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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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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成人与儿童时，追溯其冲动、幻想与焦虑至它们的起源，也就是追溯到其对母亲乳房的感觉（即使对未曾接受乳房哺乳的儿童也是一样），我发现客体关系几乎从出生就开始了，并发生在第一次的哺乳经验，而且心理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客体关系密切相关。我也发现儿童对外在世界的经验（不久即包括了与父亲及其他家庭成员的矛盾关系），始终受到他所建构的内在世界的影响，而且前者又反过来影响了后者。另外，由于内射与投射从生命一开始就共同运作，外在与内在情境始终都是互相依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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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婴儿心中，母亲主要以彼此分离的“好”乳房与“坏”乳房出现，而且，在几个月内，随着自我整合的逐渐增长，对比冲突的方面开始被合成在一起。这些观察帮助我了解到分裂过程与分开好坏形象的重要性，[26]以及这些过程对自我发展的影响。自我合成了客体好的（被爱的）与坏的（被恨的）方面，导致了抑郁焦虑的发生，从这个经验中获得的结论，接着又将我带到抑郁位置的概念（抑郁位置在第一年的中期达到高峰）。在此之前是偏执位置，这个位置跨越最初的3-4个月，其特征是被害焦虑与分裂过程。[27]后来在1946年，[28]我重新阐释我对生命最初3-4个月的观点时，我称这个阶段为（费尔贝恩所提出的）[29]“偏执——分裂位置”，而且在建构完成其意义时，我试图将我对分裂、投射、迫害与理想化的发现统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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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儿童的分析工作，以及从中所获得的理论性知识，越来越影响着我对成人所用的技术。“源于婴儿期心理的无意识，必须要在成人阶段加以探索”，一直是精神分析的教义。我对儿童的经验，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将我带向比以往更深的地方，也形成了一种技术，使得触及这些层次成为可能。特别是我的游戏技术，已经帮助我看出哪一种材料是当下最需要加以诠释的，以及最容易向病人传达诠释的方式。我可将这方面的一些知识运用在成人的分析中。[30]正如前文指出的，这不意味着用于儿童的技术与用于成人的方法一样。在分析成人时，虽然我们往回追溯到最早的阶段，但非常重要的是要考虑成人的自我，就像在儿童的分析中，我们要注意到婴儿自我当时所处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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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充分地了解最早的阶段，以及幻想、焦虑与防御在婴儿情感生活中的角色，同样也说明了成人精神病的固着点，因而开启了通过精神分析来治疗病人的新方向。这个领域——特别是对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精神分析，需要更多进一步的探讨，但是某些精神分析师（本书所描述的）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完成的工作，似乎肯定了我们对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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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神分析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Psycho-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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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安娜·弗洛伊德的著作《儿童精神分析治疗》（The Psycho-Analytical Treatment of Children,1927）中，有对此早期方法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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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儿童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1923）、《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The Rôle of the School in the Libidin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1924）与《早期分析》（Early Analysis,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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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也见：《谈儿童抚育》（On the Bringing up of Children,Rickman主编，?1936）与《从早期焦虑看俄狄浦斯情结》(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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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它们主要是：小的木头男人与女人（通常有两种大小）、汽车、独轮手推车、秋千、火车、飞机、动物、树木、砖块、房屋、篱笆、纸、剪刀、刀子、铅笔、粉笔或水彩、胶水、球与弹珠、橡皮泥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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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它们是可清洗的地板、自来水、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张小沙发、几个靠垫及一个抽屉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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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上述玩玩具与游戏的例子，可见于《儿童精神分析》（特别是第二、三、四章），也见于《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Personification in the Play for Children,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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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这个孩子的分析开始于1924年，他是帮助我发展游戏技术的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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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见：《儿童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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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莉塔分析了83次，楚德分析了8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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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见：《从早期焦虑看俄狄浦斯情结》(1935),《克莱因文集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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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力比多发展简论》(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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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露丝分析了190次，彼得分析了27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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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对亚伯拉罕的发现的重要性的不断确信也是我在他那里接受分析的结果。我的分析开始于1924年，在14个月后因为他的疾病与死亡而被迫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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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儿童精神分析》第三章中，是以“厄娜”（Erna）这个名字来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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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参见：《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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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参见：《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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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这些与其他结论，见于我曾提及的两篇文章，即《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和《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也见于《儿童游戏中的拟人化》(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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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大概是在分析一个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男病人（只分析一个月）时，我了解到精神病性质的焦虑，以及需要诠释这些焦虑的迫切性。在1922年，一个准备去度假的同事要我帮他照顾一名精神分裂病人一个月。从第一个小时开始，我就发现我不该让病人有任何时间保持沉默，我觉得他的沉默意味着危险。每当这样的状况发生时，我就会诠释他对我的怀疑，例如：我和他的叔叔密谋要让他再度受到禁制（他最近才被解除禁制），这些材料是他在其他场合曾经表达的。当我如此诠释他的沉默（将其与先前的材料联结）时，他便会坐起来，以威胁的语气问我：“你想把我送回疗养院是吗？”不过他很快就安静下来，开始更自由地说话。这显示了我的方向是正确的，应该继续对他的怀疑及被害的感觉做诠释。在某种程度上，对我的正向与负向移情发生了。但是曾经有一度，当他对女人的恐惧感非常强烈地浮现时，他要求我给他一位可以帮助他的男性分析师的名字，我告诉他一个男性分析师的名字，但是他从未联系过这位同事。在那个月期间，我每天见这个病人，那位要我照顾这个病人的分析师回来时发现有些进展，希望我继续分析，我拒绝了，因为我非常清楚，在没有任何保护或其他适当的安排下治疗一个妄想症病人的危险性。在我分析他期间，他经常在我房子对面站几个小时，仰望我的窗户，只有少数几次他按了门铃要求见我。我要提一下的是，不久以后他再度受到禁制。虽然我在当时没有从这次经验中获得任何理论性的结论，但我相信这个分析的片段也许促成了我日后对婴儿期焦虑的精神病本质的洞识，以及我的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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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如我们所知，弗洛伊德发现了正常与神经症之间并没有结构上的不同。这一发现在理解一般的心理过程中是最重要的。我的假设是：在婴儿期，精神病性质的焦虑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构成了婴儿期神经症的基础，这个假设是对弗洛伊德发现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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