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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人类认知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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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理论学家认为，大约在450万~600万年前，人类开始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分道扬镳。一个重要的进化步骤就是直立行走。以著名的化石遗迹露西为代表的古猿在350万年前就可以直立行走，但是，他们的大脑很小，不会使用工具。至于为什么直立行走我们并不清楚，不过，有一点很确定——这群古猿直立行走之后，活动的场地就更多样化了，因此也就有了更多的资源。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让他们能够自如探索和应对周围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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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万年前，露西的后代开始使用石制工具，这就为200万年前猿人（Homo habilis）的出现铺平了道路。猿人的大脑比古猿大1.5倍。考古学家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认为，原始人类的家族发生了变化，继而出现了社会结构。哺乳期的母亲抱着年幼的婴儿无法捕猎，如果没有帮助，也无法抵御大型的食肉动物，因此，我们的祖先开始群居，以更高效地抵御大型的食肉动物并获取包括肉在内的食物。但是，要提供保护并获取肉类食物，男性就得合作，用粗糙的武器猎杀大型的危险动物，并与其他食腐动物竞争，以获取动物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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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典型的灵长类群体中，这样的合作会很困难，因为占统治地位的雄性绝不允许其他雄性接触该群体中的雌性。生物人类学家特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做出了这样的假想：我们别出心裁的祖先可能已经使用了结婚戒指的雏形，利用这种符号，性活跃的雄性就可以照顾某些雌性和他们的后代，同时又可以和其他雄性一起捕猎、食腐。这就将因性而引发的潜在致命冲突的可能降到了最小，也就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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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对认知有独到的好处，对语言更是如此。我们最近的表亲——黑猩猩就无法讨论如何对付某天在溪边看到的狮群，他们也无法考虑下个星期四日落时分迁往何处。有了符号，我们的祖先就可以思考那些对他们的感官没有产生即刻刺激的形象，因而就可以更好地学习过去，计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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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还有助于让社会联系超越面对面的接触。和灵长类动物一样，我们的猿人祖先也会辛苦地相互理毛，将彼此身上的死皮、臭虫及污垢去除，这增进了群体的凝聚力和协作性（同时也有明显的健康益处）。随着群体队伍的壮大，这种“你帮我抓抓背，我也帮你抓抓背”的相互理毛行为变得更加困难了。语言可能就代替理毛被发明了出来，开始发挥基本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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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森认为，符号和语言的雏形进而刺激了自我意识的出现（一个世纪之前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就已提到这一点）。交流很可能经常要涉及群体里的其他成员，因此我们的祖先需要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于是他们就想出了类似于“我”（宾格）“她”“他”“你”“我”（主格）等代词。贝克尔发现，人称代词“我”（主格）能够唤起自我意识，每个个体也因此有了明确的指定。在语言发展的推动下，我们祖先中的一部分完全形成了自我意识，但具体是什么时间形成的并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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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却认为，自我意识是适应社会生活时才出现的。能够反思自己感受的个体也会思考他人的感受，因而才能更好地传达他们的愿望，更好地预测周围其他个体的行为。随着用语言交流的能力的提升，我们祖先的自我意识变得更强了。“人类发明（符号）的同时，”尼采认为，“自我意识也更加敏感了。”这就刺激了更加复杂的语言的发展，语言和不断增长的自我意识的动态循环因此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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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为和认知能力的这些变化大约发生在200多万年的时间里，此外，还有一项变化，即大约50万年前大脑体积的再次增大。之后，在大约10万~25万年前，我们的猿人祖先完成了向智人的巨大飞跃——智人的语言能力更强，可以构造并传达更加详细的一连串复杂想法，可以讲述复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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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会使用符号，有自我意识，口头交流更加灵巧，并在此基础上将社会交往、自然史及技术技能整合在一起，以便去做更多有用的事情。他们可以相互交流并改进想法：“最好的过河方式是什么？”他们不仅会思考过去的经历，还会畅想未来的可能性。他们可以想象并不存在的事物，而且还大胆地将梦想变为现实。他们用文字和符号表示出想象中的未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策略，做出决定，设计并计划——这种能力是当时乃至现在地球上的其他生物都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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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先变成了可以直立行走、会自我反思、有想象力的灵长类，正如奥托·兰克所说，他们可以“把虚构的变成真实的”。