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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关于孤独感（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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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最后的这篇文章中，梅兰妮·克莱因开启了一个新的主题：内在的孤独感受——她认为这是人类情境的一部分。她将这个主题与她的发展理论相联系，描述了在正常的发展过程中，偏执的不安全感和整合过程如何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孤独。她也描述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的孤独，之前她在《从早期焦虑讨论俄狄浦斯的情结》（1946）一文中描述过精神病患者所遭受的痛苦，这里她做了补充，她还讨论了减轻孤独感的因素和接受孤独的需要。在这篇文章的整体气氛中，有一种死之将近的征兆，尽管并未在任何地方明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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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记得，梅兰妮·克莱因在过世前并未将这篇文章付梓，现在的版本是在她逝世后稍加编辑出版的。推测是因为她也不觉得已经准备好，确实，如果经过更进一步的加工，这篇文章会大有增益：这篇文章在某些地方似乎是不完整的，其中的思考也并未完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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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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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梅兰妮·克莱因为其《精神分析论文（1921-1945）》(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1921-1945）一书收集作品时，并未收录这五篇短文，虽然它们同属于这个时期。她是忘记了还是觉得不合适，就不得而知了。第一篇《早期分析中词语的重要性》（1927）是对儿童分析中一个技术观点的简短阐释。第二篇《关于前沟通的短论》（Note on the Preceding Communication），是对道格拉斯·布莱恩（Douglas Bryan）刊于1928年《国际精神分析学刊》第九期上的《一个有法医学意义的梦》一文的评论。梅兰妮·克莱因讨论了梦中的联合父母意象，她在前一年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一文首次描述了“联合父母意象”。第三篇是给《国际精神分析学刊》第十五期的四行报告，说明她在《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1930）一文中的发现。第四篇是评论玛丽·查德维克的《女性周期》。最有趣的是最后一篇《对一些心理学问题的解释》，这一篇出现在《科学和道德》中，这本书是一本小册子，由活丁顿（C.H.Waddington）编辑，包括当代若干知名人物的论文。梅兰妮·克莱因简短地描述了超我的形成和发展，没用什么专业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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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附录二 恩斯特·琼斯对梅兰妮·克莱因作品之前版本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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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论文（1921-1945）》简介（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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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我首次邀请梅兰妮·克莱因开设一门讲座课程，接着她定居伦敦，我知道我正在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注入极宝贵的新鲜血液。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简单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骚动。[1]直到当时和之后不久，我们的学会都是和谐合作的典范。有一段时间，克莱因女士吸引了很多忠实的听众并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愿意相信，借着我的一点帮助——我施加的影响明显对她有利，她也许很快就能赢得拥护者和忠实的追随者。然而，不久就开始有指责的声音，认为她言辞激烈的观点“走得太远”了。而我却认为她只是走得太快了。倒不是说起初在她这些观点和工作方法中很容易找到激进的新事物，而是她对问题的探究异常严谨且一贯不顾后果。这最初令学会中一些成员不安，后来逐渐发展成强烈的反对。