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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与你的生活（原书第5版） 1.1.5 个体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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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还有必要提及心理学史上另外一种立场，尽管并没有特别的“学派”与之相联系，即由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爵士及其追随者致力研究的人类认知能力的个体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s）。高尔顿是达尔文的半个表弟[1]，在20多岁出头时就继承了一笔数目很大的遗产，使他能够从事感兴趣的研究。高尔顿自己也是一位天才（他在两岁半就会读写了），并在英格兰的剑桥大学学习医学和数学。像他的许多同学（也如现在的大学生）一样，高尔顿备感学业上的压力和竞争，并且“一直关注自己与其他同学相比所处的位置”（Fancher，1979，p.257）。这一强烈的痴迷（曾几度导致他在剑桥的崩溃）最终变成了他一生的兴趣，测量人们的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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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顿对人与人之间智力差异的兴趣，部分源自他阅读了表兄查尔斯·达尔文有关进化的著作。达尔文认为，动物（包括人类）是经过一种他称之为自然选择的过程进化而来的。有些特质被永久地保留下来，因为个体一旦拥有这些特质就更容易生存和繁殖。高尔顿想知道智力才能是否也可以被遗传。他注意到“智力”“聪明”“超常”似乎会在家族中蔓延。也就是说，聪明的家长会生出聪明的孩子。当然，这既可以用遗传也可以用环境来加以解释（例如，智力出众的家长在教育上可能提供更多的资源，或者能够让儿童的学习更有兴趣或更具有动机）。于是，高尔顿有关遗传究竟在智力上起到多大作用的问题是难以回答的。在这一问题上，高尔顿运用其数学特长来分析数据（通常是“卓越”人士的系谱图），并且在后来发明了统计测验的方法，有些至今仍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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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顿（1883/1907）研究了一系列的认知能力，每一种都着重从测量能力的方法入手，并且关注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别变化。在他所研究的这些能力中（在实验室和“自然”场景中）有心理意象。他设计了一个问卷，指导人们去“想某个确定的物体比如今天早晨你吃早点时的早餐桌，并仔细地考虑在你头脑中浮现的画面”（p.58）。然后他问，这一意象是模糊还是清晰？该意象中所有的物体都能很好地确定吗？该意象的某些部分是不是能更好地界定？意象中物体的颜色很特别还是很自然？高尔顿吃惊地发现，这些能力是存在极大差异的：有些人几乎说不出什么意象，而有的人则意象生动，甚至很难区分它们是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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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顿为心理学留下了很多的传奇，尤其是在认知心理学方面。他所发明的测量心理能力的测验和问卷，也激励后来的认知心理学家发展出类似的测量。他的统计分析方法，后来又经其他统计学家的改进，使得假设能够得到严格的检验。他关于心理意象的著作仍然为当今的研究者所引用。更为广泛地看，高尔顿的工作同时挑战了那些相信遗传具有相当重要影响力的心理学家和持截然相反意见的心理学家，让他们思考心理（即认知的）能力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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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尔顿的母亲和达尔文的父亲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故文中会有半个表弟之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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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与你的生活（原书第5版） 1.1.6 “认知革命”与认知科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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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早期试图定义和研究心理生活，但心理学，尤其是美国的心理学在20世纪上半叶几乎都为行为主义传统所笼罩。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中，来自学科内外的几股历史潮流汇聚到一起，产生了许多心理学家认为的认知心理学领域中的一次“革命”。这一 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其实包含了一系列新的心理学研究，主要是反对行为主义的主张，将心理事件和心理状态排除在科学研究领域之外，否认心理表征的存在。“革命者”尤其指出，如果不考虑人对世界的心理表征，就不可能对人的心理机能进行完整的解释。这是对极端行为主义基本原则的直接挑战，因为在行为主义者看来，诸如“心理表征”之类的概念是无助于解释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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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历史潮流中最先确立的人因工程学（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本身就是战争的产物。在大战期间，军事人员必须训练有素以操控各种复杂的装备。工程师很快就发现，他们必须设计出与人们操控能力相吻合的装备（如有仪表控制盘的设备、雷达屏幕和通信装置等）。Lachman、Butterfield等人（1979）提供了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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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型号的飞机在降落时常常坠毁。后来发现是飞行员用来刹车的操纵杆与收回起落装置的操纵杆靠得过近导致。在降落过程中，飞行员的视线不能离开跑道，他只能通过触摸来进行操纵。有时，飞行员就会误收起落装置而没有拉刹车杆，这就造成飞机的机腹以极高的速度接触地面。