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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第11章 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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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古老而又简单的问题总是纠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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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离我们很近,时而又很远,令人迷惑,纠缠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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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年代的人都对此无解,又留给下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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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流传到今天,而我们也要把这两个问题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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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惠特曼,《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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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着手进行这项艰苦研究工作的伊始,我们就打算考察人类创造的历史、科学、人文学科、实验室内的研究发现以及普通人日常的奋斗经历,来证明死亡的观念就像果核中的虫子一样,位于每个人生活经验最中心的位置。为了研究死亡的观念在人类心理上的位置,我们探索的足迹已经踏遍了古今中外,从远古的坟墓到未来主义的肉体冷冻技术,从乞力马扎罗山坡到旧金山学校的餐厅,从三岁小孩的典型思维到各种各样的精神分裂症,这一切在本书中均有涉及。因此,让我们在此简要地回顾一下本书中学到的内容,并且思考一下:我们个人和我们所在的社会应该如何更好地应对与死亡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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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从欧内斯特·贝克尔开始。虽然自古以来,人类的各种宗教和哲学著作中就充斥着对死的恐惧和超越死亡的愿望,但是贝克尔于1973年第一次在他的《拒斥死亡》中用关于死亡的有力论述抓住了读者的心。这本书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首次把关于死亡的话题引入了公众讨论的范围。该书的作者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并在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中饰演了一个配角,影响了许多读者的一生(这其中就包括年轻时的比尔·克林顿)。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该书造成的影响很快就消退了,因为贝克尔的分析并没有直接导致任何一个特定学科的进步。在当今世界,各种各样的科学学科统治着街谈巷议、网络话题、大学教室、学术会议、政坛峰会乃至公司主管会议,所以贝克尔的思想一时沉寂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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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之后,我们这三名年轻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家偶然发现了贝克尔尘封几十年的作品,并且被书中的观点触动了,因为贝克尔认为人类的很多行为是由人们对死亡的恐惧驱动的。我们受到贝克尔思想的鼓励,希望在社会科学界发动一场浩大的浪潮,来“灌溉”“干旱已久”的社会科学研究界。但是,我们遇见了两种让我们颇感挫折却截然相反的反对意见。我们身边有很多科学家觉得他们自己并不太把死亡当成一回事儿,所以他们很难相信死亡的恐慌会影响到人们所思、所感和所做的每一件事。相反,还有其他一些人则在原则上同意死亡的念头对人的一生有很大影响,但是坚持认为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实验证明这种观点,所以关于死亡的认识不会比“时尚派对”上的聊天可靠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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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旦我们把贝克尔针对人类处境的分析纳入“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的模式来解释,我们就设计出了很多实验,可以很好地测试贝克尔理论中的许多假设。经历了30年的不懈研究和超过500次实验之后,我们现在掌握了大量的证据来证明贝克尔理论中的核心观点是正确的。他的核心观点是:死亡意识会让人类产生一种潜在的恐惧。人们为了控制和管理这种恐惧,就会把自己看作持续不断的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贡献者。我们发现,正如贝克尔假设的那样,人类的自尊会抵消人类内心的恐慌,尤其是关于死亡的恐慌。我们还发现非常微小的,乃至难以察觉的关于死亡的想法都会让人们投身于文化发展事业、支持魅力超群的领袖、相信上帝的存在或者相信祈祷的作用。关于死亡的念头还会增加我们对与我们信仰不同的人的厌恶,甚至会让我们对他们的死感到庆幸。关于死亡的念头会让我们强迫性地吸烟、喝酒、暴饮暴食、无理性地购物等,还会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和性欲感到不快。关于死亡的想法还会强迫我们自己无休止地去人工日光浴场暴晒自己,来增加自信。这些想法还会增加我们的恐惧症、偏执症和社会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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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实验结果可以证明贝克尔书中很多特定的观点。即使贝克尔书中有些观点最初看起来是荒诞不经的,比如性行为与死亡的关联,但是我们发现这是正确的。然而提出这种联系是一回事儿,而实际证明它却是另外一回事儿。随着我们实验的开展,新的发现不断出现。这些发现的结果不断积累,逐渐把我们和其他调查者引向了各种各样令人惊奇的方向。这是贝克尔和他的前辈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新的研究方向,范围之广甚至超越了我们在本书中探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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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在第1章中我们进行的第一次“恐惧管理实验”吗?市法院的法官们在想到他们自己的死亡之后,会给所谓的“妓女”判更重的刑。这种现象对司法审判系统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在司法过程中,关于死亡的暗示往往无处不在,这样肯定会影响到审判的结果,使法官忽视实际的证据,在死刑案件的判决过程中尤其如此。堪萨斯大学法学院的唐纳德·贾杰斯(Donald Judges)(这个名字可真适合律师)认为:“恐惧管理……也许是死刑背后的驱动力量,在司法和立法过程中都是如此。”“这样的行为似乎是被一种无意识的自卫所驱动的,因为人们要保护自己的世界观,不受死亡意识的威胁。”事实证明的确如此,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一个社会处于困难时期,当自杀现象和暴力犯罪居高不下时,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就会上升,死刑的判决和执行在比较保守的国家就会增加,而在比较自由的国家就会减少。