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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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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日常生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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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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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对自身的一切认识和反思中，记忆是最深刻也最不可或缺的参照。没有记忆，人就无从知晓“我之为我”的缘由和过程，更无法探究“我之有别于他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记忆不仅决定了人类自我的本质，也塑造了人类知识及历史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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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记忆不是安然无恙、恒久不变地被置放在某个地方的，记忆也不可能始终保持既有的样子等待一着我们去挖掘、去发现。就像歌里所唱到的那样，即使记忆是一朵“永远不凋零的花”，它也要“经过风吹雨打”，经受时间和世事的考验。一个个体的年龄、身体状况、心理现实，他所处身的环境、遭遇到的事情、对未来的设想，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主导的文化意识形态、家国民族的现实诉求、集体的政治认同，等等，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会导致记忆的建构和重构。所以，记忆也是极其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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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开启了记忆指向的多种可能性。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记忆成了一种可以被改写和重写，甚至总是被改写和重写的东西。记忆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也是一种历史书写的结果，更是人类生命的自我持存。记忆在瞬间生成，又绵延久远，它使过去澄明于现在，又将未来置放在现实中考量。它使个体的生命片断得以连缀为一个贯穿始末的历史过程，并因而赋予人对自我的认知和认同；它也使“集体”这个概念及其力量有据可循，并经由共享催生个体对集体的归属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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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记忆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而在这样一个变化多端、极速发展的时代里，记忆更具有不断开放以及不断生成的特征。在后现代的理论语境中，技术、科学、政治、市场，甚至全球化的产业链和越来越细密的社会分工，无一不深深地渗透到了记忆的生产、传播乃至消费之中。记忆在扩张，或者说在膨胀，甚至有取代历史和传统的势头。而在这一切看似“繁荣”、“喧嚣”的记忆盛景之下，记忆的危机也日趋明显、愈益严重、不容忽视。记忆的真实性、可靠性，甚至清晰度受到普遍质疑，记忆主体的合法性也被动摇。更值得注意的是，记忆的政治功能或其意识形态性越来越被强化，记忆不仅仅不再局限于心理学的范畴，甚而超越了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边界，泛化为一个“文化层面”上的概念。由此，记忆摆脱了历史和传统的幽禁，从被认为独属于过去或仅与过去紧密相连的关系中冲将出来，深刻而全面地融汇到了人类的日常生活之中。记忆成了极具现实感的“生活世界”或“生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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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是什么推动或促成了记忆职能和记忆核心的转变？是社会精神的影响，还是现实生活的需求？而这种时时刻刻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记忆，又是否还保持着对过去以及对人类个体的忠诚？记忆的危机是否影响到了人类对自我的自省与认同？人类的生存感又是否因此而发生动摇？……对记忆的疑问随着对记忆探讨的深入而愈益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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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图以后现代理论的整体风貌为问题语境，以文化记忆的哲学理念和社会学应用为立足点，以身份认同的概念演变为依托，对记忆的范式、身份的构建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理论建构和文化文本解读，从而尝试剖析并解答这些问题。本书的基本思路是：理论准备（关键词解读）——问题情境（社会心理学根源）——社会塑造（记忆的范式与身份的构建）——实践范畴（文本解读与理论反思）——现实批判（文化批判）。我希望可以超越以往单纯依据记忆主体的构成来讨论记忆问题的思路，重点梳理在现实情境中记忆与身份所面临的种种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上的问题。具体构架为：首先通过界定关键词来框定全文的理论范围，然后以“流动”为问题情境，从人们对记忆危机的争论入手，从记忆的“真”谈到记忆的“善”，又谈到记忆的“是与非”；后半部分则从“公域”和“私域”的演变切入，以记忆与身份认同之间的正相关及负相关关系为依据，探讨现代人的生存焦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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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后现代理论对我们的生活世界所造成的最大紧张与焦虑，并不是经济与技术发展的问题，而是价值认同的问题，是克服对“本体的安全和存在性焦虑”，在充满冲突与断裂的多元社会中对自我重新定位，把解决当代人的精神危机与延续传统的努力有效结合起来，通过保持自我发展的历史不被中断、自成一体的自我世界不被分裂，而重获完整感、连续感和统一性的问题。因此，在后现代理论的语境下研究身份认同的问题，不仅必要，而且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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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后现代理论语境中，文化记忆的主要功能就是为身份“定位”：一方面，通过保存代代相传的集体知识来确证文化的连续性，并以此重构后人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通过创造一个共享的过去，再次确证拥有集体身份的社会成员，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向他们提供一种整体意识和历史意识。因此文化记忆既是我们进入认同问题情境的一个极佳切入点，也是我们探讨后现代精神的切身路径。我们期待着通过对后现代理论语境的考察，对身份问题的梳理，对文化记忆谱系及类型的甄别等，把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复杂性联系在一起，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思想史研究，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研究等提供有益的启迪，通过自我界定、自我批判、自我超越，以尊重、宽容和自主的姿态理解历史、现实和未来，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化的建设中去，也为研究人类精神史提供另一种视角和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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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二、关键词梳理：后现代理论、文化记忆、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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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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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对“现代理论”的定义总是犹豫不决一样，我们也无法对“后现代理论”给出一个简洁、准确并且清晰的界定，虽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在含有某种共识性的层面上频频使用这个词。