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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三、记忆的边界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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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在娱乐节目中看过或亲身玩过这样一个游戏：第一个人被要求观看一个事物或被告知一件事情，然后在限定时间内向第二个从未接触过信息源的人描述他/她所看到的事物或被告知的事情，第二个人要及时记住和理解第一个人传达给他/她的信息，然后再以相同的方式把信息传递给第三个人。以此类推，直到一组被试中的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人往往要根据他/她从前面一个人那里获知的信息推断出最初的也即第一个人看到的事物或被告知的事情是什么。最后一个人的推论或结论常常是错误的，有时候甚至与原始信息相差迥异，而这样的结局，无论对观众、裁判员，甚至参与游戏者自身，都不是什么意外，不会令我们感到惊奇。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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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忆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游戏所揭示的心理机制其实就是短时记忆，是一种记忆容量非常有限、记忆时间很短暂但却要求快速记忆的记忆现象。“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认为，短时记忆系统和长时记忆系统遵循着不同的工作规则。如短时记忆是以语音、声学和听觉为基础编码，而长时记忆则以语义为基础编码；短时记忆的遗忘是由于记忆痕迹的消退，而长时记忆的遗忘则是由于干扰等等。”[33]相对长时记忆而言，短时记忆是在信息的一次呈现后迅速完成的，它的及时性和对信息形象的加工处理会给记忆主体在瞬间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但是，即便是这样，信息还是不能准确无误地从第一个人传递到最后一个人，在记忆对信息的加工和处理过程中，还是会有所谓的“错误记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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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其一，每一个信息接受者在接受上一个人所传递的信息时，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形成所谓信息的“关键词”或“核心要素”，然后以之为中心，补充和增加一些说明性的或修饰性的描述。而每一个人所提炼的“关键词”有可能都是有别于其他人的。实际上，这就造成了信息量的扩容，原本比较少的信息内容就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多，每一个信息接受者同时也都是新信息的生产者，而原始信息的面貌反而会越来越模糊。其二，当信息接受者变成新的信息输出者时，他/她所使用的无疑是属于只有其本人才最熟悉和理解的表述方式，无论是言辞还是动作、表情，他/她都会对其所掌握的信息进行甄别、分类和处理，哪些是核心信息，哪些是重要信息，哪些是修饰性信息，在他/她的表述中都会带着显而易见的独属于“他/她”的个性色彩而传达出来，这实质上已经是记忆的建构过程。建构性记忆就是指“与个体经验相关的情境记忆并非对过去完全准确的重复，而是将来自于不同情境下的信息根据个体特征进行重新组合、构造的过程”，“建构性记忆强调内外部因素对记忆编码和提取的影响。例如，不同情境下的事件由于具有知觉或意义上的相似性，就可能发生重构，因此，相似性越多的事件在记忆中被重构的可能性越高。这一点在联想性错误记忆的研究中得到反复验证。就内部因素来说，个体的知识基础、情绪状态、智力水平、学习工作经验等都是建构性记忆需要考虑的问题”。[34]其三，记忆方式或记忆动因也会影响到记忆的对错。比如说，原初信息是一幅画还是一段文字，一个单词还是一个动作？如果是以形象的方式呈现的，那就要考虑到例如空间分布、颜色、线条、结构等视觉元素；如果是以语言的方式呈现的，就要考虑到语词的词性、排列方式、重复频率等问题。每个细节的差异都有可能引起不同的记忆建构，造成不同的记忆效果。短时记忆是这样的，它是长时记忆的前提和基础，“它是操作高级认知任务时所必需的一种暂时的信息贮存与加工，在言语理解、心理旋转、推理等认知操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35]，长时记忆也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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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按照相似的记忆原理去推想前面提到的那个游戏，我们自然会发现，口述历史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记忆的考验。与之相似的还有经典的形成与传播、历史教育的书写与接受、人类集体知识或社会共识的形成与传承等等。而考察真实性或准确度在这些长时记忆现象中的表现时，我们就不仅要考虑个体记忆主体本人所具有的教育、知识、身份、位置及其所受时代、环境、意识形态等的影响，还要考虑到传播的媒介因素、时代的市场运作情况、政治经济及社会变革等更多复杂的问题。