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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二、历史的记忆化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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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的演讲家西塞罗在他的《论演说家》中曾经讲过一个有关记忆的故事：一位名叫西摩尼德斯的人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宴会，并在宴会上背诵一首诗。背完之后，西摩尼德斯被叫到了外面。等他离开宴会大殿后，殿顶突然坍塌了。宾客被压埋在大殿的碎石断瓦之下，无法辨认。西摩尼德斯通过回忆每位宾客在宴会上的位置记起了当时的场景，并且帮助他们的家人认领了尸体。西摩尼德斯据此总结出了记忆的方法，即“要锻炼记忆力，先要选好地点，形成待记事物的心理表象，然后放入选好的地点。地点的顺序也就是事物的顺序，而事物的表象又会指示事物本身。地点和表象的关系，就如蜡版和写在蜡版上的字”[10]。西摩尼德斯被认为是最早发明记忆术的人，他通过记忆地点继而记忆与之对应的个体，又通过地点和个体之间的关联记起事件发生时的场景和故事。“时间、空间以及人等三要素构成了值得记忆的素材。”[11]事实上，西摩尼德斯凭借记忆复原或唤醒了一段历史，或者说，西摩尼德斯的记忆最确凿无疑地验证了那段历史的存在。记忆构造了历史，甚至替代了历史，历史就是被记住的历史。尽管西摩尼德斯的记忆并不一定全面、完整，也许甚至并不绝对准确，但它仍然是后人认识那段历史的有效依据和合法依据，它也是呈现那段历史的主要方式。这大概可以算作历史被记忆化的最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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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和历史同样关乎对过去和时间的叙事，时间的历史同时也是记忆的历史。但记忆可以借助想象在过去和现实之间不断往返，历史却从过去来到现在，具有确切无疑的不可重复性；记忆与人的身份认同息息相关，是一个不断被创造、不断生成的过程，历史却是已然发生的事实，代表着人类自身或群体不可变更的过去。对记忆和历史之间这种若即若离、暧昧含混的关系，我们似乎很难一语道尽，它既涉及我们对历史性质的本体论界定，也关系到我们对记忆功能的知识论认识，众多理论家对此似乎也难以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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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哈布瓦赫就坚持集体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差异性。在论述集体记忆时，他特别强调“集体记忆不能与历史相混淆”，“历史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的记录，这些事件占据了人们记忆的大部分空间。……历史通常始于传统中止的那一刻——始于社会记忆淡化和分崩离析的那一刻。只要回忆还存在，就没有必要以文字的形式将其确立下来，甚至根本没有确立的必要。同样，只有当一段时期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历史乃至于某个人的历史处于太遥远的过去，以至于人们不能指望在他们生活的环境里还能找出许多对那些历史至少还有一点回忆的见证人时，我们才需要将这些历史写下来”。[12]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与历史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区别：集体记忆是一种连续的思潮——是一种非人为的连续性，因为它从过去那里只保留了存在于集体意识中的对它而言活跃并能够存续的东西”，而历史则是非连续性的，“历史把几个世纪的结果分成了若干时期，就像人们把一部悲剧作品的素材分成若干幕一样。……构成两个前后相连时期内同一群体的全体人类是两个片段，他们只触及双方相对立的重点，并不真正构成同一个机体”。“在集体记忆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并不像历史那样界限分明，而只有不规则和不确定的边界。”另外，集体记忆是多样的，而历史则不可分割，并且只存在一个历史。“历史可以表现为人类全部的记忆，但实际上并不存在无所不包的记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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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瓦赫有关集体记忆与历史差异的论述至少包含了三层意义：第一，也是最根本的，历史有别于记忆的关键之处在于历史的非连续性。在哈布瓦赫看来，记忆是一种重塑机制，借此我们可以构建作为整体的自我，“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14]。然而，集体记忆同时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主要是根据我们的现实需求或对现在的关注而被形塑的。刘易斯·科瑟在《论集体记忆》的《导论》中将此称为“现在中心观”，这意味着“在每个历史时期分别体现出来的对过去的各种看法，都是由现在的信仰、兴趣、愿望形塑的”[15]。哈布瓦赫在《福音书中圣地的传奇地形学》一书中充分使用了这样的方法，以此来观照不同时期的朝觐者建构圣地形象的不同方式。哈布瓦赫研究专家、美国社会学家巴里·施瓦茨指出：“如果把现在中心观的方法推至极端，就会让人感到在历史中完全没有连续性。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了一组在不同时间拍摄的、表达着各种不同观点的快照。”而事实上，“过去总是一个持续与变迁、连续与更新的复合体。我们或许的确无法步入同一条河流，但是这条河流却仍具有绵延不绝的特征，具有别的河流无法与之共有的性质”。而且，“如果过去被视为完全异己的，那么，集体记忆也就不能作为当前历史时期的一个坚实牢靠的支柱”。[16]显然，这与哈布瓦赫所要表达的记忆对人之连续性存在感的建构又是相互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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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哈布瓦赫更倾向于记忆的社会面向和实践层面，即更关注我们通过各种社会习俗、礼仪、宗教、家庭关系等方式形成的集体记忆，记忆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行为或人类活动。