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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二、“我是谁？”：微观的个体与永恒悬置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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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所有的记忆形式都源于个体一样，认同也要从个体开始——个体的物质性肉身，个体的感受与认知，个体的精神与信念——首先是具体的个体，之后才是抽象的群体，个体是一切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最直接也最敏感的承担者。皮埃尔·布尔迪厄就曾断言：“现代社会不是由相互层叠、边界清晰的群体构成，而是由同时具有多角色、多参照标的个体组成。根据社会条件和历史情境，他们根据自身个体或集体的以往经历来选择参照和身份认同的不同形式……现代社会建立在人们的流动之上，建立在他们忠诚或背叛的多元性之上，建立在他们身份的多元性之上。”[19]在西美尔看来，个体的生成可被视为现代性的标志，亦即现代性的主体是人。麦克法兰在《现代主义思想》一文中也这样说道：“新的关注对象是所选择的现象的特殊性，个性的独特本质，以及个性和‘整体’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那些流浪者、孤独者、流亡者、焦虑不安者、不定居者和无家可归者不再是被自信的社会所遗弃的人，在这个时代，主观性乃是具有想象力的人们以权威口吻说出来的真理。有一点在90年代已初露端倪，而到本世纪初更加明显了，这就是维护生活完整性的任务开始由社会转交给个人——转交给对生活中的事物具有独特看法的个人，他体现了某种秘密的本质，只有这种本质才使世界具有合理性。”[20]个体是践行一切认同之合法性与理论之有效性的前提，也是贯通“公域”及“私域”，或者家庭生活、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是身份构建的最基础单位。本节将以具体的个体（顾颉刚）为例，来说明微观的“我”是如何界定自我身份，又是怎样与宏观的历史形成互证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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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顾颉刚令人为之着迷的不是他的《古史辨》，不是他“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历史观，而是他且行且记、开始于1913年终止于1980年跨度近七十年的日记，是他刻画在这六百多万文字里的或掩盖在这些文字背后的丰富而曲折的人生。从记忆理论的角度来说，正是这些记录建构了顾颉刚独特而唯一的个体历史，使其作为不可或缺的“这一个”，在阔大无限的人类历史中保留了自己的生命印迹；而从认同理论的视角来看，又是这些记忆为其个体生命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提供了可能，使他总能在变动不居的社会进程中，从囿于自我主体的世界和事件中跳脱出来，从旁观者的角度较为清醒和超脱地审查自我，因而获得对于“我”之身份的认同。对于现代性的进程所导致的后果而言，舍勒认为，最大的困境就在于人类自身的矛盾和分裂性，现代现象中的根本事件是传统的人的理念被根本动摇，以至于“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人对于自身如此地困惑不解”[21]。具体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来说，它实际上意味着现代性不是抽象和生硬的理论辨析或概念争论，而是作为主体之个人的具体生命、真实情感和鲜活的社会体验。正是这些生命、情感和体验，构成了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的依据，也为我们以道德、政治、宗教、艺术或其他理论方式评判社会提供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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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顾颉刚的一生，他就是通过其强烈的个体体验参与到那个时代的公共生活中去的，余英时将其归纳为“整理国故、民众教育、边疆研究”等社会活动，并且根据他的日记指出，顾颉刚从1930年代开始，他的生命形态就越来越接近一位事业取向的社会活动家，“流转于学、政、商三界”。