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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 “记忆”或言语习惯的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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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所表现的记忆,就其通常的含义而言,如同下面发生的情况:一个多年未见面的老朋友来看望他。他看到这个朋友的时候,吃惊地喊道:“我是不是在做梦!西雅图的艾迪生・史密斯!自从芝加哥的世界博览会之后,我一直没有看见你。你还记得我们过去常常在古老的温德麦尔旅馆举行愉快的聚会吗?你还记得博览会中的娱乐场吗?你还记得……”这个过程的心理学解释是如此简单,以至于讨论它似乎是对你们智力的一种嘲弄。然而,在对行为主义者的友好批评中,有许多批评曾谈到行为主义不能充分地解释记忆。让我们看一下这是否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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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人最初结识史密斯先生的时候,他不仅看到了他,同时也获悉了他的名字。也许,他在1周或2周以后又看到了他,并听到了一番相同的介绍。再下一次,当他见到史密斯先生的时候,又听到了他的名字。不久,这两个人成了朋友,几乎每天见面,变得非常熟识——也就是说,对彼此之间的关系,对相同或相似的情境形成了言语的和操作的习惯。换句话说,这个人经过完全的组织,用许多习惯方式对艾迪生・史密斯先生作出反应。最后,只需看到史密斯先生,即使几个月不见面,也同样会唤起他原有的言语习惯,而且还伴有许多其他类型的身体和内脏的反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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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史密斯先生进入房间时,这个人会冲向他,显出“记忆”的各种迹象。但是,当史密斯先生来到他面前时,他可能吞吞吐吐说不出他的名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不得不回到老一套的借口上去:“你的面相我很熟悉,但是我一时想不起你的名字。”于是,这里发生的情况是,原有的操作和内脏组织还存在(握手、表示欢迎、拍肩,等等),但是言语组织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是部分消失了。言语刺激(说出姓名)的明显重复将会重新建立起完整的原有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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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史密斯先生可能在别处待的时间太长,或者我们起始与他相识(练习时期)很浅,以至于在相隔十年后再见面时,整个组织可能已经消失了,包括操作的、内脏的和言语的(所有这三种组织对一个完整的反应来说是必要的)。在你的术语系列中,你将会完全“忘记”艾迪生・史密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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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每天都按这种方式被我们遇见的人,我们读过的书,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组织着。有时组织是偶然的和临时的,有时它由老师灌输给我们,例如乘法口诀表、历史事实、诗的结构等类似的事情。在学习中,有时组织主要是操作方面的(我们在上次讲座中已经学习过这个问题),有时组织主要是言语的(比如乘法口诀表),有时组织主要是内脏的;通常,它是所有这三种组织的结合。只要刺激每天出现(或经常出现),这个组织就会不断地复习和加强;但是,当刺激被长时间移走后(没有练习的时期),这个组织就崩溃了(保留不完整)。消失之后,当刺激再度出现时,涉及原有操作习惯的反应就与名字(喉的习惯)、微笑、笑声等等(内脏习惯)一起出现了,这个反应是完整的——“记忆”是完整的。这个整体组织的任何一部分有可能全部或部分地消失。当詹姆斯说一种热情的感受和紧紧围绕真实记忆的亲密行为时,从行为主义的角度来看,他的意思是指,如同喉的组织和操作的组织得以保持一样,存在着内脏组织的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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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对于“记忆”,我们仅仅意指这样的事实:当一个刺激消失之后我们再度碰到它时,我们从事了原有的习惯性的事情(说原先说过的话,表现原有的内脏——情绪——行为),也即从事那些当该刺激第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学着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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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有时间,我们有耐心,我将带你们走遍言语学习和“遗忘”的所有领域,向你们说明这两者是怎样联系的。我将与你们一起探讨练习分布(distribution of practice)的效应,对“记忆”功能的效率进行实验,以及研究记忆功能练习中的所谓“疲劳”现象(或几乎没有疲劳)。[5]在心理学领域有几千个实验。该领域的有些实验是非常有趣的;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却很少。我已经把行为主义的主要观点详细地给你们作了讲解,目的是使你们能够明智地阅读这些实验,不至于迷失方向,陷入与之相伴随的内省报告(introspective reports)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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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一步提及的是,当学习一系列单词或无意义音节(nonsense syllables)时,实际上消退在一开始是非常快的。这与我曾提及的关于手的操作学习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是,在最初的快速消退之后,消退便缓慢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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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 什么是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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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能赞同我上面所说的一切。你们甚至会疑惑:为什么我要花费那么多的时间来谈论对每一个人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呢?我之所以这样做,目的是想为你们提供一个背景来消除对思维本质的任何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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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图理解我现在就要提出的思维理论之前,难道你不想查阅你现在正在学习的任何一本心理学教科书或其中有关思维的章节吗?难道你不想去消化哲学家在这种十分重要的机能上为我们提供的一些精神食粮吗?