相对而言，历史记录的重要性似乎更高，甚至高过历史实践。也就是说，对于已然过去的历史，我们基于现实层面的理解和阐释也是非常必要和关键的，怎样把人类作为历史主体的解释功能和史料作为历史客体的角色功能有效结合起来，在历史研究中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也许正是因为哈布瓦赫所表现出来的对历史理解的重视，法国历史学家勒高夫才会高度评价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一书的出版，将集体记忆划归为新史学的研究对象，并认为对“记忆”或“集体记忆”的重视是“历史学科近来最有价值的发展之一”。勒高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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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新”史学也是以集体记忆作为出发点，目的是创造出一种科学史。新史学可以被阐释成为“记忆的一场革命”，其中，记忆起到了“支点”的作用，围绕它的有这样几个基轴：“一个是当今广为人知的命题……一个是确切的回顾方式”，它“呈现出的是线性的时间性”，有利于在纷杂的过去的岁月中，“将个人纳入到社会和集体的层面上来”（如语言学、人口学、经济学、生物学以及文化等）。历史的形成起始于对集体记忆中的“地点”的研究。……但不要忘记历史的真正地点，这些地点并非是用来构造、加工，而是用来寻找集体记忆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构成社会、政治环境的国家，以及有着历史经历的社群或者代代繁衍的群落，都会根据不同的用途来建立各自的档案，从而形成了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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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领域内，在有关历史时间新观念的影响下，一种新的历史编纂学形式发展起来了，这就是“历史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研究某个历史现象是如何被集体记忆所操纵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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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哈布瓦赫对历史和记忆的归属问题谈论不多，但似乎他更倾向于记忆的范围大过历史。或者说，记忆本身就是历史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既可独立于历史，又与历史密不可分。哈布瓦赫的观点使社会心理学与新史学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并使前者成为后者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也正是因此，尽管哈布瓦赫本人并没有完全解决集体记忆的连续性和历史的“现在中心观”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但他还是为后人多元化、多视角研究记忆和历史的问题开启了有意义的想象之窗。有些学者还是在同一立场上赞同、回应并深入推进了他对历史与记忆之关系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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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诺拉通过对记忆场的论述，在本质上区别了历史和记忆，做出两者“在各个不同的方面都是反义词”的绝对论断。如其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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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生活：它总是由鲜活的群体所承载，因此一直在发展……而历史始终是对不再存在的事物的有问题的不完整的重构。记忆始终是一个当前的现象，一个永远经历在当下的关系。相反，历史代表着过去。因为记忆是有感情而神秘的，因此记忆中只包含着强化它的各种细节：记忆攫取各式的回忆，不精细的、混杂的、整体的或不稳定的、特殊的或有象征性的，并可以转载、消失、截取或投影。历史是一种世俗化的智力程序，因此历史需要分析和批判性的论证。记忆使回忆神圣起来，而历史却相反，它去除了回忆的神秘。记忆产生于一个群体——借用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话：记忆的数量和人类群体的数量一样；记忆天生就是能扩大和倍增的，它是集体性的、大批量的，然而又是个性化了的。相反，历史属于所有人同时又不属于任何人；它是普遍的、一般的。记忆黏附于具体的事物，依附于空间、姿态、图片和物体。历史仅仅专注于时间上的连续性、事物的发展情况和关系。记忆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历史却是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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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平台上，一种破坏性的对自我记忆的批判在进行着。历史总是对记忆质疑，历史的真实使命是破坏记忆，驱赶记忆。历史是一个对曾经存在过的过去去除合理性的过程。……历史的运动，历史学家们的雄心——它们不是唤回曾经真切发生过的事情，而是消灭它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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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诺拉至少是在两个层面上使用“历史”这个概念的。一个是“本来意义上的历史性运动”，即传统意义上以历史事实为核心的历史；一个是“历史编纂学”，即现代意义上以历史经验和历史反思为中心的历史。