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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荣耀：是什么让我们独一无二 [:170154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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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荣耀：是什么让我们独一无二 03 在社交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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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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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别人的头脑武装自己的头脑是很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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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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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el de Montai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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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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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以下的场景：你的女儿本来很能忍痛，这天却在你们度假的时候不停抱怨自己腹部剧痛。你知道，要是她开口说痛，问题肯定很严重。你赶忙携妻带女来到急诊室。值班的外科医生，一位你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做了两分钟检查后说，必须马上动阑尾手术。你想起有个高中同学是本地的医生，并且奇迹般地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他。他宽慰你说，这位值班医生是个可靠的人。一切都很顺利，值班医生成了你的新朋友。老朋友恢复了联系，新朋友搭上了关系。手术非常成功。而后，这些短暂的友情告一段落。——社交意识在运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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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以下场景：你报名参加了旅行团，打算去一个相当冒险的地方。没人陪的话，那地方你可不敢去。第一天早晨，你跟团友们碰了面，并做了自我介绍。你环顾四周，看见的全是些陌生面孔。你忍不住想：天哪，我是不是脑袋进水了？然而两天之后，你走在弯弯曲曲的狭窄山路上，对一个只认识了48个小时的人信任无间。吃午饭的时候，你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展开了一场妙趣横生的谈话，过后又受邀跟一小群人共进晚餐。这个星期快过完的时候，旅行团早已自动分成了若干小组，小组下面还有小群体。人际互动每分每秒都在变化，关系往来乍冷乍热。——社交意识忙活个不停，人际政治现象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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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的方面来说，构建和重整社交群体和联盟，是一件我们随时都在做的事情。而许多像我这样的实验科学家关注的则是这幅全景图中的小片段。我们煞费苦心地大致弄清了人类到底是依靠哪些基本的认知技能进行分类、计量，把零散的感觉输入整合成完整的感知觉。但我们还来不及把重点放到大脑最擅长的事情——社会性思考上。这似乎也是它形成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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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和社会过程有关。尽管我们极为擅长把人、动物和东西分类，可我们分类的依据从来不是什么三角与方块或者红与蓝。看到有人牵着狗走过来，我可不会想：“呃，脑袋是圆形，躯干是三角形，哇噢，瞧那儿，长方形的四肢，哦，不对，应该是圆柱形，还有，圆柱形的十根手指……现在轮到分析狗了。”事实上，在进化过程中，我们身边总有许多其他人，大脑产生了监控群体性社会行为的机能，令我们可以评估合作的价值、不合作的风险等。一旦我们意识到人是社会性动物，不是孤独的隐士，也不仅仅是活体数据处理器，一个新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冒了出来。我们这么强的群居性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打哪儿来？我们的祖先就是群居动物吗？自然选择怎样筛选出了群体合作？自然选择只适用于选择个别的认知特征么？难道说它也能选择集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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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核心议题攫住了查尔斯·达尔文的视线。在大力宣传适者生存观的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不少动物会故意让自己不那么适应，以便整个种群能够存活。表面上看来，这事甚为荒谬。可蜜蜂和禽鸟一直是这么做的。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自然选择必然能在整个种群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实际上，此类机制大可充当人类社会和伦理行为出现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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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看起来挺圆满，直到伟大的进化生物学家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把群体选择的概念（暂时）踢下了台。他在一次访问中说：“自然选择在个体层面上运作最有效，某些个体由此产生了适应性，并跟同一种群的其他个体展开竞争，这显然不是为了什么群体的福祉。”1自然选择不是社会过程和道德规范的运作机制，因为后两者的出现快，消失也快。个体选择还意味着，生物体的适应不是为了让整个物种免于灭绝，生物体只不过是煞费苦心地让自己免于灭绝罢了。过去40年里，威廉斯的“个体适应论”一直是进化生物学的主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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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廉斯的分析基础上，进化生物学家、牛津大学公众科普（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教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进一步地提出了“自私的基因”的观点 [18]。读了这种认为自然选择只作用于基因层面的观点，人们或许会认为，利他行为和其他所有集体主义观点全都是附属品。不难想象，许多学者都讨厌这种想法，其中包括著名的古生物学者、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Stephen J.Gould）。他说，认为自然选择只作用于基因层面的想法是“达尔文原教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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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金斯的观点建立在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的研究工作之上。20世纪60年代初，汉密尔顿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确立了达尔文式的利他主义学说。