但是，我们在此将要讨论的“其强烈的个体体验”不是这些，而是他的婚姻、家庭、恋爱、情感等私人生活，以及他在此私人生活中所体会到的社会变迁和时代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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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阿伦特关于“公域”与“私域”的界定和区分，个体关于爱的内心感受和认识，是“私域”的重要内容，只有在私人领域中才能被保留、被维护，并得到发展。它的核心要素是爱的私密性及其在爱与被爱的关系中所建立的亲密关系。爱情“只有在私人领域中才能幸存下来”，“爱情一旦公开展示，就被扼杀或变得黯然失色了”，“由于其内在的非世界性，爱情如果被用于政治目的，例如用于改变或拯救世界，就变成虚假的或扭曲的了”。[22]然而，爱本身并不局限于私人领域。作为一种人际关系，即使它是最亲密、最私己、最具占有性因而也最紧切的人际关系，它也无法脱离具体琐碎的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这就好像身体的痛感是绝对个体化的体验，是纯属私人领域的内容，但身体本身却没有这么绝对。服装、美容、健康、性别等一系列与身体有关的因素补充和构成了身体的社会性与公共性。相同的道理，顾颉刚的私人感情生活也一样反映了公共的社会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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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的关系中，对顾颉刚影响深远的有三个女性，她们分别是殷履安、谭慕愚和张静秋。1911年在顾颉刚还不满十八岁的时候，他受父母之命与大他四岁的旧式女子吴征兰结婚。这是一段没有感情基础也没有共同语言的婚姻，但顾颉刚恪守古训，仍将其维持了八年。1918年吴征兰病逝，1919年顾颉刚与经人介绍而认识的殷履安结为夫妇。殷履安只有小学水平，但受到王伯祥和叶圣陶的褒奖，被评价为一个有才有德且好学不倦的人。结婚以后，殷履安勤俭持家、孝敬老人，对吴征兰留下的两个孩子视同己出。她不仅代顾颉刚尽心履行家庭的职责，还精心照料顾颉刚的生活起居，替他抄写、整理书稿，帮他招待宾朋。其贤德备至，被钱穆赞为“在大场面中，其德谦和乃至若无其人也”[23]殷履安的贤惠和体贴赢得了顾颉刚的敬重，他在日记中曾称其为“最亲的人”，并欣慰于自己享尽了“以伉俪而兼朋友”的爱情理想。殷履安去世之后，顾颉刚痛不欲生，曾多次因思念而不能自持。在1943年8月8日的日记中，顾颉刚回顾与殷履安的感情，写下这样一段话：“盖履安以忠仆自居，我即以忠仆视之，予事业心强，不肯耗费时间于夫妇之温情上，遂使彼此只有夫妇之义务而无夫妇之乐趣。履安过于节省，我不给予慰藉亦即无处得慰藉，使其兴味日益干枯，此则予之罪也。今日悔之，又何及耶！”[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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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履安是顾颉刚的第一个“爱人”，这段话是顾颉刚对自己的第一段爱情经历所作的理性反思，“忠仆”一词可谓道尽了殷履安在这段情感及婚姻经历中的实质性身份，也把顾颉刚对传统婚姻中两性关系的理解揭示无疑。在吴征兰及殷履安在场的这段时间中，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爆发、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1927年南昌起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6年西安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1937年南京大屠杀、1941年皖南事变等等。尽管这二十年间，中国的社会因内战和敌寇入侵而动荡不安，整个国家的教育、政治和民生都处于变革、纷乱和流离之中。但对于顾颉刚而言，这段时间他的主要活动仍然是其作为一个典型的传统文人所进行的学术活动，而他的生活烦恼也还主要纠结在家庭事务方面。