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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二、记忆研究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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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站在时间的层面上来理解这句话，它指称的是时间的单向度性和人类经验的不可复制性。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是不可往返的，每个瞬间以及对此瞬间的体验都是唯一而独特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无法重复，也不能令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在另一个状态下原封不动地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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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记忆能够做到这一切，在对过去想象性的重建中，记忆能够帮助我们恢复已然消逝的时刻和久远的生命体验，能够令一个个体在记忆中重新“踏入同一条河流”。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来看，记忆意味着人对时间的反应和行动，而其反应和行动又构成了人的自我意识和内心世界，并借此与外部的社会空间勾连起来。就像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所言：“对于人而言，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注重的必定是使精神层面的内心和社会化的中间世界可以在时间的长河中固定下来。……如果我们可以回顾人类的过去的话，会发现它一直生活在充满记号的世界里，它所生活的群体、组织和集体越庞大、越复杂，这个世界就越丰富、越复杂。这些记号为人类开发‘世界’，使之象征化并唤回它，而它的‘环境’也被置于其中，这使得人类成为这样一种生物，用尼采的话说，不是像动物一样‘被束缚于眼前的楔子上’，而是可以在更宽广的关联中灵活地寻找方向，甚至有能力超越自己的生死来思考。我们可以将这个有记号的世界称之为‘文化’，甚至也可以将其理解为‘记忆术’，因为它着眼于赋予精神的内心和中间世界以稳定性和持续性，取消其易逝性和生命的短暂性。”[14]在人类的整个文化生命中，记忆同时也是一种记忆术，对生命的记忆就像“记号”，连同生命本身构成了人类的世界和文化。所以说，记忆是对生命的保存和保证，也是对文化的见证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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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问题与人类的存在问题一样久远，记忆研究也始终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科学，它还是人类对自身、世界及其相互联系的哲学关怀。而从柏拉图对理念的回忆开始，到奥古斯丁的“记忆之光”，记忆有时候也显示出它与信仰或宗教之间的亲缘关系。可以说，作为一个经典话题与公共话题，尽管人们对记忆的理解角度不同，或者对它的界定有各种各样的差异，但从根本上来说，记忆仍然是一个稳定的概念，具有共识性的内涵，不会引发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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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记忆概念稳定性的，关乎记忆的内部特质，比如记忆作为一种心理机制或意识存在。但在20世纪中后期，随着一系列联结记忆与其外部世界的社会概念的提出，记忆的稳定性被动摇了，关于记忆之主体、方式、对象的争议又变得热烈起来。甚至伴随着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以及对之作为一种人类历史遗产的深入反思的开展，与记忆相关的遗忘、承认、忏悔、纪念、认同等问题也以全新的视角被列入时代的焦点话题。自此，记忆不再仅仅属于个体的心理范围，它还与社会、族群、政治、身份、性别、战争、历史、艺术、全球化等众多问题密切相关。可以说，记忆是近年来学术界理论研究的最热门词汇之一，我们在文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都可见到记忆研究的兴起和蓬勃发展，这充分证明记忆“具有一个观察被忽略了的和司空见惯了的东西的崭新的视角”，“具有融合力的、跨学科的潜力”。[15]记忆开发了不同学科中一系列现象的新的结合方式，涵括了众多不同意义的概念，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就对文化学中“记忆的繁荣”现象给予了充分肯定，她这样说：“并不是在这么一个大概念之下，所有小概念的区别就消失了，只是强调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概念有共同性，而这种共同性正好是在‘记忆’这个大概念中才被发现的。有了这个大概念，才能进行命题类推法，才能研究它们的共同点，这是之前完全无法想象和做到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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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本来就是任何时代全人类的共同话语，因为“文化动力的神秘之处及其核心就在记忆”[17]，它关乎历史和现在，也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有重大的导向意义。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一个名为“世界记忆遗产”（Memory of the World）的文献保护项目，其目的是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通过国际合作与使用最佳技术手段进行抢救，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世界记忆遗产又称世界记忆工程或世界档案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延伸，世界文化遗产关注的是具有历史、美术、考古、科学或人类学研究价值的建筑物或遗址，而世界记忆遗产关注的则是文献遗产。[18]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世界记忆：基本准则》（The Memory of the World：General Guidelines）的修订版。在其中，“世界记忆”被定义为“被记录下来的、全体人类的集体记忆——他们的文献遗产——占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很大一部分。这类的记忆展现了思想的演变，发现之旅以及人类社会之成就，这样的记忆是历史留给现在与未来世界社会的宝贵遗产”。《世界记忆：基本准则》认为，“世界记忆方案”有三个目的；其一，“以最适宜的方式加强世界文献的保护”。其二，“使人人得以一睹文献之姿，包括制作网络数字版文档、目录和书籍、CD光盘、DVD光盘及其他相关产品，从而尽可能广泛出版、平等分配文献资源。若文献有保管人，则需经其允许，方可阅览。谨识律令及其他阅读文献的限制。尊重文化敏感度，包括取阅受到地方社区看护的文档资料等。法律保护私人财产权”。其三，“在全世界增强对文献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认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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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成为一项世界性的遗产，与记忆研究在全球范围内近二十年来的兴起息息相关。