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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第三章 全球化的记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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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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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理论家就开始聚焦“全球化”概念，对其所指的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和批判。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也借助“方法热”、“文化热”、“美学热”等多种学术论争反思西方学术思想的基本问题，并直接介入到对全球化的世界性思考中来。“全球化”这个概念自此成了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词汇。现在看来，“全球化”大概是当今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尽管各家各派对它的用意和界定各有差别。英国学者马赛厄斯·柯尼希阿奇布吉甚至断言：“‘全球化’此词的广为流传，部分归因于它的词义上的模棱两可，以及取决于谁在使用与用在何处，而且有不同的含义。”[1]当然，歧义纷争并不妨碍人们在一个约定俗成的层面上“互相矛盾”地使用它，“全球化”的概念不仅仍然给使用者提供了某种共享或共识的意味，以致人们模糊地将其视为某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过程，以及由这一历史过程带来的社会现实；而且“尽管这一术语被很宽泛地、而且确实是矛盾地使用着，但它本身已经成为‘全球意识’的一部分，成为围绕‘全球的（global）形成的术语令人吃惊地扩散的一个方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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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列举一些对全球化的界定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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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家罗伯森认为：“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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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则把全球化描述成“世界性的主权、权力和活动自由的重新分配”，它既是一个“由速度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所引发的”过程，又是由之而导致的一系列后果（比如中心和边缘之分界的淡化、地球物理边界的消弭、“距离不再有任何意义”以及人类生存的两极分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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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强调的是包括依靠大众传媒来产生影响的通信技术在内的文化全球化。他提出了一个全球整合的四维模型：民族国家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军事秩序和全球劳动分工。在这些维度背后，正是文化的全球化在发生作用。这四个维度并非相互独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形构着全球劳动分工，对于世界军事秩序来说至关重要的民族国家体系，不仅推动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又被其形塑和改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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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裔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认为，“当今全球互动的核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张力”，“全球化自身在深层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的、不平衡的乃至地方化的进程”。而全球文化进程中，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作为社会实践的想象，“想象是所有形式能动性的核心，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新的全球秩序的关键要素”。阿帕杜莱认为，“全球化已缩短了精英之间的距离，转变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核心关系，破坏了劳动和家庭生活之间的种种关联，模糊了临时居所和想象中的民族情怀之间的界线”，他主张从全球文化流动的族群景观、媒体景观、技术景观、金融景观和意识形态景观等五个维度入手研究全球经济的复杂性及其与经济、文化和政治间的根本性散裂特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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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要学会利用全球化，“全球化不仅是商品和服务的流动性，而且是指资本和知识的流动性——以及较低程度上的人员的流动性。全球化不仅包含着市场的一体化，而且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出现”。全球化的进程是一个不公正的进程，但它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承认全球公共产品和外部条件的不断增加的重要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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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学家约翰·杰勒德·鲁吉总结了全球化时代的负面属性，提出“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是高度不平均的”，在全球的规则制订中有越来越大的不平衡，而对许多人来说，“全球化已经逐步意味着，在可能带来经济不稳定和社会解体的不熟悉的和无法预料的力量面前，他们变得更容易受到伤害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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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化的界定不胜枚举，但从上述有限的列举中，我们仍然不难发现，虽然各家各派的侧重点不同，但大家的讨论都基于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全球化的进程确已发生，并且波及极广，政治、经济、传媒、军事、民族、地理、文化等无不被卷入到这个潮流中来。