而其他拥护她工作的成员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狂热，难以接受这些反对意见。逐渐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他们之间吵闹争执，而学会里那些更冷静的成员原本对科学进行更安静的探索，很容易受到吵闹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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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会的分裂将在其他所有精神分析学会中重演。现在我毫不怀疑这一点。而因为没有同事直接接触过克莱因女士的工作，她一定预料到大多数人会提出反对的批评。在英国的这场风暴，因为维也纳同事的到来而愈演愈烈，这些同事基本上不可能在他们的家乡生活了。他们加入了反方批评阵营，认为克莱因女士的结论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不仅有分歧，而且互不相容。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极其夸张。并不是说它在任何事件中都应该是决定性的考量因素，如果经验证明她的结论更接近真相呢？我对弗洛伊德天赋的钦佩之情不比任何人少，但有几次我都毫不犹豫地提出理由，认为他的某些推论并不完美。然而，我们已经习惯性地认为，并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的许多分析师，例如阿德勒（Adler）、荣格（Jung）、史塔克（Stekel）和兰克（Rank），都是受到主观动机的影响——一种内在阻抗的合理化，而不是由于更深刻的洞察。因此，对很多人来说，将克莱因女士归入此类分析家，似乎还算合乎情理，当然也更容易。然而，如果精神分析还要继续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显而易见，既然弗洛伊德势如破竹的推动力已不复存在，对他的突破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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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这场风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对克莱因女士工作的反对意见会逐渐消失吗？或者她已经掀起了一场愈演愈烈的壮阔波澜？她的作品——展现在这本书中，也展现在她之前的重要作品《儿童精神分析》中——自然能说明一切。然而对我而言，利用这个机会总结其中一些最突出的成果，并且对它们做出我个人的评论，这也许并无不当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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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对无意识心灵的研究，本质上是对婴儿心灵的研究。他的研究揭示了童年期不可预见的层面。但是在克莱因女士之前，很少有人试图通过直接研究童年期去证实这些发现。因此，将精神分析带往它根本所属的地方——儿童的内心，这个荣耀应该属于她。这里有巨大的困难要去克服：特殊技术的详细说明，还要克服父母的偏见和恐惧——这对儿童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尚未可知，等等。维也纳的赫尔姆斯博士（Dr.Hug-Hellmuth）认为孩子自发的游戏，可以补充甚至取代成人在自由联想形式中所提供的素材，但是她显然没有能力把这个想法付诸有效的实践。克莱因女士有着高度的心理学天分和惊人的道德勇气，这让她出类拔萃，不被任何困难所阻挠。她无畏地发展出解释的游戏技术，并将其与其他各种手段综合运用。很快，她就以第一手材料证实了所有弗洛伊德从成人素材得出的推论——关于迄今尚不可知的儿童无意识心灵。她也因此受到鼓舞，充分利用她为自己创造的这个有利机会，决定将她的研究探索推向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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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弗洛伊德已经说明，在儿童心灵的深处，除了令我们着迷的天真和新奇之外，还包含更多的东西。这里有对可能性的暗黑恐惧，连最阴森的童话都未敢探索；有残忍的冲动，憎恨和谋杀在其中自由爆发；有荒谬的幻想，放肆地嘲弄现实——简而言之，一个让我们想起贝尔森（Belsen）[2]或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的光怪陆离的世界。对笑眯眯的婴儿这样的贬低激起了一个世界的强烈抗议，这里不便多谈。克莱因女士还在经历着许多这样的余波。此处我想到一个病人，他在一瞬间顿悟大叫：“我知道弗洛伊德的理论是真实的，但我不知道是如此真实。”克莱因女士不留余地地呈现婴儿切割、撕裂、挖凿、吞噬的潜意识幻想，这容易让多数人同样惊呼着退却。她甚至走得更远，认为弗洛伊德所描绘的3岁儿童无意识心灵的幽暗的图像，至少在出生几个月的婴儿身上同样适用。例如，我们已经推断出，这种婴儿的口欲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吸吮期，接着是咬啮期，后一阶段又称口腔施虐或食人期。吞噬或食人的潜意识幻想在3岁已经被观察到，也许可以追溯到3岁。但是，克莱因女士残忍地坚持它们发生在所谓的婴儿期食人阶段，毕竟这似乎是我们所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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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我们早就熟悉了费伦齐（Ferenczi）在1909年所表述的内射概念，以及更古老的精神医学上的投射概念。