我认为，这种学术共识首先和基本地来源于我们对“后现代理论”这个概念所蕴藏的时间暗示的认同。承认这一时间暗示，就意味着承认“后—现代理论”的发生晚于“现代理论”，在时间序列上是“现代理论”的延续和发展。而这一点，恰恰也是当前学界对“后现代理论”的主流认识。时间意义上的先后决定了“后现代理论”决非凭空产生，它必然在逻辑关联上也与“现代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粗略地看，“后”（post）至少可以包含四种指向：第一，衍生、拓展、发扬；第二，反思、修正、改造；第三，破坏、反抗、颠覆；第四，完善、超越、创新。前两种之“后”大致等同于“在……之后”，后两种之“后”或可对应于“反……”。不论是哪一种关系，“后—现代理论”都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非—现代理论”，二者的内在联系决不能被忽略甚至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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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在《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一书中对“后现代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探源，他们就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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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后”（post）字都是一种序列符号，表明那些事物是处在现代之后并接现代之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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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后”描述一种“不是”现代的东西，它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试图超越现代时期及其理论与文化实践的积极的否定。正因为如此，后现代话语和实践常常被视为反现代的介入。……在这种规范性意义上，前缀词“后”表示同此前东西的一种积极的决裂。……这种决裂既可以从正面将其看成是从旧的束缚与压迫状况下的解放，是对新事物的肯定，向新领域的迈进和对新话语、新观念的培育；或者，也可以从反面将它看成是一种可悲的倒退，是传统价值、确定性和稳定性的丧失，或是对现代性的这些仍有价值的因素的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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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后现代一词中的“后”字也表明了对此前之物的一种依赖和连续关系，这种依赖和连续关系使得某些批评者认为后现代只是一种进一步强化了的现代性，是一种超现代性，“现代性的一种新面貌”，或是一种现代性之内的“后现代”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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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后—现代理论”这一构词方式体现了自其产生之初至今，这个概念在使用者的理解中所能引发的最基本的分歧。因之而来的，时间的界线及其与“现代理论”的历史关系也成为我们考察这一概念之发展演变的最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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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来看。“后现代理论”除了可以被拆解为“后—现代理论”，还可以被分解成“后现代—理论”，后一种构词法显而易见地把“后现代”变成了一个限制语或修饰词，而“理论”则成为这一概念的中心意义。形象一点讲，这一微妙的转换其实是要表达这样一个问题：在“后现代”的时代里，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所处身的世界、社会、他人和自身？因之我们又如何建构或判断自我及其与所有“他者”的关系？这个问题以及这种构词法揭示出“后现代理论”不仅仅局限于本体论的知识体系，它还是一种认识论，这个概念已经先天地包含或被赋予了使用者的某种判断或意见，已然带有某种意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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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后现代”高度相关的“理论”，这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系统或体系的表达。它意味着“后现代理论”在本质上应当是一个理论群，作为一个类概念，它一定还包括众多与其有逻辑关联的从属性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理论”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后现代”的理论范式[2]，它不仅要为某个团体提供某种通用的规则，设立约定俗成的标准，还要能够树立模型或范本，搭建一个畅通有效的平台，使这个团体的成员之间以及这个团体与外部世界之间可以实现专业的交流和沟通，它应当具备库恩意义上的“范式”所规定的基本要求。具体到“后现代理论”的实践语境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概念的能指异常丰富，它不仅包括了后现代精神分析学、后现代女性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不同的理论主张，还涵盖了后现代社会理论、后现代文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伦理学、后现代政治、后现代地理学、后现代生态主义、后现代科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理论发展。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后现代的社会历史、时代精神、文化经验和话语特征，最充分地证明了“后现代理论”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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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现代理论”这个概念并没有因为我们在时间序列和逻辑关联上对其进行了基本的甄别而变得更明朗一些，我们对它的理解也并没有因此而更加深入。一方面，从时间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历史分期概念：后现代对我们关于时间的思考提出质疑，对我们以过去思考现在、以现在思考将来、以‘非时间性’（no-time）观点思考现在的思维方式提出质疑”[3]；并且，“后现代”对历史阶段的界定也更模糊。比如在《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一书中，作者就提到，众多讨论后现代理论的学者都对这个概念的最早使用及其所包含的精神特征的最早来源持有不同甚至迥异的看法。[4]另一方面，从逻辑角度来看，“理论”本身就意味着概念、结构和系统，而“后现代理论”作为“批判性的质疑”，恰恰与“理论”概念本身相抵触，那些被贴上“后现代”标签的理论家们更是常常否认这一概念的“同一性”。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认为：“后现代理论提出了对再现理论和那种认为理论只是对现实的镜像反映的现代信念的批判，转而采取了‘视角主义的’（perspectivist）、‘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理论充其量只是提供了关于对象的局部性观点，并且所有关于世界的认知性再现都受到历史和语言的终结。一些后现代理论因而拒斥那种为现代理论所钟爱的关于社会和历史的总体化的宏观观点（macroperspectives），赞成微观理论（microtheory）和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Lyotard，1984a）。后现代理论还拒斥现代理论所预设的社会一致性观念及因果观念，赞成多样性、多元性、片断性和不确定性。此外，后现代理论放弃了大多数现代理论所假定的理性的、统一的主体，赞成被社会和语言非中心化了的（decentred）碎裂的主体。”[5]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罗伊尔则指出：“后现代显然欢迎和接受从多元视角对其进行思考，它抵制‘元语言’（metalanguage）的总体化姿态，抵制将之表述为一套体系化的解释理论的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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