而无论是治学还是理家，殷履安的操持都大大减轻了顾颉刚的心理负担，使其能够在纷扰的世事中尽可能地求得内心的安宁，并在强烈的“求知欲”之上去追求更强烈的“事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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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日记和年谱来看，顾颉刚是从1909年他十七岁时开始产生以学术研究为志向的愿望的。自他于1910年与叶圣陶等同学编印书籍《哀思录》以纪念病逝的同学开始，到1943年殷履安病逝之前，顾颉刚的主要生活内容就是听戏、办刊办报、编撰教材、著书、教书、整理古籍等。作为一个毕生与古籍为伍、主要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学者，他的事业心的根基还在于“象牙塔”内的学术，他还是坚持认为“普及化的知识必须以最严肃的学术知识为其源头活水”[25]。在1943年8月31日的日记补条中，顾颉刚对自己有一个阶段性的自我评价：“卅二，十，十二，与希圣谈。彼谓每人均有一开花之时期，此时精神充沛，发表力特强，一过此期则思想及发表力均渐即于干涸。此话不错，我在民国五年至廿五年一段时间，即我之开花期，今则绚华已谢，惟望能结果而已。”而在此之前，他的朋友也对其有同样的断语：“卅二，八，十三，与昌群谈话。渠谓予古史工作已告一段落，盖前此为运动时期，予尽瘁于此，业已取得公众之承认。现在运动时期已过，予可以卸此责任，以后则为他人专精之研究矣。一个人在学问上只能做一桩事，予在学术界有此一事可谓尽职。至于此后岁月，渠以为宜致力于事业，盖予有气魄，能做领导也。”也就是说，相比顾颉刚后来所遭遇到的人生波折而言，1910年代至1940年初几乎可谓他的“幸福时代”。因为在这三十余年的生命历程中，顾颉刚作为一个个体，在其社会层面上，面对国家的飘摇和政党的纷争，依然能够以相对稳定的家庭秩序来平衡它；而在其精神层面上，面对办学办刊、教书育人的艰辛，始终能够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和操守，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内心状态下从容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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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家、民族、时代、社会，一切都在剧烈地变动，但顾颉刚却不必被迫面对国家、政治、学术和自我之间的挣扎与分裂。而这一切，都与殷履安的照顾、支持和理解密不可分。在1932年3月29日给殷履安的信中，顾颉刚说：“我最感激你的，是你没有虚荣心，不教我入政界。前数年，国民革命初成时，我的师友们何等得意，那时我要得一官容易得很。假使你存些势利之见，要你的夫婿登上政治舞台以为自己的光宠，朝晚在闺房中强聒，我也未必不会心头一软，滑到了那边去。可是你始终无一言及此，使得我还能独善其身，专心学问。这件事看似平常，其实正不容易。我们二人，至少在这‘淡泊’上面是有共鸣的心弦了！因此，使我感到，我将来的学问事业如能成功，由于我的努力者一半，而由于你的辅助者亦一半。”[26]“独善其身，专心学问”——这恐怕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处身乱世或变革时代时的梦想，而假如没有“淡泊”之心，实现这样的梦想也几乎不可能。正如顾颉刚是一个典型的传统文人，殷履安也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女性，正是她的存在维系了顾颉刚之私人家庭生活及其公共社会生活之间的恰当的距离，帮助顾颉刚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找到了令他感到自在和自然的生活方式，使其在界限分明的公共世界和私人世界中保持了他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内在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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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颇有意味的是，殷履安维护了顾颉刚之“公域”与“私域”之间的平衡，但却没有想到也无法令其在理智和情感之间的角逐中获得安宁。1924年，顾颉刚在与友人同游颐和园时认识了谭慕愚，从此对她倾心爱慕，精神上的向往一发不可收拾。余英时把这段故事称为读《顾颉刚日记》的“意外发现”——“与我过去的认识截然不同，他并不仅仅是一位谨厚宁静的恂恂君子。在谨厚宁静的后面，他还拥有激荡浪漫的情感。