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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说谎 二·在剧作里争取自由与身体被忽视的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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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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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仍常常听到有人说打骂孩子不会造成永久的伤害。很多人认为他们自己的人生就是这种说法的明证。只要他们“成年后的病痛”与“童年时的责打”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被遮掩着，这些人可能就会一直这么相信下去。我们可以举席勒为例，说明这种遮掩效果运作得有多好。几百年来，这种遮掩效果一再被人们丝毫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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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是18世纪的伟大浪漫剧作家之一，他一生中决定性的前三年是单独和他慈爱的母亲一起度过的。在母亲身边，席勒得以全然发展他的性格与独特的天赋。直到席勒4岁时，他那专横的父亲才从长年的战争中回来。席勒的传记作家弗里德里希·布尔薛曾描述席勒的父亲是个“严厉、没有耐性、易怒且顽固的男人”。基本上，他的教养观念就是要禁止他那生机勃勃的儿子那些自发性又充满创意的行为表现。不过即便如此，席勒的在校成绩仍然很优异，席勒将之归功于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自信心，这些特质是他人生前三年在母亲身边获得了情感上的安全感才得以发展出来的。但当这个男孩长到13岁的时候，他被父亲送进军校，军校的严苛让他承受了非常大的痛苦。他像年轻的尼采一样患上许多病症，几乎无法集中精神。有时候他甚至躺在病房里数星期之久，最后他变成了成绩最差的学生。他成绩下滑的原因被归咎于生病。没有人察觉是因为他在这期间必须待上八年的寄宿学校，那些既不人道又不合理的纪律，让他的身体与心灵能量全都被耗尽了。对于他的困境，除了生病这种沉默的、百年来都没人理解的身体语言以外，没有其他的发声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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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布尔薛是这么描述那间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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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在他最易受到影响的青春年岁，一个年轻、渴望自由的男孩，必须感觉到自己像个囚犯，因为这所学校的窄门只会在必要的散步时间开启，散步时学生们还必须接受军事化监督。在这八年之中，席勒几乎没有放过一天假，只偶尔有过几小时的空闲。当时还没有寒暑假的概念，也不准度假。日程都被排定了。夏天时，大寝室里的起床号会在五点响起，冬天则是六点。由年轻士官监督着铺床与梳洗。接着寄宿生们便列队步行至操场早点名，再从那里前往餐厅吃早餐，早餐是面包和面粉汤。所有动作全都受到指挥，以手势示意祷告、坐下与列队出发。七点到中午是授课时间。接下来的半小时，是年轻的席勒最常遭到斥责的时间：仪容检查时间。这个时候要穿上制服——黑色翻领的青灰色外衣、白色背心及裤子、绑腿、靴子、军刀、缀羽饰的镶边三角帽。因为公爵（这所学校的创立者）无法忍受红发，席勒必须在头发上洒上香粉。他还像其他学生一样戴着长长的假辫子，太阳穴旁则是两个用石膏黏住的发卷。学生们穿戴好后，列队步行至餐厅参加午点名。午餐过后安排的活动是规定的步行与操练，接着从两点上课到六点，之后又是仪容检查。剩下的时间则清楚规定了要自习。晚餐后立刻就寝。年轻的席勒被束缚在这件一丝不苟的紧身衣里，直到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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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一直都因身体不同器官的严重痉挛所苦。40岁时他染上重病，从此不断地与死神拔河，还伴随有精神失常的症状，在46岁时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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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席勒的这种严重痉挛绝对可以归咎于他童年时期频繁的体罚以及青年时的严苛纪律。确切地说，他的囚禁状态早在进入军校前，在父亲回到他身边时就已经开始了。他的父亲在席勒童年时系统化地克制他快乐的感觉，同时，他父亲也如此对待他自己，并称之为“自律”。例如，规定孩子一旦在用餐时感到愉悦，就必须立刻停止进食并离开餐桌。席勒的父亲也会这么做。或许席勒父亲是一种特例，他采取的古怪模式，压抑了所有我们可能称为“生活质量”的东西。但军校制度在当时却是广泛被使用的，而且被视为普鲁士的严格教养。很少有人会去反思这种教养的后果。这些军事学校所采取的严酷监视系统，会让人联想到某些与纳粹集中营相关的描述。当然集中营里的虐待行径是由国家组织起来进行的，比起军校绝对更加歹毒与残忍，不过集中营和之前几百年盛行的教育体制有相同的根源。这种计划性的残忍行为，无论是发令者还是执行者，他们小时候都曾经历过责打与其他各式各样施加于其身的羞辱方式。他们完全学会了将来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不带罪恶感也不加反省地施加在臣服于他们力量之下的其他人身上，例如孩童或囚犯。席勒没有把自己曾承受过的恐怖统治报复在他人身上。不过，他的身体终其一生都承受着童年必须忍耐的残暴行径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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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席勒并非特例。孩提时代上过这种学校的人有数百万，如果不想受到重罚或被夺去性命，他们就必须学习沉默地服从权威。这种经验使他们对第四诫肃然起敬，并严厉叮嘱下一代也绝对不得质疑权威。因此即使到了今天，他们的子子孙孙依旧坚信责打不会带来任何伤害，这也就见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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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席勒就这方面而言却是个例外。从《强盗》到《威廉·退尔》等，他所有的作品都不断地反抗权威施行的盲目暴力，经由他不凡的文笔在许多人心中播下希望的种子，期许这种抗争有朝一日能胜利。不过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席勒不知道的是，他反抗不合理的权威命令，能量是来自于他身体储存的早年经历。他深受父亲那令人费解又惊恐的权力执行模式之苦，致使他开始写作，但他不可能察觉写作欲望之下的动机，他只想写出优美而伟大的文学作品。席勒利用历史人物的例子试图说出真相，而他也非常成功地做到了。只是有关父亲带来的苦痛，即便到了席勒去逝的那一天，对这所有的真相也都只字未提。