我们几乎可以立刻断言，记忆被增加、删改、扭曲、误解、改造甚至变形——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正常且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心理学家杨治良等在《记忆心理学》一书中就对错误记忆的现实效应、影响因素、个体差异、研究范式、心理机制、神经机制等做了细致的分析，归纳出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错误记忆包括词语遮蔽效应、想象膨胀效应、目击证人的错误记忆和童年压抑的虚假唤醒等，有力地佐证了记忆研究里错误记忆普遍存在，而且“记忆可能会忽略或者‘篡改’那些与我们认知模式不相一致的信息”的观点。[36]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夏克特（Daniel L．Schacter）更是认为人类记忆总是表现出歪曲、功能紊乱和想当然。他甚至专门写了一本题为《记忆七罪》（The Seven Sins of Memory）的书，并试图在其中建立一个“涵盖了种种记忆错误的概念模型”，也即记忆有失忆、健忘、暂时忘却、张冠李戴、误导性记忆、误导性记忆和无法忘却的记忆等“七宗罪”。不过，尽管夏克特承认记忆的罪过对人类生活产生了诸多影响，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定记忆，因为“记忆的缺陷同时也是它的美德，因为它们是构筑精神与外部世界之桥的基本元素”[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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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记忆不再真实，或者错误记忆普遍存在，这却是需要我们探讨的问题——这就牵涉到记忆危机的问题。在近三十年来的记忆研究热潮中，最具颠覆性以及最吊诡的问题就是记忆的危机问题。撇开其他深意不谈，单从字面上来看，记忆和危机这两个概念的组合本身就极其含混暧昧。因为记忆暗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意味着对事实的回想和发现；而危机则指动摇、漏洞，与不可靠性有密切关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记忆危机这个概念必然包含着一定的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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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表层的意义来看，记忆危机应该是一种器质性的问题，是指记忆在病理学或心理学层面上的危机。比如因为记忆主体年龄渐长而导致其记忆功能愈益衰退，或者因为器官受损、心理创伤等原因而造成记忆主体的记忆机制不健全。因此而产生的记忆危机最直接地表现为记不清、记不准以及记不住，记忆被淡化，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被遗忘。而若从人类个体的生命发展来看，这些现象又是不可避免的，它们表明记忆本身是有边界的，也体现了人类生命的有限性。再从深层来看，这些不可避免的记忆危机最终将导致记忆的边界模糊、记忆失真的问题。也就是说，因为种种原因，记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将被颠覆，记忆将不再被信任，我们也无法根据记忆来裁断或复原一个个体或群体的过去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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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曾对这样的问题进行过研究，并于19世纪80年代末提出一个“虚构症”的概念。科学家们发现，在人脑的眼窝前额皮层，有一个遵循快乐原则的“奖赏系统”，这个系统还有一个重要的识别功能，即与其他额叶皮层一起识别大脑中产生的一切感觉、记忆和想象信息，抑制无用的，区分真实的和虚幻的，设定信息的优先级。假如这个皮层出现问题，就有可能导致记忆障碍——“虚构症”。神经科学家威廉·希尔施特（William Hirster）认为，当我们遇到和自己的经验不一致的事情时，就会虚构自己的知觉和记忆，让一切看起来更合理。因此虚构症不是少数人才有的记忆问题。用虚构来填补记忆的空白，以使事情看起来更合理，这似乎是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事情。[38]由此可见，记忆的失真有其生理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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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人类生理机制的必然性之外，还有更多社会性的因素影响和促成了记忆的危机。后者才是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根本动机。那么，是什么样的社会性导致记忆出了错，或者记忆主体无法记忆？又或者是记忆受到限制或记忆被扭曲？记忆所指向的真实性、稳定性和安全感是如何在危机中被消解的？为什么以及如何产生了这些危机？这一系列问题映对着种种社会现实，比如，历史剧的兴盛及其引发的种种争议，红色经典及文化遗产在现实中国的接受与质疑，对艺术化表现大屠杀、“文革”等创伤体验的分寸尺度的讨论，对文化旅游产业的定位分歧，等等。