所以说，全球化是对人类生活世界的全方位影响，它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也势必导致原有的、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或被重组，这个进程带有极强的选择性，必然会引发发展不均衡、区域性差异或文化冲突等问题。然而，全球化进程的基础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的革新为人类不断超越自身及其与自然的关联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性。在科学技术的引领下，人类正不断地跨越空间、国别、种族、语言等界限，流向地理及文化意义上的彼岸。因此，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全球化也表现为一种日益显著的普遍性、相似性和标准化。毋宁说，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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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全球化对不同个体或以国家、民族、组织等为实体的不同群体的影响也是多种多样的。换句话说，后者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来，其参与方式、参与途径、与全球化相互作用后的实际效果也是各有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全球化的概念和现代性的概念非常接近，对不同的主体而言，全球化的进程可能是主动或自主的发展行为，也可能是被动的或被关联的无意识选择；可能地方性的发展理念或文化价值观得到了传播和发扬，在发展态势上占有优势，是利益的享受者，也可能民族文化遭到冲击，甚至引发传统文化的断裂或剧烈转型，导致集体性的认同危机；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竞争和创新的好处，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来推动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也可能经济的开放和激烈竞争导致很多个体或地方产业丧失优势，人们对未来忧心忡忡，更担心全球化以普遍性的名义摧毁特殊性，并加剧人类生活的不平等和非正义；可能乐观地评价全球化所塑造的新的世界图景，也可能强烈抵制全球化，对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抱有高度的戒备心理。总之，全球化尽管是一个全球性的话语，但它对不同地方和群体的塑造及作用却并不一致，“全球化并没有正在取代传统的社会冲突和合作的路线，而是在重新描绘它们”[9]。作为一个有争议的现象，全球化并不等于经济现代化、价值体系普遍化和文化生产趋同化的简单相加，也不等于“大同”与“多元”的简单相加，更不是“普通性”对“特殊性”的绝对遮蔽，它的本质毋宁说是“不连续的连续性”与“分散的同质性”的微妙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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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管怎样，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全球化是两种反向趋势的巧妙融合。一方面，全球化是扩张性的。对每个个体而言，人们的生活世界在扩张，区域性的、本土化的、民族性的各种因素不断地向全球范围延伸，不同的国家、民族或组织也得以借助种种跨越边界的通讯形式而联系起来。人类的社会活动在经济、政治、军事、技术、文化等各个层面上都日趋深广，人类的认识模式也从单一转向了多元。另一方面，全球化又是内缩性的。对整个世界群体而言，随着人类不断跨越在空间、制度、国家、文化等方面的障碍，日益加强在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沟通和人际关联，人们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也越来越趋同，现实焦虑也日趋集中。前者体现了世界在物质层面上的扩张性，后者体现了世界在意识层面上的集中性，所谓“全球意识”或“世界意识”的形成，就建立在这种看似相反、实则同质的社会发展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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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发展衍生了特殊形式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议题，它既可以是实体性的，比如说跨国公司、联合企业、联合国的某些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一些非政府组织等；也可以是抽象的，比如说某些现行的国际法和规则等。就其“公共性”的基本含义来看，它应当指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以及讨论这些问题的共同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全球意识”或“世界意识”其实就是一种“全球化的话语”，其本质就是一种共识，它源于世界各地人群及其社会生活的相互影响，比如资本扩张、跨国生产与消费、资源流通与共享、信息沟通、技术发展等。当世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错综复杂、交叉重叠的局面后，不同区域的人们就会在精神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碰撞。“世界意识”或“全球化的话语”就是要自觉超越国家、区域、民族、种族等的界限，消除种种政治壁垒的限制，从全人类或全世界的角度出发来思考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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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全球化之“公共性”，英国政治学者戴维·赫尔德提出了一个“世界主义”的设想，并且认为只有世界主义的观点“才能使自己适应一个以命运交叠的共同体和多层次／多层面的政治为标记的、更加全球化的时代的挑战”[10]。赫尔德认为，世界主义奠基于“全球政治”，它关心的是“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和国家在其中起重要作用、但并非惟一的和排他的作用的世界中的政治秩序的文化、法律和道德的基础”。世界主义强调一种融通与交流，注重的是有效对话和多方参照的原则，它可以被理解为“在各种民族文化，命运共同体和供选择的生活方式之间进行调停的能力。它旨在揭示与其他人的传统和说教进行对话的基础，其目的全在于突破自己的意识和偏见的框架，扩大视野”。世界主义的发展必须承认三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道德关心的最终的单元是单个的人，而不是国家或其他特定形式的人的联合。”