实际上，诺拉对哈布瓦赫关于历史与记忆差异论的推进，也是在甄别和界定“历史”概念的性质与属性中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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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究竟是单数形式还是多数形式呢？哈布瓦赫认为历史只有一个，他也据此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使之同‘史学’意义上的‘历史’彻底区分开来”[19]。德国历史学家科泽勒克则把历史定义为一种“单数集体”，“这是指一种抽象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概念同具有多样性的历史的多数形式区分开来。多数形式的历史总是只能提供局部观点，而且总是受一定立场的束缚；它们被纳入现代历史概念，就像海纳百川一样；而且也像入海的百川一样，它们在抽象的历史概念中被扬弃了”。[20]阿洛伊斯·M．米勒则认为：“在德语中，直到18世纪，历史这个字一直只以复数形式出现，表示在世界上发生的各种历史；作为单数形式的历史，包含着一种更加雄心勃勃的要求。在这种单数形式的历史观看来，将来应该不仅仅叙述个别的、无关宏旨的琐碎事情了。于是历史就突然接到了这样一项任务，就是一则把现实理解为整体的东西，二则把整部人类历史当作一条无法阻挡的通往自由和独立的道路加以描述。于是历史就不再是许多历史的统一体了。历史作为整体，它力求把这些许多的历史通通搞懂”，而“这种整体历史工程是一种由救世和福祉承诺承载的历史”。[21]不难看出，尽管这些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描述各不相同，但他们讨论历史的出发点和对历史的期许却是基本一致的。简而言之，作为复数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多元化的历史事实或现实，而作为单数的历史则是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或理想的历史。前者是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称“作为科学”的历史，后者则是其所称“作为记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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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认为，研究历史只能是研究各种回忆形式。而詹姆斯·扬对此不完全赞同。他觉得研究者不应该在历史（或事件）与记忆之间划出一条绝对的鸿沟，种种回忆形式仍然只能算作史学的文献材料，真正的史学应该是这样一门学问：“它考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所发生的事情是如何传给我们的。”而这种传承的过程，“不是什么单纯的回忆过程，而是一种另类的无法估量的历史叙述形式”。[22]詹姆斯·扬的观点其实是恰到好处地平衡了历史与记忆之间截然对立的关系，事实也如此，历史不是记忆的对立面，历史只是以不同的形态存在，并且以错综复杂的形式与记忆纠结在一起而已。[23]我们都知道，历史与记忆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关乎过去，而过去的核心都是传统史学意义上信为真理的“历史真相”，或者说，是对“历史现实”或“历史事实”的确认。历史研究就是要记录和考察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记忆研究也必须以感性化的、经验化的生活真实为基础，这在19世纪以前都被研究者当作不言而喻或不言自明的道理。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历史与记忆并无绝对的区别，历史的材料和记忆的材料是相互重叠的；历史要靠记忆来构造和完成，而记忆也基本等同于对历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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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实际上就是过去不言自明的“历史真相”或“历史事实”成了一个待解的问题。后者不再是孤立地、客观地存在于某时某地，等待着被历史学家发掘或复原；而是变成了一个关联语境中的元素，一个不得不依靠理解、想象甚至是建构才能获得意义的派生物。换句话说就是，“历史真相”或“历史事实”不再是自觉自主的，它不能再以自我为中心，而必须被放置在一个意义不断生成、不断有新的解释加入进来的流动性的过程之中，必须被叙述、被阐释。历史研究的核心被动摇了，由此导致的历史的能指也发生了改变，历史和记忆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赞同福柯的看法，赞同“研究历史始终只能是研究各种回忆形式”；在另外的层面上，我们也可以坚持历史书写绝不等于回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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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总的来说，我们还是无法放弃对二者清晰划界或者融汇、沟通二者的努力。正如德国纳粹屠犹史研究专家绍尔·弗里德伦德尔非常中肯地指出的那样：“从原则上说，我们必须把一种尚属新近的、很有意义的过去的代表想象为连续体：它的一端是集体记忆的构造物，另一端则是冷峻的历史研究，可是我们越是接近这个连续体的中间区域，以便获得对一个群体的历史的前后关联的解释，那么它的两端就越是融会贯通起来，并且显得可以同原来的两个极端明白地区分开来。”[24]显而易见，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记忆”和“历史”而言，“记忆”其实没有变，“记忆”的内涵与外延依旧相对稳定，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概念界定以及历史研究的性质在改变。按照法国第三代年鉴学派的核心人物勒高夫的说法，“现成的、自己送上门来给史学家的历史现实是不存在的”，史学家“需要科学地收集资料，并应通过对这种资料的分析来达到重建和解释过去的目的”，新的史学应当是“一种不是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史学家带着问题去研究的史学”。