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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学科的社会属性越强，发展水平越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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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中很难得的几乎见不到任何自欺。不管介子的引力效应是正是负，对日常生活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吧？完全没影响。所以物理领域相对来说不会被欺骗和自欺的威力影响到发展——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物理学家们会过分强调自己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意义。他们会夸口发现了一种“万物理论”或者其他的宏大概念，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的社会用途主要是引发战争，因为这些理论主要是用来指导怎么制造更大的炸弹，以及怎么把炸弹更精准地投放到更远的距离，不过这种事情是古已有之了。当我读到人们花了90亿欧元制造出超微粒子对撞机时，我脑子里闪过的词语就是“炸弹”。这样被投放到物理学和其他相关领域中的资源开始多到不理智的程度，但是这样做对理论构建其实没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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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诸如物理这样高度坚实精密的学科想要好好发展，关键是完全不要掺和任何社会互动中，也不应植入任何社会性内容。或者往大的说，我觉得一个学科包含的社会性内容越多，它的发展就会越慢，因为某种程度上它会遇到更多欺骗和自欺造成的阻碍。所以，像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这些能直接影响我们看待自身和看待他人的学科，会很容易遭到自欺的破坏。同理生物学的一些分支，特别是社会理论学和人类遗传学也是如此。这些学科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老爱把各种功能放到更高层面（比如该放到个体层面的偏要抬升到社会层面）来解释，有时实在是做过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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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生物学中的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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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以来，生物学家们几乎把社会从上到下研究了个透，他们认为自然选择会青睐那些对种群有利的性状，实际上自然选择更青睐对个体有利的性状（以存活率和繁殖率来衡量），而且达尔文也是这么说的。更确切地说，自然选择会对个体体内那些能够促进生存繁殖的基因发生作用，这一点基本上等同于个体通过夸耀这些基因以获得种种进化的好处。但是从达尔文发表他的学说的那一天起，科学家们的口径又统一到老看法上去了，也就是认为所谓好处应该指的是为更高层面带来的好处（比如物种和生态系统），只不过现在他们又引用达尔文来支持自己的看法了。反过来，这种错误的理论实际上就是一些群居生物为了增加彼此的群体认同感和群体凝聚力所发明出来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也可以用来为个体行为辩解，说这么做是为了整个群体（比如说，把谋杀解释成起到种群调节作用），并且这种理论还能描绘出一幅毫无冲突的桃源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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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杀婴的一个经典例子是印度叶猴，最开始的雄性杀婴研究就是在这种动物身上进行的，后来发现还有100多种生物也有这种奇怪的现象。雄性杀掉尚在襁褓中（其他雄性）的幼崽被解释为是一种数量调节机制，以避免食物被过多地消耗，所以这种行为是为整个群体着想，当然没这么回事。因为哺乳期的婴儿能够起到抑制母亲排卵的作用，所以杀掉它就能迫使母猴更快进入下一轮生育期，这样当然能帮到杀手的传宗接代，但是母猴和死去的幼崽却蒙受了损失。在某些叶猴族群中，成年雄猴会杀死幼崽数量的10%——但是这样做只能让雌猴发情期平均提前两个月。这些死去的幼崽的确不会影响到种群密度（如果它们的死亡真的能起到种群调控的作用的话），但是却和成年雄性夺取群体占领权的概率有关。这项研究显示了群体中雄性能在每一代都造成的巨大社会浪费，尽管这么做带给雄性的好处有限（雌性发情期只是提前了两个月），特别是对比雌性的损失来看（12个月的孕育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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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知名的观点是说雄性的侵略性对于整个种群来说是好的，因为这能让更强壮的雄性赢得优秀雌性的交配权，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法知道到底是不是这样。这种凶悍雄性体内其他的基因是不是也能给后代带来足够的优势？这个问题还在继续讨论当中，而且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回答（特别是得看雌性的最后选择）。可能凶悍的雄性只能播撒开凶悍的基因，但是对整个物种来说好像没什么用（比如对雌性后代就没什么用）。不管怎样，每年在熙熙攘攘的象海豹繁殖的小岛上，雄性象海豹在抢夺雌性交配权时都会踩死10%（其他雄性）的幼象海豹。