“第二个原则强调，平等价值的地位应该得到每一个人的承认。”“第三个原则强调，地位平等和互相承认要求每一个人应享有……建立在每一个人都能采取行动的原则上的待遇。”赫尔德的世界主义有非常明显的道德关怀，它最终所要考验的其实就是“善”的有效性和现实可能。它不是以国家为意志主体来衡量民主的合法性的，而是以全社会的正义和公正为标准来考察与“全球政治”相对应的“地缘政治”。赫尔德坚信建构这样一种世界主义是可能的，他甚至对世界主义的实体化机构建设提出了诸多参考标准。但即便是他自己，也承认全球化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建构世界主义的愿景。如其所言：“在‘跨国的城镇’中进行的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游戏仍是地缘政治的，而惟一的主要选手（美国）此刻正想着重写这些游戏规则，以进一步方便自己的摆布。道德的自我中心、右翼的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政治再一次在抬头。”成就世界主义的过程是异常艰难的，而赫尔德认为，“没有了世界主义，全球化就可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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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进程影响世界各国以来的半个多世纪，赫尔德对世界主义的构想确实令人心动，或许它也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但是，想让公共空间能够合法有效，世界意识能够正确地在主体间交流、畅通，“全球化的话语”能够真正成为将个体与世界、这一个体与另一个体联系起来的纽带，恐怕只有对世界主义的理论构想还远远不够。而即使在理论的层面上，赫尔德对世界主义的论述也充满了理想化的色彩，并且因其本身就处在这一全球政治链的顶端，因而他的设想更因缺乏对现实细节的关照而无法不染有政治乌托邦理论的抽象色彩。不过，尽管如此，笔者仍然相信，赫尔德对世界主义的设想和论证对我们今天讨论许多重要话题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这就好比设想是实现设想的第一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汇聚、讨论具有世界视野的议题，也是共商解决问题之途径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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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在一个歧义纷呈的世界中形成所谓“全球化的话语”呢？笔者认为，首先，话语之全球化的前提是话语主体要有相似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有相似的问题背景。其次，话语主体要有一致的问题意识，而问题要有可供论证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再次，话语主体要有紧密联系的知识体系，有展开对话和交流的可能性。最后，话语主体共同认可一些具有普适性的社会价值，有对人权和人性等基本观念的共识和向往，有和而不同的、对文明发展的愿望和理想。这几个方面对构建“全球化的话语”体系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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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全球化的话语与记忆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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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记忆的基础主体是个体，而个体记忆的独立性和差异性又决定性地制约着集体记忆的内容和方式，进而影响到记忆生产的空间化趋势。相反，至少从概念界定上来看，全球化的承载者则是世界，是某种趋同的“共同体”或“群体”。因此，我们或可断言，记忆和全球化是两种指向完全相反的东西。扬·阿斯曼在一篇题为《全球化、普遍主义和文化记忆的侵蚀》的文章里就说：“记忆作为一种身份指向发挥作用，总是意味着差异。全球化则作为一种散播发挥作用，模糊了所有的边界，弥平了所有的差异。”[11]扬·阿斯曼据此认为，就像“全球化身份”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存在一样，所谓“全球化记忆”的概念也是一个悖谬的概念，“记忆”若要和“全球化”联结起来，无疑需要彻头彻尾地重新架构和重组。而与此同时，Andreas Huyssen却指出：“自从‘二战’结束后，特别是从1990年代开始，世界已进入一个与大屠杀关联的‘历史记忆的全球化’过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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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谁的描述和界定更符合当今文化发展的实情呢？虽然我们都承认，“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或关于“全球化话语”的争论已是当前学界不争的焦点问题，但“全球化时代中的记忆”是否就等同于“全球（化）记忆”呢？“全球化”是我们研究记忆的时空状语、政治经济背景或文化语境吗，还是记忆的核心内容，更或者可能是记忆发展的崭新形态？“全球化的记忆”和“记忆的全球化”是一回事吗？哈布瓦赫在其《论集体记忆》一书中强调“群体自身也具有记忆的能力”[13]，假如我们赞同哈布瓦赫的观点，是否就可以认为确实存在一种“世界性”的或“全球化”的记忆呢？最值得反复推敲的是：建基于个体意识机能基础上的记忆，又为什么能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话语？它是什么样的记忆，又是如何成为“世界性”的或“全球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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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二、记忆研究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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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站在时间的层面上来理解这句话，它指称的是时间的单向度性和人类经验的不可复制性。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是不可往返的，每个瞬间以及对此瞬间的体验都是唯一而独特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无法重复，也不能令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在另一个状态下原封不动地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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