[25]我们知道，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法国当代史学新潮流推动了整个西方史学研究的发展，它意味着法国史学界乃至西方史学界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和演变，它也昭示了在这一新范式的影响下，历史研究不得不以新的、开放的视角和途径去研究新的问题和新的对象。正是这一演变构成了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以之与传统意义上的“史学”相区分的、大的学术背景，也催生了历史学与社会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诸多学科混杂交汇的、新的知识领域的诞生。这种新的知识领域或混合型的学科界限的诞生使我们有可能从全新的角度来探讨历史和记忆之间的关系，并为历史的记忆化书写找到一个宏大的、可靠的知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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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最早应用“历史哲学”一词开始，随着自然科学的愈益发展，历史哲学逐渐从思辨的转向分析的。思辨的历史哲学注重探讨历史的演变规律，强调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记录和叙述，是对历史的形而上学研究；分析的历史哲学注重考察历史知识或历史理解的性质，强调人们的理解和分析，是对历史的认识论的研究。与这种对历史知识的哲学考察及批判风尚相对应的，是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演变和转型。传统史学以兰克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为代表，强调历史研究的实证性和经验性，反映了史学家们对历史的科学化规训及学科约束，是以“真实、客观、中立”等原则来自我审查的。而新史学则与之截然不同。新史学重新发现了历史的多元化和复杂性，也注意到在历史构成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阶层、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等多重细节的综合影响。1860年，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出版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形成对传统史学的重大突破。20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方史学从传统史学渐趋转向新史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为标志，西方新史学的发展达到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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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提出“元史学”的概念，不在具体的历史事实层面，而在历史话语的层面探讨历史。他把历史看作历史话语，认为我们借以了解历史的途径是历史文本，而历史文本具有一个深层的、潜在的诗性结构，这个深层结构使历史无法脱离想象和虚构，并且历史与语言阐释的关系因此变得微妙而亲密。如其所言：“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特定历史过程的特定历史表现必须采用某种叙事化形式，这一传统观念表明，历史编纂包含了一种不可回避的诗学——修辞学的成分。”“在特定的过去中，对‘发生的事情’所做的纯粹字面的记述只能用来写作一部年代纪或编年史，而不是‘历史’。历史编纂作为一种话语，它特别旨在建构一系列事件的真实叙事，而不是就情势做一番静态描述。”[26]在语言学转向和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历史被当作一种话语建构，其深层结构的本质被认为是诗性的，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的虚构性，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而且必须通过历史文本来认识历史，并且判断历史的可靠性似乎也更倚重历史的语言表述。历史阐释和文学表现自此缠绕在一起，难分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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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历史研究发生如此重大的转型，记忆因素的介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动因。这一点已为许多历史学家所承认。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克就认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是文明，而西方文明则是一种“始终对记忆寄望颇多”的文明类型。历史学科与过去、时间和社会密切相关，“每当我们始终处于成长危机中的忧伤社会开始自我怀疑时，它就会思考：是否能追问过去，追问的方式是否合理”。[27]同为法国史学家的雅克·勒高夫也强调：“回忆是历史的原材料。回忆存在于话语、文字和脑海中，它是历史学家汲取素材的源泉。”历史学科必须承担起“反哺回忆的责任，社会、个人都卷入了这场浩大的记忆与忘却的辩证进程之中。历史学家应主动出来解释记忆和忘却，对其进行探究，以使之成为一门学问”。勒高夫进而认为，历史学科的核心概念就是“过去/现在”、“回忆/历史”等等。[28]荷兰史学家安克斯密特断言：“我们与过去的关系已经变得‘私人化’了”，“历史首先是史家个体的作品，而不再是集合的体制化史学主体的产物。将这一政治隐喻推进到底，就仿佛是史学学科之‘积极’自由阶段让位于当代史学的‘消极’自由，后者源起于其对传统史学学科‘核心，的挑战’。安克斯密特将这个过程称之为“过去的私化”，正是“过去的私化”部分地促成了当代史学转型的成功，而“当代史学对回忆及纪念的深刻兴趣验证了‘私化’过去的冲动”。如其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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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主体的民主化或私化，史学由公共事业向个体史家之撰述的转变由记忆概念在当代历史意识中所突然占有的支配性地位得到最好的体现。