比如说，1999年，ITF（the International Task Force on Holocaust Education，Remembrance and Research）成立于美国华盛顿，当时有德国和以色列参加。这是瑞典政府的一个目标，旨在把国家记忆行为变成一项跨国界的政策。到了2000年初，这个组织就已扩大到16个国家，其中13％来自欧盟。这个组织有两个目的：第一，传播大屠杀记忆，在幸存者—目击者的交流记忆越来越淡漠的时候，将其转变成一种长期的文化记忆。第二，把大屠杀记忆进行跨欧洲边界的传播，创造一个超国界的记忆共同体，拥有一个扩大了的社会机制、金融和合作网络机构。2005年1月27日，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宣布，奥斯维辛解放日成为欧洲纪念日。根据这个宣言，参加大屠杀纪念团体成为进入欧盟的一张门票。今天，ITF组织已经成为一个非政府组织（NGO），包含了27个国家，其中大多数是欧洲国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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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历史如同人类的历史一样漫长，人类对记忆的奇妙本质进行探究也几乎与人类对自身存在的追问同步，但记忆成为全世界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而且在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都发生记忆研究的转向或兴起记忆研究，这却确切无疑是近二十年来才有的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世界记忆遗产”的文献保护项目，既是记忆研究成为显学的开端，也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生重大转型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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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发生重大转型，极其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传统理论范式的危机和转型。由于缺乏对当代文化理论范式的整理反思，人文缺失已成为亟待关注和解决的社会问题。新的、多元化的文化生态呼吁新的理论范式，范式创新或范式转换已势在必行。而在众多范式之中，记忆范式就是一个相当值得注意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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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西语学界中，以“理论”为核心，以与之密切关联的“家族概念”（文学理论、文化理论、理论之后、后理论等）为支撑，而发生的一系列“理论”意义的转换和演变，大概可以算是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最有深意的一场文化运动，也是至今仍未完成的一项涉及文学与文化之复杂关系的宏伟规划。这项运动或规划不仅在宏观的层面上带出了文化的建构与反建构的问题，也即人类对文化建构本身的反思与自省、解构与重建、认同与区分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在一个微观的层面上引出人文学科领域内的学者对文学理论的省察和批判问题。因为在20世纪关于“理论”名称的所有争论背后，最基本也最具体的概念就是文学理论。无论是提出“文学理论被理论取代”、“大理论异军突起”的伊格尔顿，还是哀悼“理论终结”的杰姆逊，抑或是断言“大理论死亡”、“后理论登场”的乔纳森·卡勒，都非常重视对文学理论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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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构过程中，我们不缺乏西方的理论资源和中国的历史及文学史经验，但我们缺乏对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体认，以及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抽象化和理论化。而前者恰恰是西方文学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后者则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学的架构和未来发展。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文化研究多注重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和现象研究，文学理论研究也多偏向于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荐、讨论以及对本土文学现象和作品的批评，相比而言，文学建构理论研究却较为薄弱，理论及传统理论范式的现实功效也越来越令人怀疑。“理论的焦虑”已不再是某个个体学者的情绪问题，“范式的危机”也已逐渐从社会科学领域侵入到人文学科。我们感到，学术研究有必要加强文化建构的理性思考，有必要对基本的文学理论范式进行梳理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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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paradigm）是美国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于1962年在其重要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核心概念。库恩认为，范式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范式就是“公认的科学成就”，它必须具备两个特征或要素：其一，这些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其二，“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21]范式一定要能够提供问题和解答，但这个因库恩的使用而变得含混模糊的概念也因此歧义丛生。1969年，应《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日文版出版和英文版再版的需求，库恩写了一篇专谈范式的后记，纠正了1962年初提范式概念时的一些错误和偏颇，比较完整地描述了“柯为范式”以及“范式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等问题。库恩解释道，“范式就是共有的范例”，“‘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22]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循环论证——范式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而这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必然共同拥有和信任一个范式，但库恩却赋予它无比重大的价值和意义。范式是一种团体的承诺，而范式转换则奠定并推动了科学的革命和发展。正如加拿大的“科学概念史与哲学”教授伊安·哈金在他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所写的《导读》中所精辟地概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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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同体所接受的科学实践（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实验和仪器）的例子，提供给他们以模型，以创造一种一贯的传统，并被当作由此构成科学共同体第一要素的承诺。