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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说谎 六·毒品与身体的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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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当我对施加在我身上的伤害产生了自然反应，像是生气、愤怒、痛楚与恐惧等。若我不控制与抑制这些反应，我可能会被处罚。后来，在求学阶段，我甚至自豪于对这些感觉的控制与抑制本领。我认为这些能力是一种优势，同时也期待我的第一个孩子能得到同样的训练。直到我成功地摆脱这种态度之后，我才能够了解孩子被禁止以适当的方式响应伤害是多么痛苦。让孩子在一个充满善意的环境里尝试与自己的情绪相处，将让他们在往后的人生里找到进入自己真实感觉的方向，而不是一直害怕这些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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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很多人都和我有类似的遭遇。他们在小时候不能表达出自己的强烈感觉，也不能真的去经验这些感觉，但日后则渴望着这些经验。有些人透过心理治疗成功地找到并感觉到他们压抑的情绪。之后这些情绪转变成了有意识的感觉，人们可以借由自己的故事来理解这些感觉，而且不需要再畏惧它们。但有些人却拒绝走上这条路，他们由于自己的悲惨经验而无法或不愿意再相信任何人。在现今的消费社会里，这些人无法直接地展现他们的感觉，只有在某些例外状况，也就是使用了酒精与毒品之后。否则，他们宁可去嘲讽（别人的与自己的）感觉。拥有讽刺的本领在娱乐与媒体产业通常能获得很高的报酬，因此人们甚至可以借着有效地压抑感觉来赚取大笔的金钱。即便到最后会碰到危机，完全失去与自己的连结，只剩下面具的功能，也就是一个“假想人格”(46)在运作；但是人们还是可以借助毒品、酒精、药物，或其他可供替代的物质的力量。嘲讽的收益很高，酒精可以维持好心情，而更强效的药物能达到更大的效果。但这种情绪并不是真实的，它们无法连结身体的真正故事，效果只是暂时的。为了将童年遗留下的空洞填满，所需的剂量将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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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7日德国的《明镜周刊》刊载了一位年轻男性的文章，他是一名成功的记者，也为《明镜周刊》工作，文章里阐述了他对毒品的长年依赖。他在文中的坦率与诚实令我相当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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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年轻男子而言，平衡就是靠药物维持着的。人生最后仅存的是工作。而工作是种自我掌控。那么他真正的人生在哪呢？他的感觉在哪呢？或许毒品、恐惧与痛楚都能达到有效的压抑，让当事者不必去面对真实的感觉——只要毒品还起得了作用的话。但一旦毒品的效果过去了，那些还没伸展开来的情绪则会更激烈地反击。被排除的情绪再度获得了入口并纠缠着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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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年轻人非常清晰地表达出当他无法依靠毒品时，真正的需求与感觉会以何种力量浮现。匮乏、孤寂、愤怒的真正感觉，却导致了恐慌，因此必须再度靠着毒品去对抗这些感觉。同时，毒品操控了身体，让它“制造”符合期待的“正面感觉”。当然，同样的机制也会在使用合法药物时出现效果，例如精神科用药或是酒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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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性的物质成瘾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些物质阻断了通往真实情绪与感觉的道路。毒品虽然可以造成兴奋感，激起那曾经由于残酷的教养而丧失的创造力，但身体无法一辈子容忍这种自我疏离。我们在卡夫卡以及其他人身上看到了，从事创造性的活动，例如写作或绘画等，是可以暂时帮助他们活下去的，但只要他还依旧逃避自己真正的故事，这些活动依然无法打开那道由于早年受虐而封闭的入口，并且无法通往人类真正生命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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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波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例子。毒品无法取代那些他真正需要的情绪滋养，而他身体的真正感觉不会受到欺骗。如果他能遇到一个人，帮助他完全看清母亲的破坏效果，而不是让他为此一再地惩罚自己，那么他的人生就会不一样了。正因如此，他每次的逃离都会以失败告终，最终被迫回到母亲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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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魏尔伦也像兰波一样英年早逝，享年51岁(47)。他的贫困潦倒，表面上是因为他的毒瘾与酗酒的习惯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但内在的原因则是像许多人一样——缺少了觉察、顺从于通用的戒律、沉默地忍受着母亲的掌控与操纵（常常是透过金钱援助）。虽然魏尔伦在年轻时，期盼可以透过自我掌握和滥用药物从母亲的控制里解放出来，但最后他还是靠着女人给钱过活，甚至有许多是她们卖淫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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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并不能时刻都起作用，将人们从依赖与束缚中解放出来。