他对谭慕愚女士‘缠绵悱恻’的爱情，前后绵延了半个世纪以上，从1924年初识到1978年题诗日记，读来极为动人”[27]谭慕愚是一个聪明勇敢的现代女性，从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开始，就非常积极地投身于各项学生运动和爱国运动，是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1924年顾颉刚初识谭慕愚的时候，谭慕愚正是北京大学的女学生，在同游诸人中，她“以其落落寡合，姣姣不群，有如幽壑绝涧中一树寒梅，使人眼目清爽”而征服了顾颉刚的心。在之后的交往中，谭慕愚更以其在种种学生运动和政治活动中的“勇猛精进”令顾颉刚对之敬佩不已。在1925年6月24日的日记中，顾颉刚分析他与谭慕愚“性情之相合”的原因，认为“予性有两个倾向，一爱好天趣，二勇猛精进。好天趣者，友人中如（俞）平伯、（叶）圣陶、介泉皆是，故甚契合。惟勇猛精进者乃绝少，而不期于谭女士得之。情思绸缪，非偶然也”。从顾颉刚对自己的这段分析中，我们可以猜想，他对谭慕愚的爱慕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发现或自我认同。顾颉刚的天性中一样有对“勇猛精进”之精神的向往，只是这种精神长久以来一直被他用于对学术和教育的热情，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射其实正是顾颉刚强烈的“求知欲”和“事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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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不认可别人将他称为“纯粹的学者”，余英时分析个中原因，认为有三个背景可以为之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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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从传统的士大夫向现代知识人过渡。尽管这一过渡并不彻底，但至少在显意识的层面，他希望把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新知识推广到全社会，发挥一种启蒙的作用。所以1929年3月13日在浙江大学餐后演讲，他的题目是“怎样唤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很显然的，他认为第一次新文化运动并未能深入民间。第二，民族危机，特别是日本侵略，为他的文化事业提供了极重要的发展契机。最明显的例子是通俗读物编刊社（1933）和《禹贡》半月刊（1934）都是“九一八”（1931）以后创立的。……第三则背景则是个人的，即他与傅斯年在学术上的分歧和争衡。[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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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三个背景都可以用来证实顾颉刚之“勇猛精进”的另一面性情。无论是私人交际，还是社会事务，他都有着与谭慕愚一样的执着精神。而恰在此时邂逅的谭慕愚，就像一座桥梁，将顾颉刚从“传统士大夫”的世界里引渡到了“现代知识人”的新天地。一方面，她激活了顾颉刚内心一直被遮蔽或被忽略的强烈的“事业心”，另一方面，这“事业心”也假以爱情的滋养愈益发展壮大，成为顾颉刚走出纯粹的私人生活、迈向更为广阔也更难把控的公共生活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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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谭慕愚参加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其中表现非凡，“自沪案起后，每夜至二三时始得睡，早五六时即起，在救国团日夜操劳”。而顾颉刚为其爱国热忱所感动，也抛下文字工作，积极参加运动以响应她。“我为文字所迫，无时间做救国运动，明日教职员本拟不去，今日她来，使我不得不去。”（1925年6月9日日记）1928年，谭慕愚因党案被捕入狱，顾颉刚为之向南京市党部疏通，“因致长信于蔡孑民、戴季陶先生，并发电，请其营救”[29]，此举令谭慕愚感慨“最知我者惟先生”，并为她后来进入内政部工作解除了障碍。（1928年8月8日、8月27日、8月29日日记）1931年，谭慕愚在接受内政部的常规资格审查时，因其当时已改名为谭惕吾，“恐北大预科毕业证书无效，嘱我向蒋、胡二先生言之。