活着并且感受到活着真是太好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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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干旱、饥荒、瘟疫或被饥饿的狮子开肠剖腹都在其列。溺水、斩首也在其列。如果你足够幸运，逃过了以上所有灾难，却依然有可能目睹着时间将一位曾经活泼有生气的家庭成员变成了孱弱的影子，并在这种变化的基础上想到了自己不可改变的将来——这种体验，也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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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不满意的就是必将到来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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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死亡终至的恐惧和超自然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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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化、自我意识以及思考未来的能力对我们祖先至关重要。但是，这些高度适应性的认知能力也导致了对死亡终至的挥之不去的潜在恐惧。一种生命形式，经历了数十亿年的精心演化，最终却要为了生存而拼尽全力，且意识到注定要在这场战争中败北，结果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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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指出，“赤裸裸的事实就是，这种意识无法让人接受，”她还说，“人们……宁可否认，也不愿接受死亡将是他们短暂尘世生涯不可避免的终结，也许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理解的了。”因此，我们的祖先用想象力和创造力掩盖对于存在的恐惧。他们开始利用复杂的心智能力思索并回答世界如何运转之类的问题。但是，解决生存的实际问题对于死亡并没什么用，也不会带来什么慰藉。虽然山川、星辰明显可以永存，可我们的祖先还是清楚地看到了生命体终将受制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最终都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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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阿吉特·瓦尔基（Ajit Varki）[曾与已故遗传学家丹尼·布劳尔（Danny Brower）共事]论述说，因死亡而生的不可阻挡的恐惧感，会“将进化引入死胡同，抵制更好地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活动和认知功能”。想到自身的死亡，人们会害怕，因此就不太可能冒险狩猎，增加捕获大型猎物的可能性，不会为了伴侣展开有力竞争，也不会把后代照顾妥当。因此，我们的祖先跨出了极具适应性、独创性和想象力的一步——创造了一个超自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死亡并非不可避免，也并非不可改变。这些早期人类的群体虚构了最令人折服的故事，因此，最好地应对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因而，他们最能在其环境中有效生存和延续，最可能将基因保留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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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超自然的信仰可能在认识死亡终至之前就已经形成。帕斯卡尔·波伊尔（Pascal Boyer）和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等进化理论家就提出，超自然的信仰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人类倾向于将思想和意图附于有生命的物体。基于这一观点，我们的祖先会把感觉、需要、意愿等主观体验投射于周围的环境；因此，大树、岩石就会有力量，就会有目的地同他们说话，雨和闪电就成了看不见的诸神的语言和游戏。这样的想法看似有理。可即便正确，我们的祖先最终依然会面对死亡终至的意识的觉醒，因此，这些最初的超自然的想法毫无疑问就形成了更加复杂的信仰体系的基础，人们借此获取可以超越死亡的持续感，以减轻对于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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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城市之外的桑吉尔（Sungir）考古遗址保存完好，2.8万年前就有人居住，遗址内有房子、壁炉、储存窖以及工具制造区。遗址中还有多个精致的墓穴，考古学家一共在其中发现了两具年轻人及一具60岁男性的尸体。每具尸体上都有坠饰、手镯及贝壳项链装饰，而且穿的服饰也镶嵌着4000颗象牙珠，每颗象牙珠需要匠人花一个小时才能制作成形。两具年轻的尸体头部相抵，身体两侧是两根象牙。桑吉尔居民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努力建设如此精致的墓穴，似乎显示了他们创造的象征性的超自然世界优于尘世的当下现实。不仅如此，墓地象征着对于来世的信仰，否则，为何不怕费事，为通往虚无死寂的旅途精心打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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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约4万年前，随着人类学家所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或“创造力大爆发”的到来，类似的关于超自然世界的概念就已出现。该时代以不同社会的艺术、人体装饰、墓葬、精致的墓穴商品的同时出现为标志。复杂的技术也于同一时期出现。有专门用途的石片和骨制工具司空见惯。这一时期出现的超自然信仰的物质证据及非凡的技术进步都说明了一点：一旦相信超自然世界的存在，相信死亡可以预先阻止并最终超越，我们祖先这种和意识相关的复杂认知能力就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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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仪式：用行动表现的美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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