使用合法的药物（例如酒精、尼古丁、精神科用药）常常是为了尝试填满那个父母遗留下来的感情空洞。孩子没能从父母那里获得他所需的滋养，而且事后也无法再找到这些滋养。在没有使用药物的情况下，这个空洞就像是生理上的饥饿感，就像是自发性的胃部痉挛。或许成瘾的基石早在生命之初已然奠定了，暴食症以及其他饮食失调症状也是如此。身体清楚地显示出，它身为一个小小孩时就迫切需要的东西。但只要情绪依旧遭到忽视，这些讯息就会被误解。因此，孩提时的困境被错误地当成现在的困境，而所有与现在的困境博斗的尝试，都必定会失败。长大成年后，我们的需求已经不同于当时了，我们能满足现在这些需求，只要它们不再无意识地与旧时的需求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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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说谎 七·觉察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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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女性写信告诉我，她在多年的心理治疗中很努力地想要原谅父母在她童年时曾对她身体做的一些严重的攻击。原来她母亲患有精神疾病。这个女儿越是强迫自己去宽恕，就越深陷在她的忧郁之中。她觉得自己犹如被关在监牢里，只有绘画能帮助她，阻挡她的自杀念头，让她继续活下去。在一次画展后，她售出了自己的一些画作，有几位代理商非常看好她。她兴高采烈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母亲同样很高兴，并说道：“现在你会赚很多钱，然后就可以照顾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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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读到这封信时，我想起了一位名叫克拉拉的朋友。她曾不经意地对我说道，当她快到退休的年纪时，她视退休“犹如第二人生”，但她那丧偶，但是极其健康且善于经商的父亲对她说：“现在你终于有足够的时间来帮忙我的生意了。”克拉拉一辈子都关心其他人多过关心自己，因此，她完全没发觉这段话就像在她身上加诸了新的重负。她全程微笑地说着，几乎是很开朗愉快的。其他的家人也认为她可以接替刚过世的老秘书的职位，现在正是时候，因为她没事了啊。（可怜的克拉拉除了为父亲牺牲自己以外，究竟还能怎么运用她的闲暇时间呢？）然而才过了几周，我就听说克拉拉得了胰脏癌的消息。不久后她就过世了。她患病期间一直承受着剧烈的痛楚，我试着让她记起她父亲说过的那句话，但并没办到。她很遗憾自己由于这场病而无法帮忙父亲，因为她非常爱他。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在这个时候遭受到这种疾病的打击。她过去几乎从没有生过大病，大家都很羡慕她有健康的身体。克拉拉是个非常传统的人，她显然不太知道自己的真实感觉，因此身体必须发出警讯。但可惜的是，家人没有帮助她解开身体语言的含义。甚至连她那些已成年的孩子也完全没有这么做，事实上他们也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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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画家和克拉拉不一样，当她听到母亲对她画作卖得很好的反应时，她明显感觉到对母亲的愤怒。从那一刻开始，这位女儿丧失了作画的喜悦，低迷了几个月，再度陷入忧郁之中。她决定不再去拜访母亲或与母亲持相同态度的朋友。她不再对熟人隐瞒母亲的情况，开始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这时，她又再度找回了活力以及对绘画的兴趣。使她恢复活力的，是承认所有关于母亲的真相，以及逐步地放下对母亲的依附。这种依附是出于同情、期望自己能使母亲快乐，期望母亲有朝一日能够爱自己。她接受了自己无法全心全意去爱母亲的现实，而且她现在也清楚知道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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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少听到像这类有正面结局的故事。但我认为这样的故事会渐渐增加，只要我们成功地看清那曾经在童年深深伤害我们的父母，我们并不亏欠他们任何感谢，更遑论我们是受害者的身份了。我们为什么要去为了那根本不存在的理想父母的幻象而牺牲自己呢？我们为什么要紧抓住这段会让我们想起过往苦痛的关系呢？因为我们希望只要我们找到合适的话语、做了正确的行为、用适当的方式去理解，有朝一日这种情况将会有所改变。但这却意味着，我们会为了获得爱而像童年那样再度扭曲自己。如今，身为成人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努力遭到了剥削，也知道这并不是爱。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直期待在童年时不爱我们的父母，无论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做不到，在我们长大后却会爱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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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成功地放弃这种希望，无望地期待自然也会消失，连同那陪伴了我们一辈子的自我欺骗。我们不再相信以前的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我们不再相信必须证明我们是值得被爱的。问题的症结不在我们身上，是基于我们父母的情况。他们将自己经验过的童年创伤变成了（或没有变成）什么，这是我们无法决定的。我们只能过我们的人生，并改变自己的态度。大部分心理治疗师认为，改变态度就能改善与父母的关系，因为成年孩子的成熟态度可能会引起父母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我不能确信这种看法。