然我以耽游览，来济（南）已逾期，审查期亦已过，怅甚。即写梦麔先生信，答应下学年在北大兼课事，请其即速证明健常资格”（1931年5月9日日记）。顾颉刚为了代谭慕愚取得证明书，竟然“不惜改变初衷，进入北大这块‘是非之场’”[30]。1933年，谭慕愚赴蒙考察之前曾在北京逗留，期间曾请顾颉刚为她代写内政部长演说词，“慕愚因部内秘书是官僚，为黄部长所作演说词必不恳切，不足以激发蒙人，因嘱予为代草。……白昼无暇，只得夜中为之。竭三小时之力，写成一篇，自谓可用。而精神又紧张矣”（1931年10月24日日记）。顾颉刚不仅为谭慕愚拟写演讲词，还受其对边疆问题的兴趣影响，“遂有研究边疆问题之志”[31]。而至1934年，顾颉刚更是直接参加了《内蒙巡视记》的编写工作。“健常为黄绍竑作《内蒙巡视记》，虑时间不给，嘱予往助之，言之再三，不敢不应。且予正欲研究蒙事，借此机会亦可多得些材料也。”（1934年10月21日日记）从二人交往的这些例子来看，顾颉刚在学术研究、学术活动、政治参与等很多方面都受到了谭慕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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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尽管顾颉刚在本质上无疑是一介书生，而且也许他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或商业谋略，“但他恰好生在一个内忧外患并作的时代，中国‘士’的传统在他身上激发出现代的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这是他的事业心的原动力”。而且，“他毕竟是一位‘五四’运动先驱人物，当年曾参与《新潮》社的创建。蔡元培所提出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精神，在他那里充分体现了出来，虽然这二者之间永远是紧张的”[32]。这些都是顾颉刚之事业心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也正是为了成就他的事业，他才不得不辗转于学界、政界和商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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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他的本质截然不同的是，谭慕愚无疑是一个政治女性。1925年，谭慕愚成了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的一员。1933年，谭慕愚随内政部长黄绍竑等人到内蒙巡视，谭为政治组成员。1951年，谭慕愚作为中苏友好协会的理事，被派往苏联考察。1954年，谭慕愚是国民党革新委员会（民革）的成员，且在人大任职。1957年时，谭慕愚被打成“右派”。1958年，谭慕愚在“反右”斗争中“发言仍强硬不服罪”（1958年4月30日日记）。1979年，谭慕愚获得平反，又成为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中的一员。谭慕愚从事政治活动是为政治本身，关乎她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但顾颉刚从事政治活动则是为其学术事业考虑，是为了“灌输国家意识及科学知识于一般民众”，其最终旨向是要启蒙民众。而作为在顾颉刚个人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个人，谭慕愚的政治“行动”不可能不极大地影响到顾颉刚的政治“意识”。而对后者来说，在这种蒙以爱情面纱的政治影响中，他个人的主观心意及其从事政治活动的实际效果究竟能否像他所期待的那样泾渭分明，那就真是难以辨清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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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2日，一个极为平常的冬日的晚上，顾颉刚像往常一样看报、听广播，十点半的时候服药就眠。凌晨4点，顾颉刚做了一个梦，梦到谭慕愚来家，恰逢顾一个人在。两人久别重逢，相见自是欢喜，故畅谈良久，以至深夜。顾不让谭走，谭也就留了下来。正要鸳梦重温的时候，顾戛然而止。梦醒之后，顾颉刚写了一首诗，记了几句话，把这载梦的小纸条偷偷寨到了一本书的封底折页里。诗云：“老去犹存年少情，缠绵万种饱怀春。可堪咫尺天涯地，竟是无从问死生。