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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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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孩子慢慢成熟，他们最终会明白，会意识到死亡无法避免，不可改变。有一天，他们会意识到，人行道上被踩到的蠕虫将不再蠕动。爷爷在地下的小盒子里，并非睡着了，和在起居室里的躺椅上睡觉根本不一样。患有癌症的狗狗不得不让它“长眠”，可是，它再也不会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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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你明白了这个恐怖的真相：死亡并非偶然发生的不幸事故，并非只有那些老年人、倒霉鬼、坏人才会遭遇。迟早你会意识到，每个人都会死，包括你自己。在人间的舞台上大步流星走过，帷幕必将落下，你的命运最终将和路边那只内脏四溅的松鼠或是你一直害怕的骷髅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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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认识非常重要。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曾写道，“对于儿时的我来说，最难的莫过于承认死亡这一概念最终也会适用于我自己”，这种想法“经常让人欲哭无泪”。就在这一刻，你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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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一旦明白他们和爸爸妈妈一样，其生命都是脆弱的、有限的，他们就会用文化取代父母，将其作为获取内心平静的首要源头。神明、社会权威和制度似乎比父母、祖父母、宠物更稳定、更持久，因为父母、祖父母、宠物最终都不堪一击，最终都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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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故的以色列同事维克多·弗洛里安（Victor Florian）和马里奥·米库里茨（Mario Mikulincer）就做过实验，证明了这一论断——孩子迅速发展的对于死亡的意识推动了其从信仰父母到信仰文化的改变。研究者调查了两组以色列孩子，年龄在7~11岁。每组有一半的孩子被问及26个和死亡相关的开放式问题，比如“死人会知道他发生了什么吗？”“每个人都会死掉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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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让所有的孩子观看和他们年龄相同、性别相同的其他孩子的图片。每张图片旁边都附有图片中孩子的姓名及出生地。有些图片上的孩子是以色列出生的，有些则是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在以色列，俄罗斯移民被习惯性地认为是以色列文化的局外人）。被试的孩子要说出他们是否愿意和图片上的孩子一起玩，是否愿意和他成为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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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7岁的孩子还没有把“心理上的鸡蛋”转移到“文化的篮子”里。在被问及和死亡相关的问题之后，他们对于图片上以色列孩子和俄罗斯孩子的反应都很消极，且年龄越小，越是消极。他们害怕死亡，但是，还没有借助文化应对这种害怕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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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1岁的孩子就完全不同了。在被问及和死亡相关的问题之后，这些年龄稍大的孩子更愿意和图片上的以色列孩子做朋友，对俄罗斯人表现出了排斥。简言之，当被提醒死亡终至之后，11岁的孩子有着和成年人相同的反应。意识到死亡无法避免、终将到来之后，他们表现出了对其文化的永久性心理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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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团结在国旗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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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11岁以色列儿童的反应在很多民族的成人中都有出现。在本书第1章中我们就已经看到，被提醒死亡终至的美国人对赞扬美国的人会做出更多积极的反应，对批评美国的人则会做出更多消极的反应。被提醒死亡终至的意大利人会觉得意大利人更亲切，认为自己和同胞有更强的纽带感。此外，就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而言，在零售店前接受采访的德国人并没有表现出对德国产品的特殊喜好，但是，在墓地前接受采访的德国人则更愿意选择德国食品、德国汽车、德国的度假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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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假想一个名叫史蒂夫的年轻人，他所接受的完全是美国文化。如果登录Facebook网上他的主页，我们或许会发现，他有很多身份：乐队的摇滚乐吉他手、父母的好儿子、侄子、兄弟、孙子、高中毕业生、相信人人都有平等权利的独立选民、大学生、想要成为老师等。和多数年轻人一样，史蒂夫已经把对父母的归属感转移到了周围的文化当中，不断加入自己喜欢的群体，忠诚于这些群体，以此巩固和强化自己的信仰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史蒂夫不断加固心理堡垒，以对抗自儿时就形成的关于存在的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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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象一下，你就是史蒂夫，正在美国一所名牌大学读心理学。在一门课程学习中，你被要求参加某项调查研究。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实验室之后，你被研究人员告知，该实验的内容是性格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军人已经接受了很多性格实验，”她说，“在加利福尼亚沙漠地区进行军训时，我们对军人进行了观察，用创新的方法使用常规军事装备，完成诸如从粗糙的流体中过滤出沙子、制造创新性建筑工具等。实验初步发现，性格和创造力之间有关系，现在我们想把这一数据应用于更广泛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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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开始了，”她继续说着，然后递给你一个信息包，“请把这些调查问卷填一下。完成后，到走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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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进入了实验状态，完成了关于性格的一些问卷，然后，和本书第1章所描述的法官一样，你也遇到了那两个令人不愉快的问题：“请简要描述想到自己死亡时的情绪”和“尽可能详细、快速地写下自己肉体死亡时以及死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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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这些问卷之后，实验员将你带到了另一间屋子，你看到桌子上有很多物品：一包热巧克力粉、两根塑料管、一根细绳、一个纸夹、一块指南针手表、一根橡皮筋、网、一只玻璃罐、一个装满黑色染料的杯子、一只钉子、一个装满沙子的杯子、一面小旗子、一个坚固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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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员将黑色染料倒进了沙子里，然后跟你说了任务：想出将沙子和黑色染料分开的办法，因为“士兵以前就是用普通的东西把沙子从有毒物质中分离出来的”，还要把十字架挂在墙上，因为把东西固定在墙上“是服役时的常见任务，而且，并非一直有锤子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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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思考了一下任务，然后意识到可以用旗子将染料从沙子中滤出，然后用十字架将钉子敲在墙上。可是，很明显你不情愿用这种方法，因为这么做让你觉得很不安。毕竟，从小你就被教导要敬畏这些有象征意义的物品。似乎用旗子过滤、用十字架敲钉子是在亵渎神物。可是，你又意识到，除了这种做法，别无选择，其他物品都用不上。慢慢地，你拿起了旗子，然后盖在了玻璃罐的上面，把混有黑色染料的沙子倒了上去，染料被过滤到了罐子里，用时六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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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第一项任务后，你开始了下一项任务。你慢慢拿起十字架和钉子，朝墙边走去。你犹豫了几秒钟，想着应该怎样用手中神圣的物品完成这一项普通任务。“真是亵渎圣物，”你这么想着，然后长叹一口气。接着，你慢慢敲了起来，用时六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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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验还有另外三个版本，其中控制条件有变。在一个版本中，学生被问的问题是关于看电视，而不是关于死亡。在其他两个版本中，问题可能关于看电视，也可能关于死亡，但是，桌子上的旗子被一块白布代替，除了十字架之外，还多了一块结实的木块。在这两种控制条件下，学生不用亵渎文化的象征物就可以将问题解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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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有了白布和木块，过滤和敲钉子的任务就变得很简单了，被试可以很快且毫无压力地完成。即使在完成任务之前要回答关于死亡的问题，被试完成任务也毫无问题。没有被问及死亡的学生也很轻松地用旗子和十字架完成了任务。在不同的控制条件下，完成每个任务的平均时长是三分钟。然而，和史蒂夫一样的被试，先是被问及死亡，然后又不得不亵渎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圣物，完成任务的时间长达平均时间的两倍。他们还反映说，感觉任务很难，在尝试完成任务的时候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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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研究发现，文化符号有助于抑制对于死亡的恐惧。的确，如果没有充满宏大意义的可视象征或符号，文化信仰就会稍纵即逝，无法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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