这对他与社会来说依旧是个秘密，我们的社会几百年来都相当赞赏席勒，许多戏迷和读者视他为典范，因为他在作品中为了自由与真相奋斗。不过真相仅止于社会可以接受的真相。如果有人对席勒说：“你不需要尊敬你的父亲。曾经那样伤害过你的人，并不值得你的爱或尊敬，即便他们是你的父母亦然。为了这种孝顺的奉献，你已经用你身体上极至的苦痛付出了代价。只要你不再遵从第四诫，你就有机会解放自己。”如果听到这番话，勇敢的席勒将会多么震惊啊！他又会怎么回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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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说谎 三·背叛自己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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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芙(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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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我曾在《你不该知道》一书中提过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故事，伍尔芙与她的姐姐凡妮莎同样都在小时候被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性侵。露易丝·德萨尔沃(21)曾指出，伍尔芙在她那多达24册的日记中，不断地提到那段可怕的时期，当时的她不敢向父母透露自己的处境，因为她无法相信父母会支持自己。伍尔芙终其一生都为忧郁症所苦，但她依旧找到从事文学创作的力量，希望能借此表达出她所遭遇的痛苦，最终能克服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可怕的梦魇。不过她的忧郁症却在1941年夺走了一切，伍尔芙最终投河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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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你不该知道》一书中撰写伍尔芙的命运时，我缺少了一项重要的信息，多年后我才获知。露易丝·德萨尔沃的研究中曾提到，弗吉尼亚·伍尔芙虽然可以透过一样遭受同母异父的哥哥们性侵的凡妮莎那里得知真相，但她却根据弗洛伊德(22)的著作开始怀疑起自己记忆的真实性，她以前曾把这些回忆直接记录在自传式的随笔文章里。德萨尔沃认为，伍尔芙不再像以前那样把人类行为视为童年经历的合理后果，而是努力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把这些视为驱力、幻想与愿望的实现。德萨尔沃认为弗洛伊德的著作使伍尔芙完全陷入混乱之中。伍尔芙一方面清楚地知道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但另一方面她又期盼这些事并不是真的，就像所有性暴力的受害者几乎都会希望的一样。最后，伍尔芙宁愿接受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为这种否认真相的行为牺牲掉自己的记忆。她开始理想化自己的父母，用一种非常正面的角度来描绘所有家人，这是她过去绝不会做的。自从她承认弗洛伊德的理论无误之后，她变得不稳定、混乱，并且开始觉得自己疯了。德萨尔沃这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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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信她自杀的决心因此更坚定了，这个论点也经过了证实……我认为伍尔芙经由弗洛伊德而抽走了她尝试塑造的因果关系的基础，她因此强迫自己改变她对自身忧郁症与精神状态的解释，也就是认可自己的状态可能要归咎于童年的经历。但她却跟随着弗洛伊德的理论，因此去考虑其他的可能性。也许她的记忆是扭曲的，但倘若这些记忆并没错，那么更有可能这就是她愿望地投射而非真正的经验。或许发生过的事情，本身就是她想象的一种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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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弗吉尼亚·伍尔芙拥有一位知情见证者，可以和对方分享她对于年纪还那么小就遭受到的残忍情况的感觉，或许可以避免她的自杀。但她身边却没有这样的人。她又将弗洛伊德视为专家，因而导致了她的误判。弗洛伊德的文章使她不知所措，以致于她宁可对自己感到绝望，而不是去怀疑那位拥有伟大父亲形象的弗洛伊德——这位代表当时社会价值观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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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这种标准在多年以后也没有多大的改善。1987年时，身为记者的尼古拉斯·弗兰克(23)在德国杂志《星辰》的访谈中提及他永远不会原谅父亲的暴行。他发现这番公开言论引起了许多不满。弗兰克的父亲在二战时期曾担任过波兰克拉科夫地区的纳粹首长，带给许多人无以复加的苦痛。但整个社会却期待他的儿子宽恕这个大恶人。甚至有人写信给尼古拉斯·弗兰克，说他的父亲做过最糟糕的事，就是生下他这种不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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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说谎 四·自我仇恨与未满足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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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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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蒂尔·兰波，生于1854年，在1891年时以37岁之龄死于癌症，就在他右腿被截肢的数月之后。伊夫·博纳富瓦(24)描述兰波的母亲是一个冷酷又无情的人。就这点而言，所有相关说法应该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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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波的母亲是个虚荣、高傲、顽固、乏味又心怀仇恨的人。她源源不绝的能量来自于全然的、沾染上盲目迷信的虔诚信仰，就这方面而言她可说是个典范。从她在大约1900年时写下的令人咋舌的信件中甚至可以看到她对于灭绝，也就是死亡的深深着迷。就这点而言，我们怎能不联想到她热衷于所有与墓地相关的事呢！她在75岁的时候，要掘墓人把自己沉降入墓穴内，也就是那个她日后将会被安葬的、介于已故的孩子维塔利和阿蒂尔之间的墓穴，以便她体验一下夜晚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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