纽约城市大学法学院的杰弗里·柯奇米耶尔(Jeffrey Kirchmeier)认为,法官、公诉人以及辩护律师“都应该知道并且重视恐惧管理对案件审判过程的影响,以维护审判公正,并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死刑处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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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场所,也有很多事物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死亡,这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医务工作者的诊断过程以及他们对待患者的态度。实验组织者找到一群不信仰伊斯兰教的美国医学生,让他们思考一下自己的死亡,然后再让他们看两份完全一样的《急救室接诊情况表》,其中一张是一个穆斯林病人的,另一张则是一个基督教徒的,这两个病人都声称自己胸部疼痛。这些非伊斯兰教的医学生认为信仰基督教的病人有心脏病的风险,而认为穆斯林病人的病情不怎么严重。这就表明:如果医务工作者利用自己的文化认同感来控制自己对死亡的焦虑,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产生诊断上的偏见。在另外一项研究中,一些医学院的学生们被要求表述一下他们会如何处理一名严重肺病患者的病情。该患者被家人带到急诊室的时候,已经呼吸困难。虽然该病人在入院时头脑还很清醒,并且明确反对用人工手段延长自己的生命。但是,这些医学院的学生在想到自己的死亡之后,就会擅自决定把病人的生命尽可能地延长。这些学生选择的治疗方案是由他们自己的存在焦虑决定的,根本没有考虑到病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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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恐惧管理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死亡意识的理解,让我们了解到人类是如何对死亡的想法做出反应的。关于死亡的想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意识的思考,另外一种是无意识层面的。我们发现:人们自身的近端防御是由对死亡有意识地思考产生的;而远端防御则是由存在于意识之外的死亡念头引起的。正如我们在第9章中所见的那样,这种关于死亡的新观点对跟医疗卫生和个人健康有关的决策过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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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恐惧管理的研究仍然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开展着。在不久的将来,这项研究很有可能会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死亡意识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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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但愿我能在死亡之前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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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人类从人生的梦境中醒来,因为我们都完全沉浸在各自的文化世界观中,而对死亡的真相一无所知。奥地利艺术家古斯塔夫·克利姆特(Gustav Klimt)在其1910年画的一幅作品——《生与死》中表达了相似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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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幅画中,大多数人都在沉睡,根本无法看见死亡的真相,但是画中有一个年轻的女性是醒着的,她双眼睁开,直面死亡。现在,读了本书之后,我们就像画中的女人一样,睁开双眼直面死亡,那么我们到底能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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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圣经·创世纪》的说法,在一切的开始,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并且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中照看园子。一开始一切都受到上帝的祝福,伊甸园也是个完美的地方。那里没有死亡,没有耻辱,没有罪恶。亚当和夏娃可以尽情享有伊甸园中的丰富无穷的一切,但是前提条件是他们要远离“智慧树”(Tree of Knowledge)和“生命树”(Tree of Life)。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直到魔鬼变成的大蛇引诱夏娃吃了一口“智慧树”上的禁果,然后她又把禁果交给了亚当。上帝对此感到不快。于是,他就把亚当和夏娃从天堂中驱逐出去,而我们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所以我们也要一生痛苦劳作,直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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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亚当和夏娃通过吃禁果获得的智慧让他们失去了长生不老的资格。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大脑皮层的发展孕育出了人类的象征性思维能力、自我意识以及反思过去和展望未来的能力,并最终让我们产生了对于自身死亡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的堕落”,也就是西方宗教的根本性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跟现代科学产生了交汇点: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人们逐渐演化产生了死亡意识——这改变了人类生活中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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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于死亡的认识,而不是死亡本身,才是《圣经》中禁果核内的虫子。正是这种死亡意识让我们成为了现在这样的人类,并且开启了人们对永生的不懈追求。这种追求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直到今日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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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公元前341年—公元前270年)认为,对死亡的恐惧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是我们这个物种的重要特点之一,虽然对死亡的恐惧一直没有被人承认。在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伊壁鸠鲁的追随者和信徒——古罗马诗人和哲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公元前94年—公元前51年)在他的长诗《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s)中解释道:对死亡的恐惧让人们过于依赖宗教和世俗的权威,还会让他们坚持迷信或者非理性的观点,而不相信自己的经验和判断。此外,为了避免我们的自我意识反思自己的死亡,人们宁可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对琐碎事物的追求上。我们要么贪婪地积累财物,要么盲目地追求权力和荣誉。卢克莱修说,正是这些永不满足的欲望让人类产生了很多的不幸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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