显而易见，这些问题说明在对当下现实的认识和评价中存在诸多的不一致，这些不一致折射出各种各样复杂的政治文化关系，体现了现代人的精神焦虑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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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首先做一个结构性的分析。从记忆主客体的特征及其关系来看，记忆危机至少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记忆客体的边界问题，即记忆对象的真假。第二，记忆主体的权限问题，即谁有权记忆，又是谁赋予主体以记忆的权利。第三，记忆的稳定性问题，即记忆与遗忘的关系问题。这三者之间是密切交融在一起的，绝不能割裂看待。丹尼尔·夏克特曾说：“记忆是我们的大脑企图理解经验并将往事经验组织成连贯叙事故事的核心职责之一。所有这些故事都是有关我们自身的，并因而构成我们如何理解自我的强大决定因素。我们的记忆力既是脆弱的，又是强大的，它是我们回顾往事、理解现在并憧憬未来的综合产物。”[39]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列特也认为：“记忆是对往事的想象性质的重构，回忆活动……不仅决定于特定往事的内容，而且同样也决定于回忆者的‘态度’——即他关于应该会发生什么以及什么才有可能发生的预期和一般知识。”[40]也就是说，记忆客体的边界与记忆主体的权限是互为因果的。记忆主体被要求或者被许可在什么样的范围内记忆或记忆什么，记忆客体就会以此范围为限定而被建构成一个记忆的框架；那些没有被记住的东西，或者不在这个被允许记忆的范围内，或者至少不在记忆框架的核心及中心位置，极有可能是被淡化、被边缘化处理的。这一点有些类似于贡布里希所说的“画家只是看到他想要画的东西”，或者苏珊·桑塔格所谓的摄影的主体性。而影响这个对记忆客体的选择标准或尺度的，对于记忆的个体而言，就是家庭、社团、组织、种族、国家等公共性集体因素，以及宗教、政治、风俗、仪式、文化等普遍性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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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之中国，因为记忆失真而导致的记忆危机及其带来的种种争论和不确定已比比皆是。比如，在学界久盛不衰的一个话题就是对“经典”的界定和传播问题。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经历和教育背景的人，对经典的认识都是不一样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环境也会影响到对经典的塑造。经典毋庸置疑是被建构出来的，而建构的依据则可笼统归之为具有差异化内涵的种种代际记忆或集体记忆。记忆方式和记忆内容的差别决定了主体对经典的认识标准不一，因此，经典的形成、发扬和传播也必然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互相作用、彼此修正、渗透互融的过程。再比如，戏说历史、新传奇、各种穿越架空创作层出不穷，这既可说是记忆失真的后果，也可认为它本身就是对记忆真实性的一种质疑。还比如，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一些主题建筑的修建、一些道路名称的命名和修订，或者对某些历史建筑的维护和重新定位，都反映出对建筑所承载的历史功能的充分利用，也体现了历史记忆在不同时代、不同群体、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流动性和可塑性。显而易见，因真实性的动摇而产生的记忆危机可以有多种现实表征。记忆失真也许是记忆危机最浅层的表现，却不可避免地会为记忆主体带来最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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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越走向过去，记忆与想象在心理上的混合就越显得不可分解。……为此，必须摆脱那种概念特权强加于人的历史性记忆。那在日期的尺度上流动的记忆，没有在回忆的景物中足够停留的记忆，并不是充满活力的记忆。记忆与想象的结合使我们在摆脱了偶然事故的诗的存在主义中，体验到非事件性的情景。更确切地说：我们体验到一种诗的本质主义。在我们同时想象并回忆的梦想中，我们的过去又获得了实体。”[41]真正的回忆就像在讲一个故事，或者像是开始一段阅读，记忆文本取代记忆阻隔在我们与真实的过去之间，使我们进入到一个似真似幻的、边界开放的记忆空间。充斥这个空间的是无处不在的对“真实的过去”的反观和映射，它们与真实的过去一起共同组成了记忆共建的根本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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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在真实和想象之间穿梭逡巡，充满了魅力，但也正是因此，记忆变得不确切，并令人怀疑。假如“真实”变成了“关于真实的话语”，对过去的记忆可以被虚构、被塑造、被想象，那记忆的真实品质还坚不可摧吗？记忆的真实性或诚实性是否要被记忆的文学性或审美性取代？对记忆的表述是否因为语言和互文而变成一种“不可靠的叙述”呢？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记忆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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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从本真性谈起。