的奖励），但是和前面一样，名字首字母并不能帮他们提高解题的成绩。所以我们再一次地看到，对名字的自恋指向了失败而非成功。是不是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他们完全不会受到这种名字偏好影响，看任何事情都非常客观，所以更容易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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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内隐型的自我偏向是怎么形成的？有证据显示早期抚养方式（以本人以及本人母亲的回忆作为具体依据）会具体影响到姓名——字母效应，有时候会影响到出生日——数字效应，并且遵循以下的规则：在温馨、积极的抚养方式下，后代身上会出现强烈且积极的自我偏向，而控制过度和保护过度则会带来相反的效果。对于外显型自尊，早期抚养方式能产生类似的影响，这个结论是这么得出的：让人们给自己各方面打分，比如“我觉得我有很多优点”（分值从1~7分，对应完全正确和完全不正确）。但是即使在我们修正了外显型自尊后，内隐型自尊同样也在此处显示出了较高的值。最近的研究表明，日常琐事会影响到姓名——字母效应，但是受到影响的只是那些外显型自尊不高的人。而如果一个人在过去24小时里经历了很多消极的事件，那么他的内隐型自尊会降低，或者换句话说，人们对自己名字首字母的喜爱程度就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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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装傻充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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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在讨论欺骗的时候通常指的是生物体吹嘘夸大自我形象——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上更高大，更闪亮，更俊俏。不过还存在着另一种欺骗，往更差的模样装（deceive down）。生物体演化出让自己看起来更小、更笨拙、更丑的本领，但这么做还是为了占便宜。在银鸥和其他几种海鸟当中，幼鸟会主动地缩小自己的身体，并且装作软弱无力的样子，好像自己还没长大一样，这样就能继续待在双亲身边并占用亲本投入。在一些鱼、蛙和昆虫的种类中（见第2章），雄性装成体积较小、颜色较暗、力气不大的雌鱼的模样并且趁机给真雌鱼的鱼卵授精。这些发现表明，对其他种类来说，装也是一种可行的策略，所以在人类身上应该也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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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装作无害的样子能帮助你更容易地接近他人。这种少数派策略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大多数人通常是反过来做的，所以我们很难防范。我记得比起那些聪明又高调自信的学生，那些看起来仿佛低调无害的学生往往占据并浪费我最多的时间。这些孩子是否意识到他们在进行某种欺骗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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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装傻的例子，是非裔美国文化中的所谓“充愣”，指的是这些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装作一无所知，比如装作完全没有目睹某宗犯罪，或者装作对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毫不知情。你可以假装自己比实际上要笨，这样就可以尽量逃避本来该干的活儿了，所以职员会装傻充愣来逃避那些困难的工作任务。我经常在巴拿马、偶尔在美国见到那些说西班牙语的人假装不怎么会说英文，这样他们就可以占到那些信以为真的美国人的便宜了，而这些美国人又是因为个人的偏见而吃了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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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有问过休伊·牛顿怎么对付那些跟他充愣的人，毕竟他是一个大型组织的头儿，肯定经常碰到这种问题。他描绘了这么一个场景来回答我：有一个服务员假装在你叫他的时候没有听见，或者假装在忙些什么。然后休伊会这么对付他：“你有没有那么蠢，每次我叫你。你就假装看其他地方？你是不是那么蠢，一发现我在看向你，你就假装去擦那些亮晶晶不需要擦的餐具？你是不是那么蠢，每次都故意往餐具室那边走又从来不真的走进去？”然后再上点口头刺激和激烈动作。可能充愣的极致就是那个黑猩猩的故事，就是说非洲人附近住着一群听得懂人话的黑猩猩，但是它们却假装听不懂，不然就要被人类抓去做苦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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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面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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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如果一张图里的脸孔越大（比起身体），越能给人这个人很有权威的印象。