我曾经设法去理解它,但我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它。我相信你也会放弃。但是,在你读完他们的解释之前,不要为他的描述中的缺点而与行为主义者争吵。他自己的理论是很简单的。有关该理论的唯一困难在于你以前的组织。你一听到它,就开始拒斥它,表现出消极的反应。你在妈妈的膝边和在心理学实验室里,你曾经被训练着说,思维是独特的非肉体的东西,它无法触摸,非常短暂,属于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对行为主义者来说,这种阻力来自于心理学家不愿意放弃传授给他们的心理学宗教。于是,存在一种强烈的倾向,把一个神秘的事物与你看不到的事物联系起来。随着新的科学事实的发现,不能被观察到的现象越来越少,因此视民间传说为真的事情也越来越少。行为主义者提出了关于思维的一个自然科学理论,使得思维仅仅像打乒乓球一样简单:它不过是生物过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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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 行为主义者的思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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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到目前为止心理学家所谓的思维,简而言之,不过是同我们自己交谈。这个观点的证据大部分是假设的,但它是一个根据自然科学来解释思维的先进理论。这里,我希望证实在发展这种观点的过程中,我从不认为喉的运动(laryngeal movements)在思维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承认,在我以往的描述中,为了得到教育上的便利,我曾经用过这样的阐释方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具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表明,在切除喉之后,完全不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喉的切除也许会破坏清晰地发音,但它不会破坏低语(whispered speech)。低语(而不是清楚地发音)有赖于脸颊、舌头、咽喉和胸部的肌肉反应——确切地说,是在使用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组织。但是,它们在喉被切除之后仍然易于发生作用。凡是研究过我的不同描述的人们都知道,我试图处处强调咽喉和胸腔里的肌系的巨大复杂性。我们声称组成喉的大量软骨负责思维(内部言语),就像说构成肘关节的骨头和软骨形成了打乒乓球所需的主要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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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理论认为,在外显的言语中习得的肌肉习惯对内隐的或内部的言语(思维)负责。它还认为,存在着几百个肌肉组合,凭借它们,一个人可以出声或对自己说出几乎任何一个单词,语言组织是如此的丰富和灵活,我们外显的言语习惯是如此的变幻无穷。正如你已经知道的那样,一个优秀的模仿者能用几打不同的方式说出相同的词组,用男低音、男高音、女中音、女高音,用大声的或温柔的耳语,像一个英国的伦敦佬说话那样,像一个英语说得不连贯的法国人说话那样,像一个南方人说话那样,像一个小孩说话那样等等。于是,在我们说几乎每一个单词的过程中形成的习惯的数目和变化多得不计其数。从婴儿期开始,我们使用言语,其作用将一千倍于我们使用双手来表达的情形。从这种情况中生长出即使心理学家看来也难以把握的一种复杂的组织,而且,在我们外显的言语习惯形成以后,我们不断地同自己交谈(思维)。新的组合问世,新的复杂性出现,新的替代发生——比如,耸肩或身体任何其他部位的运动都成了替代一个单词的信号。不久,任何一种身体反应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单词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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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供选择的观点有时促进了这种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在大脑中发生的所谓中枢过程如此微弱,以至于没有神经冲动通过运动神经传输到肌肉,因此在肌肉和腺体里面没有反应发生。甚至拉什利(Lashley)和他的学生,由于他们在神经系统上的浓厚兴趣,看来也坚持这种观点。近来,阿格尼丝(Agnes M. Thorson)[6]发现在内部言语过程中一般不出现舌头的运动。即使这种情况确实,也不会对目前的观点有任何压力。舌头上面具有非常敏锐的受纳器(receptors),是肌肉一侧翻卷食物的大块器官。在内部言语过程中,它确实起了一部分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可能像爵士乐短号手把手伸进号角调整声音时所起的作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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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 对行为主义者观点的一些有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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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的证据的主要线索来自于对儿童行为的观察。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样,当儿童独处的时候,他不停地说话。3岁时,他甚至出声地计划一天的事。当我把耳朵凑近育儿室门外的钥匙孔上时,这种事情经常被进一步证实。他出声地说出(我可以用文学术语而不是心理学术语吗?)他的祝愿,他的希望,他的惊恐,他的烦恼,他对他的保姆或者双亲的不满。不久,社会以保姆和父母的形式加以干涉。“不要出声说话——爸爸和妈妈从不自言自语。”于是,外显的言语减弱成低声细语,一个熟练的唇读者依旧能够读出儿童关于世界和他自己的想法。有些个体从来没有对社会作出这种让步。当独处的时候,他们大声地自言自语。更多的人,当独处的时候,甚至从来没有超过低声细语阶段。通过钥匙孔窥视那些没有高度社会化的人坐在那儿思考,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但是,在不时施加的社会压力影响下,绝大多数人都要进到第三个阶段。“不要对自己小声低语”和“你不能不动嘴唇阅读吗?”等类似的话语是经常可见的命令。嗣后,这个过程被迫在嘴后面发生。在这堵墙后面,你可以用你能够想到的最坏的名称来叫一个最大的恶霸,而不带一丝笑容。你能告诉一个惹人厌烦的女性她实际上是多么可怕,而随后又面带笑容,对她进行口头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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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曾经收集了相当多的证据,证明聋哑人在交谈时用手势代替言词,用他们在交谈和自己思维时使用的相同的手势反应。但是,即使在这里,社会都压制最小的运动,以至于外显反应的证据通常很难觅得。对W.I.托马斯博士(Dr. W.I. Thomas)来说,我得益于下述的观察:塞缪尔・格里德利・豪博士(Dr. Samuel Gridley Howe),柏林学院和曼彻斯特盲人收容所的负责人,他曾教聋、哑、瞎的劳拉・布里奇曼一种手势语言。他声称(在学院的一篇年度报告中):“即使在梦中,劳拉仍用手势语言以非常快的速度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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