……范式是常规科学不可分割的部分……常规科学以范式为特征，范式规定了共同体所研究的谜题和问题。一切运转良好，直到为范式规定的方式不再能应付一系列的反常现象：由此危机爆发并不断持续，直到一项新的科学成就诞生，重新指导研究，并被奉为新一代的范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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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范式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是制约和规范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对其观点、信念和行为方式发挥协调和整合作用的理论体系。对于某一学科而言，范式是框架和视角，是看问题的出发点；而理论则是认识和陈述，是对问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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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概念一经提出，就立刻成为西方科学、哲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界的焦点问题，其中，尤以社会学界对“范式”的论争为烈。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通过有关范式的种种论战，他们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上进行反省和审视。匈牙利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拉里·劳丹、亚历山大、科尔曼，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布迪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是其代表。范式概念在人文学科中的应用也十分广泛，科学主义范式、人本主义范式、语言论范式、文化论范式，“范式”激发和引领了20世纪文化研究的两次转向，代表学者包括英国的维特根斯坦、伊格尔顿、安·杰弗逊、戴维·罗比、拉曼·塞尔登、雷蒙·威廉斯，法国的让-伊夫·塔迪埃、托多罗夫，德国的伽达默尔，美国的詹姆逊、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而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原动力之一就是对库恩“范式”概念的借用。文学界主要体现为文学理论的知识建构及批评范式的创造，史学界则体现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经验梳理和理论辨析，同时还包括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道德共同体等多重角度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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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库恩的理解，科学革命最重要的表征和实质就是范式的转换。一方面，这意味着范式的核心价值不容置疑；另一方面，这也揭示出范式的有限性。也就是说，范式不是一个终极概念，并不具有绝对的普适性。像人类的生命过程一样，范式也要经历从无到有、从有效到失效、从安全到危机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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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后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的后30年以来（对西语世界和中国同样适用），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改变，人们的生活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和实质性的转变。比如说，时间的深度被削平，人类的历史感愈益淡化，“活在当下”越来越被认可为务实明智的选择。与此同时，人类对外部空间的扩张也愈益频繁，以探索未知、征用资源为名的空间实验越来越合法化和全球化。然而，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发展与物理空间的发展成反比，在人类日渐加快向宇宙的空间侵越的同时，“地球村”也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势头悄然壮大。而更为重要的是，奠基于这一切具体形象的物质转变基础之上的人类精神世界，也在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安全感和信任感的缺失也许是当下国人正在经历的最严重的精神危机，由此导致诸如信仰、世界观、价值观、道德体系等的混乱无序，成为我们不得不承受的恶果，并最终指向所谓“存在的虚无”和“意义的空虚”。新媒体的迅疾发展强化并加速了这种虚无感或空虚感，在某种程度上说，高科技既是福音也是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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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不论是时空观还是存在论，也不论是精神意识还是历史哲学，都昭示出一个相辅相成的事实，即：对当前的和未来的文化建设而言，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与以往大不相同了，我们讨论问题的语境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因而我们讨论问题的方式也随之有了新的转型。许多在“前现代”社会无可非议的“事实”成了当下社会被悬置的“问题”，人类生活的“内在统一性”被打碎了。文化研究及理论探索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式的危机，即旧有的（或部分旧有的）理论承诺——因应过去的、常规的、既定的文化现象而生——已经失效了，许多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和结构无法再为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提供圆满或合理的解释，由此导致文化的“生命”活力和发展势头远远超出“理论”的解释。比如说，“作品”对文学生产场和消费场的解释越来越无力，取而代之的是“文本”；“语言”对知识体系的建构和本质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我们不得不用到“话语”；科学是20世纪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但“科学主义”对认识20世纪却并非全能；“同一性”和“本质主义”曾是现代理论体系追求的目标，但却越来越难以解释“差异化”和“多元性”的后现代生活……新的、多元化的文化生态呼吁新的理论范式，范式创新或范式转换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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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提出的“范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宏大概念。所谓“宏大”，就是说它不仅要为某个团体提供规则，设立标准，还要能够树立模型，搭建平台，使各种层面上的专业交流畅通无阻。严格说来，若要在这一意义上运用科学领域内的“范式”一词，我们几乎难以在人文社会科学界找到与之全面、完美对应的概念。