更确切的说，我的经验是成年孩子的正向改变很少会引起曾经施虐的父母表现出正面的感觉与赞赏；相反地，他们的反应常常是嫉妒、戒断症状，以及希望儿女重新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卑躬屈膝、无条件的忠诚、能够容忍虐待，其实就是忧郁而不快乐的。成年孩子已觉醒的意识会让很多父母感到害怕，更别提改善关系了，不过也有相反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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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年轻女人长期以来一直为自己的恨意感到痛苦，最后她终于鼓起勇气告诉母亲：“我小时候不想要有你这个妈妈。我恨你，而且我完全不能觉察恨你的事实。”她很惊讶地发现不只是她自己，就连她那自觉歉疚的母亲也对她的这番话表现出如释重负的态度。因为她们两人在内心深处都知道自己的感觉。现在才终于将真相说出口，由此便能建立起一段真诚的全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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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求的爱不是爱。它最多只会导致一段没有真正交流的“假象”关系，导致一种假装出来、并非实际存在的真诚，它就像戴着面具遮住了恼怒甚至是怨恨，它永远不会变成真心相待。三岛由纪夫有部作品叫做《假面的告白》，一张面具如何能真正诉说出隐于其后之人的感觉呢？面具是办不到的，它在三岛笔下能够说出的，完全是理智之言。三岛只能展现出事实的后果，至于事实本身以及随之产生的情绪依旧到不了他的意识心智。结果就以病态而反常的幻象显现出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抽象的死亡愿望”。因为这个长年被关在祖母房里的小孩，长大后依旧碰触不到真正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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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建立在面具般的沟通上的关系，是无法改变的。它将维持着它一直以来的样貌：错误沟通。只有当沟通双方都能接纳他们的感觉，去经验这些感觉，并且毫无畏惧地说出来以后，才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关系。这将是令人开心的良好关系，但却很少发生，因为双方都害怕失去彼此已经习惯的表象与面具，纵使它们会阻碍到真正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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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偏偏要在年迈的双亲身上寻求这种交流呢？严格来说，他们已经不算是我们的人生旅伴了。和他们相关的故事已然流逝，现在我们真正要沟通的对象是自己的孩子和自己所选的伴侣。许多人希冀的平静是无法由外部给予的。很多心理治疗师认为人们可以借由宽恕来找到平静，但这观点却一再被事实推翻。我们都知道，神职人员每天都会向天父祷告，祈求上帝宽恕自己所犯的错，以及人类的罪。但这却无法阻止其中一些人，在掩盖犯罪事实的同时，让自己一再因重复的强迫驱力而侵害儿童去与青少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会去保护自己的父母，而没有意识到父母曾对他们做了哪些坏事。因此，无条件地劝诫人们要宽恕不只是假仁假义而已，更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这么做有时会掩盖了重复的强迫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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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保护我们不会受到重复驱力侵害的，只有承认真相——承认全部的真相以及它的所有含义。只有当我们尽可能地了解父母对我们做过什么，我们才不会有重复那些恶行的危险；否则，我们会自动地重复父母的行为，并且极力反抗一种想法：当我们长大成人且想要平静地建立属于自己的人生时，我们就能够（且必须）解开童年与施虐父母的连结。童年的迷惘是因为于我们从前努力要去理解虐待，并由虐待中推论出意义。但我们必须放下这种迷惘。身为成年人，我们可以停止迷惘，也可以学会了解在心理治疗时，道德准则会如何妨碍伤口的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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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心灰意冷的年轻女子，她认为自己无论在工作或两性关系上都是个失败者，她在给我的信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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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越说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我什么也做不成，我就越会四处碰壁。我并不想恨我的母亲，我希望与她和平相处，想原谅她，让我最后能够摆脱我的恨意，但我却办不到。在恨之中我觉得被她所伤，犹如她也恨我一样，不过这是不可能的。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呢？我知道如果我没办法原谅她，我将会很痛苦。我的心理治疗师告诉我，如果我和父母对抗，这就宛如我在对抗自己一样。我当然知道如果无法发自内心深处原谅的话，就不是真正的原谅。我觉得非常困惑，因为有些时候我可以原谅父母，并且感觉我同情他们，但一想到他们曾对我做过的事，我就会突然生气，然后完全不想看到他们。我其实想过我自己的生活，平静下来，不要一直想过去他们是怎么打我、羞辱我，以及那些几乎算是酷刑的虐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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