这种凶悍的特质对物种到底有什么好处？难道这样做能踩死所有的劣等基因吗？人们也很容易觉得那些存在亲密关系的个体之间是不会发生冲突的，所以进化更青睐亲代-子代之间的协同演化，或者说两者的进化能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但是我们在第4章中已经看到，在真实的家庭中并不是这样的。早在胎盘的形成过程中，母体会利用化学和物理的手段阻碍胎儿的发育（为了避免过度投入）。同样，在20世纪60年代，观鸟者一开始也以为他们所钟爱的鸟巢是和乐融融的家庭，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鸟类配偶的出轨率一般都会超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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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些年来演化生物学家们利用一系列的论据有力地否决了社会科学和其他一些学科中的固有观点，即认为进化青睐的是那些对家庭、群体、文化、物种和生态系统有益的行为，并认为这些单位内部并不存在太多冲突。人类学家认为进化是青睐战争的，因为战争能有效起到人口调节的作用，这种错误观点和非社会性的性状根本就没有关系。人类锁闭的膝盖保证我们能够直立站立，而不是被肢体的僵硬浪费无谓的能量，膝盖之所以发生演化是因为它能够给个体带来好处，但是如果你说膝盖演化是为了整个物种，那你实在是错怪膝盖了。而社会性的性状就不是这样，我们已经看到，因为之前一直忽略了演化性状给个体带来的优势，所以一直搞反了它的作用，虽然这些性状有时给他人造成的损失更多。我们以为这些性状是为了所有人好呢，所以这再一次证明了潘葛洛斯定理（Pangloss’s theorem）——在理想的最美好世界中一切都是为了最美好的目的而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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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利他主义对群体有利这一点大家也很容易赞同，因为只要效益大于成本，那么对于整个物种来说就能得到净收益。当然在个体层面上，利他主义是用来解释和限制特殊条件的，比如亲属关系和互惠关系，而且这两者当中都包含内部冲突。后者在对比非互惠关系时当然显得更公平啦，在那些认为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人眼里，非互惠关系当然是一种没必要的进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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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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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不是。经济学看起来像一门科学，而且也声称自己是科学——不但研究出了一系列复杂的数学工具，还每年给自己发一次诺贝尔奖——但是它仍然不是一门科学。经济学并没有把自己建立在基底学科上（在这里是指生物学）。这对经济学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因为经济活动的各种模型必须建立在个体意愿的概念上，即个体希望去最大化一些什么东西。但是经济学在这里玩了个把戏。人们想要最大化的是“效用”（utility），那么到底什么是效用？哦，任何人们希望最大限度发挥的对象都能被称为效用，在有些人眼中，他们希望最大化的对象是金钱，有些人是食物，而在另一些人眼中性比食物和金钱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借用“优先功能”（preference function）来告诉我们哪一种效用要比其他效用更优先。这一点必须要通过实证才能得到确定，因为经济学本身无法给出理论解释个体会怎样给这些效用进行排序。不过从一开始，通过测量的手段来穷尽所有场景中的优先功能就是不可能的，他们连一个个体都测不清楚，更不用说整个群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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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生物学能提供一套完备的理论来准确解释“效用”（尽管生物学把真相搞错了100多年），这套理论是基于达尔文繁殖成效的概念。如果你想谈论什么东西能对一个活体起到效用（也就是有益），那么最好搞清楚其实你在说的是个体的广义适合度（inclusive fitness），也就是其后代的存活数以及对亲属的繁殖成效的影响（包括积极和消极的影响），随着亲缘关系的逐渐疏远，这种影响的效果会越来越稀薄。在很多情况下，尽管经济学会进一步精确这个概念（比起光用繁殖成效进行解释），但是也不会带来什么根本改变。而如果在忽略其他科学知识的前提下，经济学还一味想要建立起一门科学来，那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我们在第1章就已经看到，经济学经常暗示说市场的力量最终能抵消社会和经济系统中欺骗带来的损失，但是我们从日常经验中知道这是不对的，从生物学的理论来看就更不现实了。只有因为贪婪的企业执着于虚假经济理论把全世界都拖下经济衰退的漩涡后，经济学因为与真正科学的脱节导致的种种矛盾才最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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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错误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模糊了“效用”的概念，经济学既用它来指个体行为对自身的效用，又可以指对他人甚至整个群体的效用。经济学家老是把这两种效用看作完全一致的，他们认为个体给自身带来效用（未定义）的行为往往也会给群体带来好处（也就是说带来普遍效用），所以经济学家们完全看不到不加限制地追求个体效用有可能给整个群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众所周知，这在生物学当中是个谬论，而且已经被好几百个例子证明了。