本真性是一个涵括非常广泛的概念，它与真实性、真理性、模仿、仿真等概念都有非常接近的内涵，在艺术、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领域内也有不同的所指。我认为，真实性是最接近本真性的概念，两者的内涵和适用范围虽不相同，但真实性却是本真性的基本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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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本真性的研究最初是在音乐领域里的，它是介于原作和表演实践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主要针对古典音乐、芭蕾和交响乐，而不适用于爵士乐和戏剧，指对作品的表演要符合作者的本意。[42]用音乐符号来表现作者的本意，无论从什么意义上来讲，都是非常抽象的。因为单靠对乐器、演奏者等音乐资源的分析无法解释其他因素的渗透对音乐表现的作用。所以说，即使只限于音乐领域，对本真性的解释也有必要放在一个互文性的语境中来操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真性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关系，或者可以对比不同情态下的符号表现，根据不同维度的比较得出更接近“本真”的解释。塔拉斯蒂就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分析出几种较有普遍性的本真性含义。首先，本真/非本真可与能指/所指或显在/内在等概念并置。“‘本真’指有意义、有内容、有所指的事物；而‘非本真’指没有内容、纯粹在现实表层移动的事物。”其次，遵循人的本质也是一种本真。第三，在学术话语领域里，词语和事物的对应体现出话语的本真性。第四，当时间（现在）、空间（这里）和行动者（我）这三个维度“普遍存在完整的连接时，就达到最大程度的本真性”。[43]可以看出，塔拉斯蒂是把本真性放在一个行动过程中来看待的，他非常重视这一概念自身内部的“分离”和“超越”，并且承认打破彻底静止状态的“本真”以及遵从具有张力的“非本真”原则对艺术研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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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真性”、“真实性”或“真理性”重新成为一个问题，是20世纪理论界语言学转向的后果之一。从克罗齐的“美学与语言学的统一”到卡西尔的符号系统，从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到罗兰·巴特的语言乌托邦，从维特根斯坦的“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到伽达默尔的语言和真理，从巴赫金的对话论到福柯的话语和权力，众多学者都对语言和真理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在此语言学转向及其对真理问题产生复杂影响的大背景下，记忆的叙事特质也被反复论证，与记忆的真实性问题缠绕在一起，成为记忆研究的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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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探讨记忆的真实性问题时，本真性和真实性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相替代的，都指记忆的完整性、原生态性以及唯一性，与被遮蔽的、被表现的、被想象的、被主观理解的、片面的和派生的记忆有很大差异。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如此，与本真的或真实的记忆相对的，却不是虚假的记忆，而是对记忆的理解。这不仅仅因为我们所了解到的记忆是符号化了的记忆，是文本化的记忆，它已经表达了某种立场和理解，与原始真实的记忆拉开了距离。保罗·康纳顿强调要把社会记忆和历史重构区分开来，其意义就在于承认：第一，记忆文本不等于原始记忆；第二，记忆文本也不是对原始记忆的原封不动的复制；第三，记忆文本作为一种理解，已经构成对原始记忆的改变；第四，正是原始的本真记忆、记忆文本，以及对记忆的每一次表述或理解，一起构成了生生不息、变动不居的历史。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虽然记忆和其他符号化行为一样，同样体现了一种互文性和运动性，但记忆不同于音乐、绘画或文学等其他艺术形式。在所有的符号化行为中，记忆是主客体之间距离最短、关系最密切的行为，是对人类的经验、情感、知识、精神和历史等的最直接记录。因此，虽然记忆再现的叙事本质关乎记忆的修辞学，但我们却不能只把记忆的修辞看作纯粹客观的语符表意，我们还不得不同时考虑记忆的伦理特性，考虑记忆与主体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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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塔拉斯蒂基于时间、空间和行动者三个维度的完整连接来考察本真性的理论，记忆显然是真实的。