直到不久之前，“记忆”涉及的是我们作为个体如何记住自己的过去，而历史概念传统上专指我们共同的过去。甚至可以说，“记忆”一词只适用于我们所记得的亲身经历的经验。……因此，让“记忆”意指前次“历史”一词所意谓的东西显然是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上个体化及私化的标志。……“记忆”代表着人类过去所有被抑制、被忽视和被压制的东西，从而依其性质从来没能进入被集体地认知与承认的公共领域——这一直都是传统意义上“历史”的领地。……“记忆”作为后现代主义历史意识的关键与心态史有着内在的关联。[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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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史学家耶尔恩·吕森也极富创见地归纳道：“在意识到了记忆的作用，并且意识到了非专业性因素在异彩纷呈的人类生活领域中表现过去的作用之后，发生在历史学内外的、有关历史思想以及它作为学术学科的形式的讨论，就因这种新的意识而被扩大了。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似乎要取代历史在那些决定历史认同的行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这样一种更迭是否会造成足够重要的后果，影响到历史在民族文化生活中的角色，这一点还悬而未决。只要记忆与‘实际发生的’经验相关，历史就仍然是对集体记忆中这种经验因素的一种言说。”[30]我们无须再引更多的引文来论证这一点了，记忆因素对现代历史研究的介入，尤其是“集体记忆”概念的提出和言说，实实在在地令传统意义上似乎只为专家学者所拥有的“历史”变成了当今世界与我们每个个体都息息相关的“历史”。除了著作、文献、档案、历史学家，我们还可以从小说、影视、传记、每个日常化的个体来接触历史、感受历史，历史也变得“日常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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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讲过，记忆的二次诞生在本质上也就是一个符号叙事或符号建构的过程，这与历史编纂的修辞学特征在理论实质上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记忆需要被表征，需要记忆主体的思维积极运作，历史也需要被再现，需要处理“保留和遗弃”、“记住与遗忘”之间的关系。所以可以断言，历史从“历史事实”发展至“历史话语”，或者历史的“史实性”发展到历史的“诗性”，其实就是历史的原始经验被主体主观记忆的过程，也即历史的记忆化。换句话说，研究历史的记忆化，不是要研究历史本身的发展进程，而是要关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作为记忆主体的个体或群体如何叙述这一过程或者如何表达对这一过程的看法。这已不仅仅属于纯粹历史学的范畴，它已合法地越界，开始着力于历史表现、历史与心理学、历史与语言学或者历史想象的问题。假如记忆缺失了，很难想象历史存在的可能性或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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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历史的记忆化也可以被表述为“历史的文本化”，就像“记忆的文本化”一样，这个问题也可笼统地归结到诗学的讨论范围内。亚里士多德在最早论述诗史关系时，曾特别强调“史”的现实功能和“诗”的理想功能，所谓历史“记述已经发生的事”，诗“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31]但从现在的史学研究来看，历史学家也渐趋承认“诗性思维”在历史表现和历史写作中的不可或缺性。历史认识必然包括合理的逻辑推论和有限度的历史想象，历史同样需要担负寻求人类理想和实现完美价值的重任，历史和诗是构成人类发展普遍性、必然性及可能性的共同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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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仅包括历史经验和历史活动，还是历史认识、历史理解等历史思维建构的产物，这一点在后现代史学观的观照下已不存疑义了。但不容忽视的是，以下两点依然是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传统史学观、现代或后现代史学观（在后两种语境下尤为突出）无法绕过去的沟坎，是历史的内部研究和历史的外部研究永恒面对的难题。其一，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古往今来，历史的宗旨和期待都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寻找到被时间和人事变迁所掩盖的真相，回到原样的过去是历史学家永远无法抗拒的诱惑。其二，历史的政治德性问题。历史的书写毫无疑问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它是国家、民族、族群、社会等集体性概念获得合法性所必然要被利用的武器。哪些人物和事件可以被载入史册，他（它）们又以怎样的方式被记述，对他（它）们的记述中隐藏了怎样的价值判断，世人被允许以怎样的方式记住、看待、理解和认识这些人事，所有的这一切都涉及历史的选择，而选择本身就意味着立场、归属或倾向性，它都与时代的政治导向和行为相辅相成。当然，历史的真实性和历史的政治德性是两个相互勾连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二者之间也相互生成、相互影响。历史和记忆之间也存在这样一种共存互生的关系，或许可以说，它构成了一种自我建构和自我论证式的封闭式循环结构：历史的书写提供了个体记忆的可能性，决定了集体记忆的背景，而记忆的传播和接续又固化了历史知识，对世人塑造某种“被期待”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结构形成强有力的支撑。历史记忆或文化生产就这样一步步、一代代地成型，最终构成我们所身处其中的现实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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