我们也无法预知某两种效用可以完全一致，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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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经济学竭力和科学靠边的努力中，产生了一门和心理学交叉的学科，叫作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并且很受欢迎。但是和往常一样，经济学家们拒绝采纳进化的相关理论，尽管他们根本就是在按进化的思路进行研究。这些经济学家在用进化的理论对经济行为做出解释的同时，却经常做出一些非常反逻辑的假设。比方说，他们最近犯的一个错误（而且是发表在那些顶级的期刊上）就是假设我们对行为会发生主动进化以适应人为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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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说法离奇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先来回忆下第2章提到过的最后通牒博弈，人们通常会拒绝匿名的对方不公平的分钱方法（比如说，他八我二），尽管这么做会让他们一毛钱都得不到。因此这场博弈测量的是我们的公平感：为了惩罚那些对我们不公平的人，我们多大程度上宁愿自己遭受损失呢？但是有一帮经济学家（而且他们为了所谓严谨起见还请来了几个人类学家）却得出了人们会这么做完全是因为他们为了适应实验室的情形而具体进化了，或者说，我们在完全匿名的交换行为中宁愿遭受损失也要惩罚对我们不公平的人的这种行为，是为适应这个具体情境的进化结果，这种一次性的交换行为不会给参与者带来好处，但是却会使整个群体受益，所以群体再一次地被放到了个体之上。可这不就相当于说恐惧心情是我们在看恐怖电影的时候专门进化出来的吗？几百年来，生物学家们都把各种活体带进实验室研究它们的各种性状，但是没人会把性状各种复杂的功能简单地说成是为了适应实验室条件进化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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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近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在思考为什么他完备的理论无法充分预测2008年发生的经济大危机。当然一部分的原因在于经济活动本身的复杂性，它所涉及的因素太多，而作为无数人活动总和的最终经济结果在复杂程度上也不逊于天气变化，所以非常难准确预测。而这位经济学家指出，失败的原因还在于太痴迷于构建优美的数学模型以致于忽略了现实。这当然是问题之一，但是他却始终没有提到他最不该忽略的现实，一个30年来都近在他眼前的现实——那就是生物学的现实，特别是进化理论。如果30年前经济学家就能利用生物学中关于自我利益部分的理论来构建关于效用的经济学理论的话——忘记优美的数学，把目光放到相关意义上的数学吧——也许我们就能更早抛弃一些不切实际的经济理论的妄想了，比如说存在一些内置的反欺骗机制能够及时帮助我们免受那些站在金字塔顶端、欲望没有底线的人造成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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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门学科假装自己是科学的时候，它在评估真理的时候也是非常靠不住脚的。来看看过去50年间经常发生的一件事吧，世界银行（World Bank）经常建议发展中国家向外国商品开放市场，让市场来发挥作用，减少宏观层面的限制。但是当发展中国家照做却失败后，世界银行又把原因简单归结为：“我们的建议是好的，只不过你没有认真照做。”照着程序来做才不会遇到风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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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者的愚昧：自欺与欺骗背后的逻辑 文化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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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悲剧性地朝“左”转后，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至今还没有恢复元气（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在那之前，这个领域的名字是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研究的对象是各种人类社会行为形式，特别是不同文化和族裔的形式。社会人类学应该和研究人类化石和文物的物质人类学联手。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生物学中突然间衍生出了非常有力的社会学理论，然后有许多话题第一次得到了严肃探讨：血缘关系理论，包括亲代/子代关系，相对亲代投资，还有性别差异的进化，性别比例，互惠利他主义及公平感，等等。当时社会人类学家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接受并掌握新的研究结果，然后以全新的提纲来重写自己的领域，或者说拒绝接受新研究，并且死守自己的领域（实际上他们选择了后者）。就像一句话说的，“在面临改变思路或证明不需要做改变这两个选择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马上忙着去找证据了。”在学术界当中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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