他从亲缘选择入手，并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C＜R×B，其中C是行动者的成本，R是行动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基因关系，B是接受者所得的利益）指出，我们人类的利他偏好存在一种对共享基因的理性利用模型2。这暗示自私的竞争行为或许存在一定的限度，有限的自我牺牲也并非不可能。倘若你们在血缘上足够亲近，帮助亲戚从基因上讲是站得住脚的。汉密尔顿进而指出，这种行为支持了社会进化的一般性生物学原则。简而言之，汉密尔顿给了达尔文和自私基因支持者们一个理解利他问题的统一途径。他解释了适应性如何对行动者之外的人发挥作用。这就是所谓的汉密尔顿原理，它非常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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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乐于否定群体选择在进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道金斯、威廉斯和其他批评群体选择说的人承认，从原则上来说，自然选择可以在群体的基础上发挥作用，但他们的立场是这样的：个人层面上的选择压力总是强于群体层面。并非所有进化生物学家都同意这一看法。戴维·斯隆·威尔逊（David Sloan Wilson）和爱德华·威尔逊回顾了群体选择理论兴起和衰落的历史，得出结论：过去40年来的研究为群体选择理论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它在理论上是一种站得住脚的进化力量。“问题在于，要想把社会群体看作一个适应单元，每个成员必须为彼此做事。然而，这些群体优势行为几乎不可能使群体内的相对适应性最大化。达尔文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自然选择发生在生物层级的多个层面上。在群体之内，自私的人可能优于利他者；但在群体之间，利他的群体胜过自私的群体。这就是如今所谓的多级选择理论的基本逻辑。”3戴维·斯隆·威尔逊认为，群体选择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进化力量，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进化动力。在写给电子邮件通信网站“怀疑社”（eSkeptic）的一封信里，他说：“进化不仅是小型的突变，也发生于社会群体和多物种群落，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自身就变成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有机体。”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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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这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但总有一天，进化生物学家们会辩出个头绪。让我们先说到这里吧，只需确认一个事实：我们的社会行为有着生物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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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如何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着眼，催生我们社会意识的深层生物学力量就变得很明显了。更撩人的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自然选择中，我们形成了一些用来避免被天敌吃掉的行为，而我们现在最担心的那些社会关系只是这些行为的副产品。为了生存，自然选择要求我们群居。一旦有了群体，我们就开始构建“有意义的”以及“可操纵的”社会关系，我们的解释性心理忙着处理我们身边的事情，它们大多数都跟同伴有关。一方面，这些人类社会关系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中心，很多时候甚至成了我们人生的存在意义；但另一方面，相较于人类形成社会群体的真正原因，它们始终是由一个次级过程产生的。我们现在随时想着其他人，因为我们就是被这么构建起来的。倘若没有其他人，没有联盟和团结，我们根本活不下来。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对早期人类来说是这样，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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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地球上唯一的人，你会想些什么？兴许是你的下一顿伙食？不管怎么说，你不会去想谁能帮你搞到这顿伙食，或者你会跟谁分享这顿伙食。说不定你会考虑如何避免自己被别的东西吃掉，但没人能帮你盯着天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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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核心，我们是社会性的。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我们的大型大脑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处理社会问题，而不是为了去看，去感受，去思考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们都能做出这些个人的和更偏重心理性的行为。我们可以对自己的个性建立起丰富的理论，但我们这么做，是在群居世界里行使职能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以下事实之后：为了生存和繁荣，我们必须群居。故此，要想理解我们如何变成现在这样，必须回顾进化生物学，而为了搞清楚我们当前社会能力（包括利他等现象）背后隐含的生物学，我们需要想一想进化是如何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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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种族存亡的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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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达尔文和艾尔弗雷德·华莱士（Alfred Wallace） [20]双双观察到，尽管物种有着极强的繁殖潜力，种群数量应呈指数级增长，但现实中却并未出现此种情况。除了偶尔波动，种群数量保持稳定。毕竟，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它保持不变 [21]。所以，倘若出生数量超出资源能支持的限度，物种必然会对资源展开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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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和华莱士还指出，对每个物种来说，种群中的个体是不同的。没有哪两个个体完全相同，不少可变特质都是遗传而来。他们得出结论，生存概率不是随机的，而是随遗传特征而有所变化。根据自然选择规律，一个特征要想在竞争环境中被选中，必须为个体带来生存优势。这种优势必然体现在大量的幸存后代身上。该特征或许能让个体更成功地找到食物（所以他会更强壮，更健康，从而繁殖数量更多，繁殖时间更长），更成功地交配（从而更多地繁殖），或更成功地跟天敌搏斗（从而活得更长，得以更多地繁殖）。这些特征编码在个体的基因里，并遗传给下一代。因此，凡是对提高繁殖成功率的行为进行编码的基因，都会在种群中变得越来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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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压力受气候、地理、其他动物个体（来自同一物种和不同物种）的影响。气候和地理的变化，如火山喷发，会导致食物资源的变化（既有可能变得更丰富，也有可能变得更匮乏）。同一物种内出现了对食物资源和性伴侣的社会竞争。不同的物种进化出了应对食物竞争的不同方式。有一些物种分享食物，有一些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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