同步山林卅载余，或离或即总踌躇。倘逢红烛高舂谶，好取此笺作证书。”顾颉刚的梦醒了，这两人之间的感情，原来就是五十余年的“咫尺天涯”。谭慕愚是顾颉刚虚假的幻影，他需要的是对这幻影的印证和强化，倘使谭与顾的想法或做法真的南辕北辙，那对顾和对谭的形象与感情，就都是一种决绝的减损。事实证明，这个减损是一直存在的，甚至越来越厉害，以致最终同时破灭了两个人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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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浮沉，人的命运无常非言语所能形容。假如顾颉刚没有在1924年邂逅谭慕愚，也许他的人生会是另外一副模样。又假如谭慕愚不是一个用政治热情和社会使命感来支撑自己生命的女性，也许两人的相遇和交往会成就另一段历史佳话。更令人怅然的是，假如这一段精神爱恋没有遭遇那样一个特别的年代，那么无论是谁，他/她的生存也许会更自然也更充满个体的情怀。但是，历史不容许假设。在有限的五十年的人生交集中，谭慕愚把自己奉献给了政治、时代和社会，而试图追随她并与她永久相守的顾颉刚却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1943年，殷履安病逝，顾颉刚终于向谭慕愚求婚，但遭到拒绝。这份无望的爱，其实也象征了作为个体的顾颉刚在面对国家、民族和时代集体的巨变时，他的无奈和力不从心。谭慕愚虽为顾颉刚的爱情偶像，但她显然与顾颉刚是完全不同的人。她的形象实际上早已暗示了顾颉刚之个体身份的分裂性。后者在殷履安那里所精心维系着的平衡和自足感，都在谭慕愚这里渐渐地破裂和损毁了。以谭慕愚和顾颉刚的结识为象征，顾颉刚的生活重心开始从私人领域让位于公共领域，顾颉刚的精神追求也越来越被世俗的现实生活所牵引。他在谭慕愚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但这个发现不仅没有最终给予他生命力的高扬和对自己的确定，反而使得他越来越“犹豫”，他的内心在激烈的情感和无奈的理智之间逡巡徘徊。加之时代越来越快地进入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顾颉刚的自我认同当然就越来越无法再像他在“幸福时代”时那样安宁而慰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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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顾颉刚向谭慕愚求婚遭拒后，又经友人介绍开始与张静秋交往，并在1944年经历人生的第三次婚姻。有趣的是，自1943年10月13日的顾颉刚日记中第一次出现“静秋”的名字，到1944年4月二人订婚，这期间为张静秋向顾颉刚说媒的人及事情竟然十分频繁，尤其是在1943年的10月至12月，以致连顾颉刚本人都发出“为张女士作媒者太多矣”（1943年11月26日日记）、“张女士方面逼得太紧”（1943年12月15日日记）的感慨。而谭慕愚对张静秋的看法也值得我们注意：“今晨到健常处谈房屋事，予请其允韩家延至月底，彼亦颉首。彼谓静秋虽只见一面，而听其谈话，知其通达世事胜于我。”（1944年6月11日日记）张静秋本为国民党员，“抗战胜利后其兄雁秋和她两人都曾有意竞选国民大会代表”[33]（1947年9月14日日记），这或许可以从旁佐证张静秋是一个“通达世事”的现实主义者，连同她与顾颉刚的婚姻，也许都是她基于现实考虑和对未来打算的一种非常务实的选择。从她后来的行为，尤其是自“文革”开始以后的行为来看，我们或可更加深刻地体会“现实”的沉重和“书生理想”面对“政治现实”时的微妙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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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6月19日，张雁秋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渠等本皆普通公务员，可不登记，而木兰必强之登记，以不须登记之人而往登记，反致政府疑虑，乃有此事”（1951年6月20日日记）。张静秋为之“日夜哭泣愁闷”（1951年6月24日日记），竟于6月24日和顾颉刚同到城隍庙为雁秋算命、测字。而自此之后，他们更是无法摆脱对政治和生活的恐惧感。1951年8月1日，顾颉刚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情：“渠又因雁秋之事，弄得草木皆兵。今日上午，以建军节，街头常有警备军过，汽笛惨鸣，静秋即以为来捉人，为之心惊肉跳。