因为无论在何种情境下，记忆行为都是主体（行动者）立足于现实（此时此地）对过往经验的回想（时间和空间），从此时的自我到彼时的自我，从此地的生活到异地的生活，记忆主体的返身性构建了无时无刻不存在的记忆空间。从记忆的发生机制来看，这三者的关联从未中断过。显然，时间、空间和行动者之间的普遍连接并不能引起我们对记忆之真的质疑。但记忆的特殊性在于：记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记忆基于自身的“分离”是分别进行的。也就是说，时间、空间和行动者既是普遍连接而自成一体的，它们各自又有各自的独立性。对于同样一件事情，主体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心理状态下的回忆是不完全一致的，而任何一个细节的微小变化，都有可能造成对整体的记忆世界的改写，从而导致我们对真实性的判断千差万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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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记忆的开放有限度吗？如果有，这一限度又会对记忆的真实性产生什么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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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曾说：“记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但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开放和分散的系统，总有一些框架在个体、代际、政治和文化的层面上将记忆和某些特别的时间视界与身份视界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些联系不存在，那我们处理的与其说是记忆还不如说是知识。记忆是一种有着身份指向的知识，是一种关于其自身的知识。”[44]显而易见，记忆的开放仍然有基本事实的边界限制，有“一些框架”令记忆无法越轨。简言之，这些“框架”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一，作为记忆主体之物质基础的身体。记忆最基本也最首要的是一种身体记忆，记忆的主体本质性地体现为有意识、有情感的身体。徐贲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中曾说：“就关爱的关系而言，记忆不只是一种知性的记忆，而且更是一种感情的记忆。也就是说，记忆不只是‘知道’（如记住孩子的生日），而且是‘感受’。”[45]“感受”建立在“知道”的基础上，借助语言“再现”历史，并对历史作出判断。作为记忆的物质基础，身体的体验是可感知的、可被认识的，它的支撑是客观真实的实体世界，因之记忆也是一种实在，是以身体体验为内核、以世界作为“他者”而构成的整体。其二，记忆是主体间的交互活动，单独的个体记忆不可能完整、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就像哈布瓦赫所认为的那样，任何个体的记忆都要被放置到群体的环境中考虑才有意义。与身份认同中“他者”对“自我”的建构相似，“自我记忆”也要借助于多种“他人记忆”才能完成。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同样的一段历史是公平开放的，这意味着它对每一个人所先在地创设的接受情境是相同的和一致的，这是谈论记忆真实性的根基，实际上也是当真实性失落之后，我们力图重新寻回的理想。尽管原汁原味的真实是不可复现也不可复得的，但上述两点，即记忆主体的肉身性（以及随之产生的实在性）和不同主体的、共时性的记忆分工则令记忆不可能无限开放，以致在追寻真实性的道路上完全迷失。这两点帮助我们搭建了一个记忆的藩篱，通过主体间性的力量完成记忆元素的叠置、补充、修正和整合，从而组建了有效的记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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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正是在对记忆边界的思考和研究中，一个简单的事实昭然若揭。那就是：对记忆真实与否的判断是由记忆主体之外的“受众”来履行的，说出记忆或真或假的或者是在个体意义上与此记忆没有关联的历史学家、批评家，或者是记忆内容牵涉到的曾经的“当事人”，或者是对历史好奇的大众，总之，都不是真正作出记忆行为的主体本身。我们或许可以据此断言，记忆的真实性不是一个本体论的范畴，而是一个属于认识论范畴的意义或效果机制，或者更激进一点说，它是一种价值论。这一点从当下学界对各种形式的记忆文本——如回忆录、传记、日记、书信等——的研究趋向上就可窥见一斑。而这，才是记忆及其真实性问题对当下社会最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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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当下社会可谓不胜枚举，我们可以影视创作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比如，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很多，像1995年中国导演牟敦芾的《黑太阳南京大屠杀》、1995年中国导演吴子牛的《南京1937》、2002年美国导演陆达路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2005年美国导演朗恩·约瑟夫的纪录片《南京梦魇》、2006年中国导演高群书的《东京审判》、2007年美国导演比尔·古登泰格的纪录片《南京》、2007年中国导演陆川的《南京！