然而关于这些机制，克莱因女士教导了我们更多的东西。不止是它们明显地从生命一开始就运作着——这确实隐含在弗洛伊德对“享乐自我”（pleasure-ego）的描述中，而且它们交替发生，彼此交织在一起，程度之深非比寻常，甚至婴儿早期发展的极大部分都可以以此来描述。要清楚区分内射、吞并（incorporation）和认同这些过程，的确变得越来越困难。关于“内在客体”、“好”和“坏”的整体理论因此得到极大的拓展，对我们理解早期发展，对日常的治疗实务，都有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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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因女士的进取并没有停留在正常婴儿和神经症婴儿的发展上，而是将它扩展到精神错乱的领域中。难怪这会造成一些精神科医生的恐慌，他们将这个领域视为医学专业最后的禁地。但是，这种扩展是无法避免的。对某些婴儿化的过程和那些在妄想症、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中非常明显的过程之间的相似性，像克莱因女士这样敏锐的人是不可能会忽略的。她毫不迟疑地借用了那些领域的词汇，并将它们运用到婴儿发展的不同阶段——当然是以修正过的形式，例如“偏执”、“抑郁”等等。而且，相似性不可能只是一种外在的相似，在下面的两者之间一定有内在的联系：在婴儿身上的这些类似精神病的反应和阶段，真正的精神错乱病人身上的表现。在这个领域中，我深信克莱因女士在这个领域的工作也一定会硕果累累，与在人们更熟悉的神经症和正常的发展领域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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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没有隐藏对克莱因女士研究成果的热忱赞同，也认可其理论的正确性。但是我也不能确保她的每个结论和综述都无误。它们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而无需我的任何论证。有些批评认为，她的作品是从精神分析严密的毫不妥协的洞察退入儿童心灵的最深处，确实如此，很想对所有这类批评加以解释。事实上，某些这类的批评会让我想起对弗洛伊德最初作品的形容：“牵强附会”，“偏颇”，“武断”这些词语，对我而言，听起来是同样的意思。然而，不管我的看法多么与事实相符，它都不是科学讨论中应有的考虑因素，对涉及的评论者也绝对不公平。他们提出了许多需要认真研究的论点，除了克莱因女士之外，海曼医生、艾萨克斯女士、瑞维尔女士和其他人也确实正在这样做。无论如何，克莱因女士的一些更抽象的论述，在精神分析未来的理论框架中无疑会被修正。在我看来，一个可能的例子是她将弗洛伊德的哲学概念“死的冲动”按照字面意义应用在临床发现，我对这一点非常担忧。然而，我引用这个例子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因为我觉得有点奇怪，我怎么会因为她太忠实地追随弗洛伊德的观点而批评她。而更奇怪的是，一些维也纳的分析师在这里看到的却是她与弗洛伊德观点的分歧。所有这些都表明精神分析的理论化一直是生气勃勃的活动。在这项活动中，克莱因女士的工作正在起到非常核心的作用，也很可能将会起到非常核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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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羡与感恩 《精神分析的发展》前言（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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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作品精彩纷呈，量和质兼备，他是非常多产的学者，体现在他独创的思想和大量的成果上。但是，即使是像他这样一个学者，也不可能穷尽他的研究所衍生出的所有潜在的学问。许多共同研究者都在这个巨大的任务中助以一臂之力。他的一个脚注被扩充为一部论哈姆雷特（Hemlet）的专著，许多轻描淡写的提示，被发展为文章甚至书籍。这样的工作在未来许多年还会继续。他的灵感如此成果丰硕。此外，他创立的方法的使用必然会带来超越他的新发现，也必然会带来对他的假说的延伸，甚至修正。他自己就坚定不移地使用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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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某个地方，这样的努力会引起一个难题。痛苦的经验教导我们：对无意识的抵抗可能会非常难以觉察，这种抵抗可能会扭曲分析的成果，并重新解释分析的成果来支持某些个人的防御。我们如何将这种干扰的状态和一种真正的发展——对无意识更深入的理解——区分开来呢？唯一合理的标准是对所有科学都有效的标准——也就是有适当资历的工作者，以相同的方法、在相同的状况下，得到一致的结论。无论我们对弗洛伊德有多尊敬，或应该有多尊敬，也绝对不应该用削足适履的原则，以弗洛伊德的结论来评判所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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