夜中已睡矣，忽打门声甚厉，静秋惊起，予亦醒，继乃知是朱家客也，又是一场虚惊。生当此世，人人自危，而静秋以神经质，加上躁急之性情，遂若儳焉不可终日矣。”余英时把这段故事称为“创伤经验”，认为正是这一创伤经验所蕴涵的政治恐惧和人生惨痛决定了张静秋后来的一系列行为。此论极有说服力，但笔者以为张静秋在特殊时代的特殊行为，除了与其对政治的高度敏感相关，也与她务实、争胜的个性以及与顾颉刚之学术理想完全隔阂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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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之后，顾颉刚的日记在白纸黑字间开始腥风血雨。而这令人窒息的一刻，距离他的离世还有十四年。漫长的十四年光阴，被逼仄在一本仅有七百余页的日记里，而那看不见的、无以言表的历史，将被筛选、掩饰、扭曲甚至泯灭，最后以一种矜持而体面的方式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余英时认为，1949年以后（尤其是1954年以后），《顾颉刚日记》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了。这不仅仅是因为随着时代局势的变化，顾颉刚在记录日记时的“自我审查”越来越严格，而且张静秋曾于1968年两次销毁日记：“第一次撕去1955年1月11、12两天的日记，因为其中记载了她的哥哥张雁秋来信批评中共的话。她为此还写了一篇读来十分动人的‘检讨’，表示她内心罪恶感太沉重了，‘按捺不住……向组织上汇报’。第二次见《日记》1968年1月2日条末，顾颉刚写道：‘自今年一月三日至六月廿五日之日记，全为静秋烧去。’”[34]日记也变得暧昧模糊了，那么，在那逝去的成百上千个日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在那之后，我们又失去了什么？什么可以重新获得？什么将永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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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当“张静秋”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顾颉刚日记里时，她还是一个谈论者言语中“极其漂亮”、“守身严谨”的女人。那个时候，殷履安段不足一年，谭慕愚又过于刚硬清醒，相形之下，张静秋必倍显其温柔贤淑的一面。在顾颉刚的眼里，那个时候的静秋能够理解他的事业，支持他为学术拼命，为他洗衣做饭，照顾家务，还能在他需要时以其温润的身体温暖爱护他，可谓一个标准的女人。1966年的张静秋就快要六十岁了。孔子云“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六十岁的张静秋应该可以懂是非、辨亲疏、度轻重、知黑白了，嫁了一个像顾颉刚那样懂得感情又珍惜生命的人，还生养了四个有头有脑的儿女，张静秋当比许多同龄的女子都要幸福，可实际上不是。她比谁都焦虑，总是感到危机重重，好像她的全部生活就是一幢玻璃房子，顷刻间就会倒塌破碎一样。于是，她借着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理由发脾气、耍性子、大吵大闹、歇斯底里，搅得不仅顾颉刚觉得“心中毫无温暖感”，连孩子们都从心里怀疑妈妈“有问题”。在1966年的日记里，张静秋已经毫无女人气了。她变得比二十年前的谭慕愚还要令人生畏。她总是劝顾颉刚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彻底改造思想，要放弃业务主攻政治，要跟紧时代的潮流而不自甘落伍，要放眼现实而不再钻故纸堆。顾颉刚的肉体变得不重要了，因为在大革命的时代，没有私人所属的肉体，每个人生当为革命生，死当为革命死，肉体是对革命最基本也最虔诚的献祭。因此，张静秋才会不管不顾严寒酷暑、路长车挤，不在乎顾颉刚体弱多病、垂垂老矣，而执意强迫他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顾颉刚的精神和理想也变得不重要了，在那个讲究“以红带专”的年代，研究死人的学问实在是一件既无用又危险的事，而“民众教育”、“边疆研究”的事业也划归国家掌控，不再是顾颉刚个人所能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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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顾颉刚也被贴大字报了，在一年中最酷热的时候，他不得不开始频繁地往返于家和单位，接受日复一日的批评和斗争。