南京！》、2008年加拿大导演安妮·皮克与比尔·斯巴克的纪录片《张纯如——南京大屠杀》、2009年德国导演佛罗瑞·加仑伯格的《拉贝日记》、2011年中国导演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等。这些影片有的侧重对原始史料的搜集再现，有的借助虚构的剧情来表现人性，有的试图复原当时的历史场景，有的则从旁观者的角度分析战争的复杂性。切入历史的角度不同，影片的基调和风格也极其迥异。有的不吝展示血腥残暴的场面，有的聚焦在战争中的温情，有的强调受害者的痛苦和毁灭，有的重在披露战争凶手的病态心理。总之，虽然真实的历史——发生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已然消逝了，但这并不影响后世的导演借助历史文献和他们的知识与经验从各个角度“重返”那段历史。虽然无论在理论意义上还是在现实层面上，这段历史都无法返回，或者说，它不能被任何文学、影视或其他艺术作品原封不动地复原，但借助符号化的行为来重构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从而最大限度地以言说记忆的方式贴近真实的历史，这却是一个极具现实操作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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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如何根据我们所观赏的电影电视来“记忆”那一段历史呢？历史能够被符号化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又应当如何界定历史的记忆？在此，记忆危机不仅指横亘于历史真实与庞杂的符号再现之间的、不可跨越的鸿沟，也指利用符号来再现历史真实的建构者——如作者、导演等表述记忆的主体——的主体性本身及其背后所隐藏着的各种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无可规避的记忆的倾向性。我们都知道，每一个试图构建历史的人都不是“一张白纸”，而试图借助于构建记忆来构建历史，更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复杂的主观性行为。这是因为，一则对记忆主体而言，当事人的记忆与非当事人的记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即便是当事人的记忆也未必就能“真实”或“正确”地告诉我们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当事人也要受到现实、教化、宣传、政治需求、身份利益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他们可以坚持自己的记忆，但也可以或者说免不了为使事情看起来更合理而“虚构”记忆。而对非当事人来说，来源于各种渠道的记忆并非自我的亲身经历，毋宁说，它更像是一种“寻找”或“发现”记忆的过程，是柏拉图意义上的“知识学习过程”。二则对构建主体而言，他们在构建历史的同时，也会有意无意地左右、影响甚至支配那些受众的记忆。三则在记忆主体和构建主体之间，也会产生相互的影响和作用，催生效果迥异的“记忆图景”和“历史事实”。事实上，宣传、教育、知识传播的重要性正体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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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记忆是一种主观性的意识活动，是一种有倾向性的知识；而能够决定或左右这一倾向的，则是与个体、代际、政治、文化、利益等息息相关的、我们可笼统称之为“身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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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记忆研究相关联的范畴中，身份不单具有心理学的意义，是主体性的建构，是自我的同一性；更重要的，它还指伦理学及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政治。简而言之，即身份的塑造是权力较量和利益相互制衡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与社会关系重构的产物。它可以是“已经成为的一切”，也可以是“正在成为的什么”，甚至还包括“将要成为什么”，它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动态化的过程。与身份的运动性相似，记忆同样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永不静止和停息的、不断变更的过程。不仅不同身份对同一段历史的记忆不同，即使是同一个身份，对同一段历史的记忆也会因时、因地、因环境而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记忆同时也是“被记忆”，谁来记忆，或者说谁被允许记忆，记忆什么或以怎样的方式记忆，甚至记忆主体应当选择怎样的途径来表达记忆，记忆的态度、方式和内容等，都与记忆主体的身份限定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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