防止飞机坠毁的最好办法不是让驾驶员小心再小心，为了防止机毁人亡他们已经高度谨慎了；改进训练程序也徒劳无功，许多即使有着丰富安全降落经验的飞行员仍旧重蹈覆辙，包括后来驾驶火箭的航天员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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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合理的解决办法是重新设计飞机的控制系统，让制动和回收降落装置的手臂动作完全彻底地有所区别（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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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和工程师由此建立起人机系统的概念，现在更为准确的说法是人-机系统（person-machine system），即由人所操控的机器必须很好地根据操控者的生理、认知和动机方面的特点与局限来加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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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心理学家也从通信工程中借用了许多的概念、术语和类比。工程师关心的设计是电话和电报系统，它们通过不同的“渠道”（如电报用的电缆和电话线）来进行信息的交换。不同通道在单位时间内可以传递的信息量以及传递的准确性上都是有所差异的。很快，人就被视作与为人熟知的非生命沟通渠道具有同样性质的特定沟通渠道。因而，人也被称为信息的有限能力加工者（limited-capacity proc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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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有限能力加工者呢？顾名思义，它意味着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人只能从事有限的工作。当我打字的时候，就很难（事实上是不可能）同时听到一个谈话最后说什么，阅读一篇社论，或跟上一段电视新闻。同样，当我集中注意结算支票簿的时候，不可能同时背诵乘法口诀表，或记起从幼儿园开始我所有的老师。虽然我也可以同时完成一些任务（我可以边看电视边叠洗好的衣服），但同时进行任务的数量和种类却是有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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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于1956年发表的《神奇的数字7±2》（The Magical Number Seven，Plus Or Minus Two）就是着重描述这一局限的经典论文，他观察了对于大多数正常成人而言，①我们可以不经记数而分辨知觉的不相干事物的数目，②我们可以即刻记住在一列清单上所列的不相干事物的数目，③我们可以完全区分的刺激的数目，一般都在5~9。米勒的工作由此向我们展现，人的认知能力局限是可以被测量和检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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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对语言进行研究的语言学（linguistics）发展清楚地表明，人们通常可以加工非常多的复杂信息。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工作彻底改革了语言学领域，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都逐渐认识到研究人们如何获得、理解及生成语言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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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乔姆斯基的早期著作（1957，1959，1965）显示，行为主义的理论不能充分地解释语言。以语言是如何获得的为例，行为主义者可能把语言获得解释为家长对孩子符合语法的言语、发音加以强化，而对不符合语法的言语行为进行惩罚（或至少不予强化）的结果。然而，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很快都认识到，这样的解释必然是错误的。一方面，那些对和父母在一起的年幼儿童进行观察的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发现，家长一般是对儿童言语行为的内容而非其形式加以反应的（Brown & Hanlon，1970）。另一方面，即使家长（或教师）有意识地试图纠正儿童的语法，往往也不能奏效，儿童似乎就“听”不懂问题所在，如下面的对话中我们所看到的那样（McNeil，1966，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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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没人不会喜欢我。（原文为Nobody don’t like me，存在着明显的语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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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应该说“没人喜欢我。”（Nobody likes me）[这样的对话重复了8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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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错了，现在仔细听好。跟我说，“没人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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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噢！没人不会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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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位母亲关心孩子的语言要甚于情绪方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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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乔姆斯基的工作给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挑战：此时我们已经了解到人类是有限能力加工者了，那又怎么会如此迅速地获得这样大量复杂的知识体系——语言，并且随心所欲地加以使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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