他没有在日记里直接描写张静秋的心理，但一些细节仍可以令读者猜测几分。1966年11月16日，又安写信给顾颉刚，说《孟姜女资料集》恐怕无从找寻了，当时整理好后放在雁秋家里，后来雁秋家被抄了，人也被赶走了，那百万字的稿子就堆在院子里。现在两个月过去了，“已不堪问”。这些资料搜集了五十年，整理了十余年，而今都毁之顷刻，顾颉刚“不胜叹惜”。顾颉刚有收藏癖，可“文革”一来，湲儿竟领着红卫兵来家搜寻，把找到的信札全烧了，大火三天不止。后来张木兰又来警告，说留着那些旧信札都是祸害，张静秋慌不迭地又找来一批，付之一炬。看着熊熊烈焰，顾颉刚心痛难忍。可是没办法，张静秋和堪儿在旁边盯得紧，顾颉刚无计可施。（1966年11月29日、11月30日、12月6日、12月25日、12月31日日记）他无法对此言说什么，在天翻地覆的年代里，最大的危机不是来自别处，反倒有可能来自身边，因为最亲，所以最懂，因之也最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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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大火似乎蹂躏了无数的人和事，即使是出于“保存历史”之目的的书信，张静秋也统统没有放过。在这一点上，张静秋的做法和殷履安几乎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可以看两段日记。1946年2月28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存入银行之物，以稿件为多，凡予日记、笔记、游记、信稿，皆一一呈现，若睹密友。而健常所寄予信，履安亦一一包扎，特包上不题字耳。检得一小包，封甚固，启之，则予拟寄健常之陈情书也。时予在厦门所书，忍而未发，然亦不忍毁之，久置隐处以避耳目。履安理物时见之，亦不加毁损，其度量之弘，对我之厚，何可言说。予受此戟刺，几欲疯狂，因是夜眠遂不安矣。抗战后履安南行，予屡欲询其将健常文字作何处置，然屡屡说不出口。此闷葫芦直至今日打破，则履安固极端尊重予与健常之友谊者也。履安真为予之知己，予将何以报之？”而同样是对待保存信件的问题，1966年8月25日的日记记载：“静秋及洪、湲两儿搜索予之抽屉，将所有信件全部烧去，不让予插手，健常与予信，履安为之在抗战中保存于天津银行者，亦烧去矣。予之文稿，恐亦为她们烧去。《入世的痛苦》三册，亦化为乌有矣。予一生所照相片，及与予生活有关之照片，皆烧去矣。我祖父、祖母、父亲、竹妹、征兰、履安之照片亦一纸不存矣。在静秋等说来，非大破不能大立，而在我心中终有些眷恋，以其为我生命史中重要史料也。”8月26日又记：“在抗战后健常与予信，予昨夜窃杂于书籍中者，今日又为孩子们发现，烧去矣。”虽然顾颉刚将此举解释为“在疾风暴雨式之大革命中，此等事自属应有，非人力所可挽回也”（1966年8月26日日记），但他的痛苦和悲哀却无从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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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收藏破烂纸片，当然就是在收藏历史。那些历史的碎片就像我们心里的一座桥梁，没有这些细碎而具体的东西，我们几乎回不到过去。而那个时代最具破坏性的，就是尽毁“心桥”，让人在危机来临时，既不能自我支撑，也无法相互支撑，只能陷落在一种绝对和全面的孤立状态。它像一个畸形的恶魔，既塑造了一个“千人一面，千口同声”的“群众”，又同时将这些“群众”击散，使之成为由无数孤独而惶恐的个人挤在一起的蜂窝。怕别人，更怕自己。大火熊熊，这是自卫性的犯罪，它比战争中“缺席的或不在场的犯罪”更残忍，因为自卫是正常人的正常权利，犯罪者完全可以因此逃脱实际的罪和道德的罪。更本质的是，此之自卫是一种先行的自卫，是一种因想象受害而预演的自卫，是被实施甚至被协助实施的自卫。大火已经烧起来了，无法扑灭，往里加柴的，除了纵火的人，也许还有受害者。火也是一种醒悟，唯借以火的照亮，我们才可以看到自己和他人。火是生命和新生，照亮就是启蒙。然而，火如水一样可以无形而万形，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境遇下，可以为在暗夜里行走的人点燃一支蜡烛，也可以诚实地点燃火刑柱下的一根木枝，那么，擦亮一根火柴，点燃一堆蒙满灰尘的废纸，岂非极其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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