但假如换个方式来看，比如我们不强调概念的内涵而关注其外延的类比性，我们或可将科学领域中的“范式”偷换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理论”一词。后者像“范式”一样，同样具有一种“宏大性”，同样关乎约定俗成的标准、规则和模本，也同样在当下面临着亟待创新或转换的局面。近年来学界围绕“理论”这一中心词而展开的种种关于“文学理论”、“理论”、“后理论”及“理论之后”的论争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英国学者伊格尔顿就在其《文学理论导论》中指出过“理论”的范式意义：“每当日常社会实践和思想实践有所松动，遇到麻烦，迫切需要重新思考时，大理论（theory of a grand kind）便会异军突起。……理论出现的契机就是某种实践开始弯回到自身仔细审视其可能性的条件之时。”[24]中国学者周宪也在其《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一文中简要梳理了“理论家族”在20世纪的发展流变，得出一系列比较客观公允的结论。最重要的论断比如：“理论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边界的同时，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学科的体制化，另一方面又为文学研究领域内明星体系确立及其象征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条件。……实际上，理论的崛起是伴随着政治左派的衰落同步进行的，社会的政治实践转变为书本与课堂的理论论争。”而“后理论也是文学理论回归的某种表征”。[25]这样看来，我们所说的“范式的危机”、“理论范式的危机”、“理论的危机”等等概念，其实包含了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尤其针对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而言，这些危机所要求于我们的其实也大体一致，即切实分析危机产生的具体情境和危机本身，反思、整理及修正旧有的理论范式，基于新的文化经验提出新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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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范式”核心功能及其与“理论”概念之间的关联的理解，又因为记忆与时间存在本质性联系，记忆范式脱颖而出，成为文学理论及文化研究的核心范式。记忆范式是时间层面上的，突破了以往学界关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历史分隔，努力维持一种理论生产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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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维度上，20世纪的文学及文化研究最常见的就是对“现代”及“后现代”理论的征用。“现代”根本上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精神奠基于启蒙精神，源于在康德“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26]的吁求中所要求于主体的能动性。因此，“现代”同时又是一个动机概念，具有结构性及本源性的特征。虽然不同学科对“现代”之起始点及其本质的界定不同，这个概念自身也不具备某种同一的、固定的和核心的内涵可以使其“自我论证”，但恰恰是它整体包容的特点及其含混暧昧的边界赋予这个概念无限的生机。以“现代”为关键词，以现代现象、现代属性和现代意识为依托，我们可以粗略地建构一个有关社会、文化和政治理论探索的框架，也可以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文化与文明”、“乡村与城市”、“共同体与社会”、“世俗与信仰”、“物质与精神”、“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群体”、“道德现实与物质文明”等多组二元范畴来大致概括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文化转型、宗教危机、艺术批判等在现实世界里所遭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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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众多传统的二元范畴中，“传统与现代”应当是最基本的一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任何学者意欲考察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发展，都不能不以“现代”为其基本的话语语境和思考的参照系。这是“现代”的魅力，它既从主观的角度为人类探究自身和世界提供了一个如此切近且体己的入口，也在客观上推动了记忆范式的形成和转型。而学界对“后现代”则颇多争议。后现代精神奠基于解构精神，主张去中心化和差异化，就像法国学者利奥塔所声称的那样，后现代是要“对总体性开战”，“让我们做那不可表现的事物的证……激活分歧，挽救它的荣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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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从现代理论到后现代理论，正是一个不断加强文化的反思与自省的过程。然而，作为对现代理论的修正和解构，后现代理论的发展轨迹仍然是与现代理论一致的。也正因此，利奥塔甚至通过分析“后现代”之“后”的复杂含义，将这个过程推演到一种回还，即他所言“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是现代的”[28]。“‘后现代’的‘后’字并不意味着一个恢复、闪回或反馈的运动，也就是说，不是一种重复的运动而是一种‘ana-’的过程：一种分析、回忆、神秘解释、变形的过程，以详述一种‘原初的遗忘’。”[29]这就为我们设置了一个难题，即用理论的演进来拯救理论的危机，那理论最初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呢？我们在关注理论发展的同时，是否也忽略了更能切近理论本质的理论来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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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之故，我们提出记忆的理论范式。记忆既是任何理论创造的心理源头，又是社会文化的现实建制；是一个有创造价值的生产系统，而不是被动记录人类个体历史和集体历史的机械机制。正如美国史学家雅各布等人在《历史的真相》中所揭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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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留下的历久不衰的一个教训是，人类行为总是发生在制度和文化的结构——强有力、无所不在、隐而不现的结构——范围之内。人类这探究意义的强烈愿望，也是在传统、规范、默契的界限之内抒发，正如人类的生殖和谋生行为，必须沿着习惯、风俗、法规定下的路径进行。这些制度上、文化上的结构约束着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行动，从早起对镜子刷牙到晚上卧床看小说，无一例外。历史学家必须先重新构想这些社会结构，才可能诠释历史记录中所描述的人类活动。如果因为这些结构的导引作用和塑造力都是隐形而难懂的，或是因为上述作用影响太多而可能阻挠叙事的流畅，历史学家就予以忽视，那就等于放弃了重构历史实在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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