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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结语 成为“我”：一项永不停止的身份规划和记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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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福柯在美国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与H．Drey-Fus和P．Rabinow座谈时，把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称为“一种有关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它包括三条轴线：（1）我们与真理的关系，换言之，我们是怎样被构成为知识的主体的？（2）我们与权力场的关系，换言之，我们是怎样被构成为运用和屈从权力关系的主体的？（3）我们与道德的关系，换言之，我们是怎样被构成为我们自己行为的道德主体的？[1]按照福柯自己的说法，对“我”及“我们”的关注是始终贯穿在他的研究中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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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我”的发现，“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和主体的诞生，或许是最具创造性也最具解构性的行为。说其最具创造性，是因为“我”而非“人”的表述方式使人类终于在物种的意义上从万物共生的大自然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能动的、能够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的主体，使人类对自我的认知在本质上更进一步了。说其最具解构性，是因为“我”的诞生不得不以破坏自然界的原始生态平衡为代价，人类开始成为真正与自然相对立的“他者”，“我与你”或“我与他/她”都意味着这种对立的不可消除性。因为“我”的发现，世界首先和根本地成为“我”的世界，或者说成为一切以“我”为中心、以“我”为思考出发点的世界。它可以是“我”的对象，或者是与“我”共生并存的主客统一体，但无论它是什么，世界都与过去截然不同了，它变成了一个自我包含着自身之反者或外物的东西。“我”既可谓世界的成就，也是世界永远无法治愈的伤口。在这个意义上反思福柯“有关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的说法，也许我们能够更明确地理解他所想要表达的意思。也正是因此，“我”就成了一个永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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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从人群中独立出来的一个人，“我”必定是复杂、孤单和脆弱的，这种孤单感与任何一个外人无关，也与个体所处身的周遭世界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完全是个体内在的体验，是“我”关于“我”的体验。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人群之中“成为我”也并非易事。里尔克有一首诗曾经非常绝妙地阐释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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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哭，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哭， 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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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有谁在夜里的某处笑， 无缘无故地在夜里笑， 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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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 走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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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死， 望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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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时刻》（冯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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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描写了一些既轻且重的“无缘无故”和一些无名无形的“谁”，非常精准地把握到了“我”以及“我”处身在世的感觉。波兰导演基希洛夫斯基曾表达过同样的困惑：“你非得把同一个苹果的两半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苹果。完整的苹果必须由成对的两半结合而成，人的关系也一样。问题是：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有资格去修正吗？”[2]同一个苹果的两半未必只对应于男女，一个个体，他/她的灵魂与肉体，他/她的在世的自我与想象的自我，同样有追求结合的权利。然而，作为一种“两栖动物”（黑格尔语），人似乎很少有可能令被分离的两半苹果重新整合在一起。刘小枫先生说：“被切成两半的苹果的命运是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会不会是人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犯下的错误？老天爷从来没有许诺被切成两半的苹果应该重合，甚至根本就没有一个苹果被切成两半这回事，它只是个人的精神性欲望的想象而已。在现实生活中，这类想象都是不堪想象的。……由于个人的美好生活的想象只会在各种可能性中的某一个可能性中实现，个体选择就成了以自己的身体抛起的铜币做的骰子，一面是令人想起此在驻足的幸福，另一面是令人身心破碎的受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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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是无常的，灵魂在俗世也许确实是飘零失散的，但在情感的范畴里，我们却可以享有较大的自由，而在社会生活的范围里，我们也可以用更多更有力的行动来承担各种生命的痛苦和职责。而在其中，记忆作为一种朴素的认同，或许可以为我们维护自己的身份提供一臂之力。它通过或主动或被动的方式把自我和他者的经验突显出来，置放在一个共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使之交流碰撞，互相包含或互相排斥。认同因此得以发生。自我经由他者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他者由于记忆被激活而反观自我和自身，自我再借助这一反观回归到主客未分的原初世界中。反反复复，来来往往，认同被不断地调整、建构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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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认同的要义昭然若揭，即深度——过去的深度、时间的深度、“我”的深度、人的深度。深度，不单是一个经验上的直觉判断，我们不是出于认知、记忆或评判的目的才强调深度的。简单地说，它是一个精神层面上的“意识”概念，在自我的形象中集中了对时间体验、空间体验、生存经验和精神理念的认同，是自我内在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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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于“我”的一切，比如“我”的过去和现在、“我”的种族和血统、“我”的身份和地位、“我”的原型和生命形态等等，就这样共同以构成“我”之要素的方式参与到了对“我”的塑造和建设中。“首先，我们和自身形成一个整体，不管时间上的分散，我们都是统一的。其次，我们充满着自己的过去……最后，我们感到时间在无情流逝，同时又感到我们身上有某种东西是不受时间侵害的，因为我们的过去不但没有消灭，而且与我们也不陌生。这样，我们体验到内在性的含义，从而我们有了深度，亦即我们具有的、把我们与自身相联结以及在时间方面逃脱时间并通过忠于回忆和展望而建立新时间的这种能力。但过去不是由于它自身才有深度的，它甚至不使我们感动，因为真正感动我们的是过去和现在在我身上的汇合，也许还有这生活的奇巧可能为我安排的这种汇合的突然性和意外性。”“我”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的会合场所”，一个“无穷无尽的片断事件的产物”，或者是“自然史的一个时刻”，而是一个集合，是一切统统是“我”的元素共同聚合作用的结果。所以，更恰切地说，“我”应该是“成为我”，应该是将自己锻造成一个具有“深度”和“厚度”的生命体，使“我”具有“成为自我的能力，即过一种其节奏不受外界偶然事件影响的内心生活的能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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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参照他者所实现的认同并不是复原一个“旧时的我”，也不是要牵强地把“我”拉进他者的世界，甚至不是对他者产生同情和理解。相反，我们可以不断地变换角色，多视角、多层面地反复体味被物质化的人生历史和被客观化的主观情感，在多个自我和多个他者的经验对话中维系某种精神的独立性，或者在斗转星移的人世变迁中保持一种生命的热情和充实性，获得一种能够凝聚自我的感情。一言以蔽之，就是协助我们保持“深度”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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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杜夫海纳说得好：“有深度就是把自己放在某一方位，使自己的整个存在都有感觉，使自身集中起来并介入进去。……有深度，就是不愿成为物，永远外在于自身，被分散和肢解于时间的流逝之中。有深度，就是变得能有一种内心生活，把自己聚集在自身，获得一种内心感情，亦即普拉蒂诺所说的‘意识’一词所明确指出的东西：一个作为肯定能力而不是作为否定能力的自为的浮现。”[5]在“我”“成为我”的过程中，记忆、过去、传统、历史毋庸置疑是无可替代的，这是建构“我”之时间维度的必要因素，也是保证“我”有能力在瞬息流变的世界中，维持自我之连续性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他人、社会、差异等，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因素促成了对“我”之空间维度的形塑，使“我”能够在不被世界抛弃的前提下，以相对完整和个性化的自我形态存在于众人之中。当然，“成为我”是一项永远不可能停止的身份规划和记忆工程，它也将永远处在一种未完成的、开放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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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译者的话》，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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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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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0、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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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米·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下），韩树站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第439—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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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米·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下），韩树站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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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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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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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ida Assmann＆Sebastian Conrad eds．，Memory in a Global Age：Discourses，Practices and Trajectories，Lond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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