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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关系演化“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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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和年羹尧之间的关系最后闹得这么僵，是不是一个孤证呢？他们俩本是一对好基友，最后却变成了冤家对头，真是爱得如夏花般灿烂，但是又如惊鸿般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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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和很多臣子之间的关系，都和他跟年羹尧之间的关系一样，有善始，但是没有善终，而且关系演化的过程通常都是一个模式，都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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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雍正皇帝主动地扑上前去，没有底线、毫无保留、掏心掏肺、轰轰烈烈地去爱，就像那首歌写的：“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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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跟年羹尧同时期还有一个叫隆科多的，隆科多和年羹尧都是有拥立之功的大臣。隆科多是一个闲散的皇亲国戚，论辈分还是雍正的舅舅。所以雍正就下了一道谕旨，说从此之后立个规矩，包括皇帝在内，大小臣子们称呼隆科多，都要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俩字：“舅舅。”我还真没在中国历史当中看过任何一个先例，称一个臣子要在前面加一个官称，叫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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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自己也确实做到了，雍正初年，他很多手记当中提到隆科多，都在前面加了舅舅，包括跟臣子谈话也都是这样。他夸奖隆科多说，他是圣祖仁皇帝的忠臣，意思就是康熙的忠臣；是我的功臣，是超群拔类稀有之大臣，意思就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大臣。我们看这个用词，都是很夸张的，要爱就用力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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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就是第二个阶段，既然我爱你，那所有我爱的人都必须像我一样去爱你，我们必须能够大被同眠、不分彼此、相亲相爱，抱在一处。他就要求他的两个大宝贝，年羹尧和隆科多彼此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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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凑巧，这两个人就是不相爱，尤其是年羹尧，死活看不起隆科多。年羹尧认为，我是藩邸旧人，你没当皇帝的时候我就跟你好了，隆科多算哪根草，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所以他反复跟雍正说，隆科多就是一个普通平常的人，你别那么看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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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雍正不爽了，我这么爱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死命在他们俩人中间拉拢撺掇。他跟隆科多讲，你遇事要多向年羹尧请教；跟年羹尧讲，我原来也看不起隆科多，但是后来我幡然悔悟了，现在才知道我犯下了大错。前面雍正夸隆科多那句话，就是他当着年羹尧的面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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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后来还想出一个歪招，让年羹尧把一个儿子过继给隆科多。要知道，这件事情在清代的法律当中，是一件不成体统的事情。因为隆科多有儿子，而且有俩儿子，这成何体统？但是雍正就认为，你们俩是同一个人的爹了，你们俩还不好吗？你们俩可以睡一个被窝了吧？后来两个人不得不表示友好。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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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例子，雍正有两个特别喜欢的大臣，一个叫李绂，他最高当到了直隶总督，而且他还是个经学家，是当时的士林领袖。另一个大宝贝叫田文镜。田文镜这个人不是正途出身，他不仅没考取进士，连举人都没考取，仅仅是个监生，说白了就是个秀才。但是雍正对他很赏识，把他派到河南，后来又调到山东去搞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这些艰难而重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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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田文镜的立场上，他当然要肝脑涂地，因为他本没有希望当上这么大的官，既然皇帝赏识他，那他就要玩命地干。所以田文镜在治理河南的过程当中，得罪了当地的官僚系统，包括那些有功名在身的官员。邻近的直隶总督李绂一看，心里就不爽了，你这不是作践我们读书人吗？所以就跑到雍正那儿去告田文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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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雍正的老毛病又犯了，我爱的人，你们怎么能互相不爱呢？这也就罢了，后来他发现有一个叫谢济世的御史也来参奏田文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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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把这两份奏折拿出来一对比，发现李绂参奏的理由和谢济世参奏的理由几乎一模一样，他们俩是不是底下通过风、串过气？是不是李绂指使谢济世来告田文镜？如果有这样一层关系，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叫结党营私。在皇权时代，结党就是欺君之罪，是要掉脑袋的。所以他直接把李绂判了死刑，拉到菜市口，让刽子手拿刀抵着他的脖子问：“现在你知道田文镜是好人了吧？”但李绂是个硬骨头，至死也不肯认同田文镜是一个好人。雍正一看没办法了，最后也没杀李绂，而是革了他的职，永不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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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是转折点。雍正的性格是，咱们兄弟一起喝酒，我先干为敬，然后看你怎么喝，要是你只是意思意思，我就不爽；或者我爱你，但是你没有按我希望的方式来爱我，对不起，我就跟你翻脸，而且一翻脸就把你往死里整。所以很多人说雍正残酷、打击政治异己，等等，还真是冤枉了雍正，因为雍正在很多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宽宏大量也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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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给弘历（后来的乾隆帝）请了一位老师，叫朱轼。朱轼反对雍正的所有改革，尤其是像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这些事，当了一辈子的反对派。年羹尧后来被抓起来之后，朱轼就反复上书辞官，但雍正始终不允，说没你什么事。这种例子在雍正朝史不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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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能简单地说雍正是一个打击政治异己的人，对不同的意见，他有的是包容力。但如果是他爱过的人，结果被他发现不爱他了，他就会跟人家玩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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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还有第四个更可怕的阶段：你不爱我，我把你往死里整；我爱过你，我一样要把你往死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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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就是钱名世案。早先雍正爷跟年羹尧好的时候，让全国各处官员有什么事都去请教年羹尧，希望大臣们都去写诗赞颂年羹尧。钱名世就冲在了为年羹尧歌功颂德的第一线，而且写得特别肉麻。年羹尧倒台后，雍正又把这件事翻出来，说当年你这么评价过年羹尧，那你是什么人呢？你这叫“名教罪人”，我也不杀你，我御笔写下这四个字给你制成一块匾，你就拿着这块匾告老还乡吧。把这块匾挂在你家大堂上，你的子孙后代都得守着这块匾过日子，不准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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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让当地的地方官初一、十五都要去钱名世家看看，看他是不是把这块匾给摘了，平时嫌丢人，那么丢人就得丢到底，要千秋万代地丢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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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爷还干了一件特别奇葩的事。钱名世离开北京的时候，无官无职，抱着这块匾要回家。雍正爷把九卿大学士以下的所有官员，凑了大概300多个，给钱名世送行，搞了一个送别宴，让每个人作一首诗骂钱名世，然后还把这几百首诗编成了一本诗集，叫《名教罪人诗》。就是让钱名世看看，大伙儿都骂他呢，这本诗集你也拿上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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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名世案是比较有戏剧性的，当然也有比较残酷的，比如说汪景祺案。汪景祺其实就是一个文人，原来随着年羹尧西征的时候，写了一本小册子，叫《读书堂西征随笔》。文人一旦没底线起来，拍马屁可就是强项，汪景祺在这本小册子里面称年羹尧为“宇宙之第一伟人”。雍正把年羹尧搞死之后，就很不爽，既然你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人，那宰了吧。宰了也不过瘾怎么办？枭首示众，而且这颗头不准摘，一直在菜市口挂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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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的逻辑，就是如果爱，我就用全部力气爱你到死。如果恨，那么此前的爱都不算数，我要用全部力气把你作践到死。这就是雍正的人际关系处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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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边界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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