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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最乐观的自己 第11章 乐观的领袖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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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悲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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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13位总统候选人开始四处奔波，发表政见。共有6位共和党参选人，其中布什（George Bush）和多尔（Robert Dole）的民意调查结果比较接近。很多人认为布什会输，因为多尔强悍而布什软弱。不过布道家罗伯逊（Pat Robertson）、保守派肯普（Jack Kemp）和黑格（Alexander Haig）将军的实力也不能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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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更是人人有希望，个个无把握，逐鹿中原者一大堆，不知鹿死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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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Gary Hart）似乎已经从上一届的性丑闻中恢复过来了，再次在民意调查中领先。参议员西蒙（Paul Simon）、麻州州长杜卡基斯、参议员戈尔（Albert Gore），以及众议员格普哈特（Richard Gephardt）都被认为很有希望，而黑人牧师杰克逊（Jesse Jackson）被认为仅能获得黑人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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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CAVE技术把这13位角逐者的演讲稿加以分析、评分，得出了我们的预测。在2月艾奥瓦州初选的前一个周末，祖洛坚持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预测结果放在密封的信封里，寄给《纽约时报》，并放一份在宾州大学心理系系主任那里，以免万一被我们预测中了，却没有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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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初选尘埃落定后，祖洛跟我坐下来，将他2月初密封信封里的预测与初选结果进行比较，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眼睛：简直是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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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年读过的弗洛伊德的文章强烈地影响了我后来的研究方向。一位科幻小说作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虽然不像弗洛伊德那么有名，但他的作品对我的影响却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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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那本令人一看就放不下来的小说《基地三部曲》（Foundation Trilogy）中，阿西莫夫为有头脑的、长满粉刺的孩子创造出一个英雄——塞尔登（Hari Selden）。他创造了心理历史学家，专门预言未来。塞尔登认为个人是不可预测的，但是由个人所组成的团体是可以预测的。你只需有塞尔登的统计公式和行为原则（阿西莫夫从来没有把这个秘密透露给我们），你就可以预测历史的走向。“哇！”这些年轻人佩服得不得了：“可以用心理学的原则来预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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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哇！”一直跟着我。当我还是资历较浅的教授时，我非常兴奋地发现心理历史学真的存在。后来，我与我的好朋友，宾州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科斯（Alan Kors）合开了一门心理历史学课。这门课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探讨学术界的阿西莫夫世界。结果发现这是一次令人失望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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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阅读了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所做的相关研究，他企图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原理应用到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身上。埃里克森说路德反抗天主教的勇气来自他幼年时大小便的训练，埃里克森教授从路德零星的童年史料记载中，得出了这个惊人的结论。这种异想天开的推论绝对不是塞尔登的本意。第一，它的原理并不能达到目的，它甚至无法帮助治疗师解释他的病人为什么有反抗心理，更不要说去解释已经死了几百年的人的反抗心理。第二，那个时期所谓的心理历史学进行的是个案研究，而阿西莫夫清楚地指出有效的预言是针对团体的。第三，也是最糟的一点，这种心理历史根本没有预测出什么东西来。它把一个已有定论的东西拿来，编一个故事使之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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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当我接受艾尔德的挑战，去发展时间机器时，阿西莫夫的理念还深埋在我心里，所以我准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来找出那些不能或不愿接受问卷调查的人的解释风格。但是还有一大群不能接受问卷调查的人已经死了，他们的行为影响了历史。我告诉艾尔德，CAVE技术正是他所梦想的“时间机器”。我建议不但可以将它应用到当代不愿接受测验的人身上，也可以用在已经死亡的人身上。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他们忠实的口述记录。只要有这些资料，我们就可以找出他们的解释风格。我还指出这类材料非常广泛，自传、遗嘱、新闻稿、录音带、日记、病历、从前线寄回来的家书、答谢辞等。“艾尔德，”我说，“我们可以来研究心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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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我们手上有塞尔登所说三个必要条件。第一，我们有一个很有价值的心理学原理，乐观的解释风格可以预测抵抗抑郁症的能力，可以预测高成就、坚忍性。第二，我们有一个有效测量生者或死者的解释风格的方法。第三，我们的样本足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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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我对21岁的大学生祖洛（Harold Zullow）解释着上面的内容，他的思维、原创性、精力都是一流的。我希望说服他来宾州大学做我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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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过把这套方法用到政治上吗？”他说：“或许我们可以预测选举。我敢打赌美国人希望有一个乐观的领导者，一个告诉他们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的人，而不是一个对什么都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你需要大量的被试吗？美国选民这个群体如何？你无法预测每一个选民的投票情况，但是或许我们可以预测一群选民。我们可以从候选人发表的政见中找出他们的乐观情况，然后预测谁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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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他用了“我们”，因为这表示他会来宾州大学就读。他果然来到了宾州大学，在这以后的五年里，他的成就惊人。他成为第一个预测历史事件的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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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大选：1948—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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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选民希望有什么样的总统？乐观性在美国选民心目中有分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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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重新阅读了近代当选总统和落选者的提名演讲。这里面乐观和不乐观的差异立刻显现出来了。让我们来看看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在1952年第一次接受民主党提名时的答谢辞（史蒂文森两次竞选美国总统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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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喧嚣和喊叫停止时，当乐队离去、灯光熄灭时，在这历史性的时刻，责任赤裸裸地摆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刻：对内，唯物论和各种明争暗斗的鬼魅萦绕着我们；对外，国际上充满了不择手段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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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森不愧是个大学者，他的演讲稿中充满了不好的事以及对这些事件的分析，但是他没有提出任何改变这些不好事件的方法。下面是他的解释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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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这个自基督降世以来最血腥、最动荡不安的时代还没有过去。牺牲、忍耐和难以和解的目标将在未来很多年中充斥着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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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希求你们提名我为总统候选人，因为坐在那个位子上的压力超乎任何人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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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解释风格具有永久性：磨难会很长久，会引起牺牲。同时也具有普遍性：这个负担使他不敢去希求总统提名。史蒂文森，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但处于情绪的黑洞中。他的解释风格是抑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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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的演讲辞和史蒂文森的大不相同。艾森豪威尔曾两度成为史蒂文森的对手，他的解释风格中反刍很少，乐观性高，而且充满了行动。请听艾森豪威尔接受共和党提名的演说辞（他即将去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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