也就是说当图片里这张脸离你越近，或者用术语来说“面孔值”越高，你就会认为这个人越有地位。毕竟“面”（face）这个词可以有“面对”的意思，比如“对峙”（face-off），“面对面”（face-to-face），“当着你的面”（in your face），“颜面尽失”（loss of face）等等。简单来说，我越把我的面孔投射到你身上，我越显得高高在上。所以，在各种美国和欧洲的期刊杂志、美国的人物肖像及邮票中，被歧视的少数族裔例如非裔美国人展现出来的“面孔值”（facism）比欧裔美国人低。就算是在身份地位相等的情况下，也展现出了较明显的差异。唯一的例外只出现在作画人/摄影师是非裔美国人的情况下，其笔下的人物不因种族不同而展现不同的面孔值。当然我们不知道摄影师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我猜他们大多数人是不知道的，而且大多数看到图画的读者应该也对此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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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差异还见于两性之间，调查搜集来自各种美国期刊（比如《时代周刊》《女士杂志》），来自11个国家（包括肯尼亚、墨西哥、印度和法国）的3500张媒体照片，来自15世纪以来的肖像画和自画像，还有来自业余画家绘制的男女画像。在以上所有样本里，一方面，男性的面孔值比女性的要高，也就是说，在这些图像里男士们的头部更突显——考虑到其实女性的头部-身体比值其实比男性要高，这真叫人吃惊。另一方面，女性有胸，所以还会造成各种图像中更多显示女性的身体而非面部。不管是哪个样本，也不管是哪个国家，从17世纪的数据开始，本次研究都得出了男性面孔值更高的结果。这种“大头效应”似乎不独为哪种文化所有：不管是在儿童图书，财富500强网站，还是黄金时间电视剧，我们都能观察到这一点。而在美国的报刊杂志中，唯有《女士杂志》这份具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刊物没有显示出这么明显的男女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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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面孔值和高智力似乎有一些弱相关联系，但是这一点并没有影响到上述面孔值在种族和性别之间的差异，只有一个很小的例外，那就是在美国的报刊杂志中，同等地位从事脑力劳动的男性显示出更高的面孔值，而对于体力劳动来说，女性会显示出更高的面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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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政治家们的自我呈现，就是说他们放在个人网站上的照片，也显示出同样的结果，至少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挪威这些国家当中是这样的。不管司法机关中男女比例是1：2（挪威）还是10：1（美国），男性的面孔值还是较高的。不过在美国，非裔美国政治家又成为特例，他们的面孔值是所有族裔中最高的。这表明他们更清楚高面孔值意味着高地位（有时还意味着高智商）。而对美国的女政治家来说，收到的“支持女性”投票越多，那么她越会增加自己照片中的面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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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不知道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意识到面孔值的存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机制起到了作用。一个负责挑选照片的白人工作人员在看到黑色面孔的时候，是不是会暗暗说一声“下等人”，然后转而寻找头没那么大的黑人照片？或者他觉得黑人面孔让自己有点不舒服，然后希望这些面孔看起来越小越好？那黑人是不是觉得黑人的照片更加吸引人，所以更愿意看到大头，或者他们会在心里评价“这真是高高在上”或者“我希望我自己或我这样的人也能看起来这么有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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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布什的面孔值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人想要去分析在小布什发动两次战争之前78天和之后134天的时候他在卡通作品中的面孔值。研究者们一开始预测因为他是国家的统帅，所以战争爆发后他的面孔值理应会不断攀升。实际上，两次战争中他的面孔值都在不断下降。因为在每一次美国发动的重大战争中，总统们都要确保让自己显得像是被迫参加的模样。在讨论和验证后，研究者们认为这种被迫的姿态降低了他的威信。或者可能是卡通画家们预见了某些我们未能预见的战争结局。当然更可能的是卡通画家们无意识地展示出了这样一点：战争之前要拼命鼓吹本国（和本国领导）的形象，但是在战争开始后就没有必要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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