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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致用、比德到畅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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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美指自然界万物的美,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花鸟虫鱼等自然物的美。自然美欣赏的历史发展在我国经历了致用、比德和畅神三个阶段。随着社会历史实践的发展,人类的审美领域、审美视野逐渐扩大,自然审美观也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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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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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用”指人类从实用的、功利的观点看待自然。在人类发展初期,致用的自然审美观不仅适用于我国,而且适用于欧洲。狩猎时代的欧洲原始人尽管周围环境长满花卉,然而他们对此视而不见,他们在洞穴中着意描绘的只是野牛、野猪、古象等,因为比起花卉来,这些动物和他们的生活的关系更加密切。实用的、功利的原因决定了人类在自然美领域首先欣赏动物的美,然后才欣赏植物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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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世纪俄国学者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原始部落,例如澳洲土人,从不用花来装饰自己,虽然他们住在遍地是花的地方。他们只对动物有美感,因为狩猎动物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活和生存。只有当原始人转入农耕生活以后,他们才欣赏植物花卉的美,用它们装饰自己和住室。正如19—20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所指出的那样:“从动物装潢变迁到植物装潢,实在是文化史上一种重要进步的象征——就是从狩猎变迁到农耕的象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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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整个旧石器时代,装饰最为丰富的是山顶洞人。他们已经娴熟地掌握用赤铁矿砂涂染着色的技巧。他们或用七颗大小相似的白色石灰石石珠,染成红色,作为头饰;或将两面扁平水磨的蛋圆形的砾石钻孔,砾石呈黄绿色,穿孔的部位似有红色,极像现代的鸡心项链坠。史前人类对动物的牙齿,对光滑、齐整、鲜艳的石块有种发自内心的喜爱。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中,人面鱼纹盆尤其引人注目。人面图案的旁侧,往往画着单只大鱼,或一张网纹。这种神秘色彩的人面纹,透露出半坡氏族公社的某种原始信仰。对鱼的崇拜中,也包含着对鱼的欣赏。半坡人是基于鱼和自己的物质生活的迫切需要和密切联系,而对它产生一种集敬畏、依赖、喜爱于一体的心态。虽然这种自然观在严格的意义上还不足以被称为自然美感,然而它毕竟是史前人类与自然的真实的感情交流。史前人类不脱离自己的生活、生存去欣赏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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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先生指出:“在起源阶段,美与用总是统一的。从石器时代起,自然事物就已出现于艺术品(主要是手工艺品如生产工具、斗争工具、生活日用品、装饰品之类),而这些在艺术品中出现的自然事物,总是与作者所属部落的生产方式或职业有关。渔猎民族的艺术运用自然事物为‘母题’时,那些事物总是与渔猎生活有关,例如法国玛德伦(La Madaleine)岩洞中的壁画就是专画当地原始部落的狩猎对象,特别是鹿。猎人在所住岩洞里画他们所获得的猎物,一则是庆功,一则是研究猎物形态,增进狩猎的知识和技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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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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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比德”,就是以自然景物的某些特征来比附、象征人的道德情操。我国比较成熟的比德的自然审美观,形成于春秋时代。“比德”是儒家学说的表现,是将儒家思想核心中的“仁政”、“礼教”的部分渗透到山水审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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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中写道:“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知者为什么乐水,仁者为什么乐山呢?孔子没有明说。宋代学者朱熹解释道:“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山,故乐山。”〔3〕孔子对山水的欣赏,是从道德角度的一种欣赏。与其说他是醉心于自然山水本身,不如说他欣赏的是由眼前的山水引起的对一种道德品质的联想。自然景物的某些特点和人的道德品质的相似性,使欣赏者把它们两者联系起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文人对自然的一种一脉相承的审美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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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先进》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四位弟子的一次十分融洽的谈话。四位弟子陪孔子坐着,孔子问他们各人的志向和抱负。最后一个回答的是曾点,他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暮春三月,穿着刚做好的夹衣,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儿童,呼朋引类,在沂水沐浴,在祭风求雨的舞雩台上乘凉,然后一路唱着歌回来。一群青少年在春光明媚的日子结伴春游。这里对自然美景的欣赏,经过对景物的选择,以及感情的渲染,变得极雅致极深远。这是孔子对山东城郊山水林木的自然美景的肯定,表现了孔子超然的、蔼然的、爱自然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孔子又以这种诗情画意的美景来比附、象征他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胸次悠然、物我同流的春游境界,仿佛是举止从容、各有所安的大同世界。这正是比德的自然美欣赏过程。难怪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他对曾点的志向深表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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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德”说的缺点是不能引导人们专注于自然景物本身的欣赏,而是用它们来比附人的德行。然而,“比德”表明人对自然景物的欣赏,已经同它们的功利相脱离,与“致用”相比,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春秋时代,人们已经能够很自然地把山水审美与音乐艺术相联系。俞伯牙、钟子期是春秋时代的音乐家。《吕氏春秋·本味篇》记载,俞伯牙把巍巍泰山和汤汤流水所唤起的情操,诉诸琴弦,钟子期心领神会,感受到高山流水的韵味。钟子期死后,俞伯牙痛失知音,“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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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德”说无论对自然美的欣赏还是对艺术创作,都发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传统上以松柏喻坚贞,以兰竹喻清高。屈原在《离骚》中,以香草喻君子,以萧艾喻小人。“扈江离与群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披上芳香的江离、辟芷啊,佩上秋兰这美洁的徽号。“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申椒菌桂争现风采啊,何止是串起温馨的蕙!这里的江离、辟芷、申椒、菌桂、蕙、都是有名的芳草香木。“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4〕萧是蒿草,艾是小草,比喻小人和草包。《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抒情长诗,它开古典浪漫主义的先河。“《离骚》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由是,它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和无可比拟的典范。”〔5〕在中国美学史中,形成了不同于儒家理性精神的屈骚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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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屈原创作中的“比德”特点说明他也接受了儒家教义。他的《橘颂》同样是著名的比德篇章。《橘颂》由于郭沫若先生严整而铿锵的今译和在剧本《屈原》中的借用(在剧本中郭沫若先生把《橘颂》赠给了屈原的女弟子、美丽的婵娟)而享有盛名。“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根深本固不受迁徙,你的生存始终如一啊;白白的小花绿绿的叶子,枝干茂盛缤纷可喜啊。“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小心谨慎你自我悚惕,到底无赦过失啊;秉承大德不谋私利,此身此志顶天立地啊。〔6〕《橘颂》是中国文人写的第一首咏物诗,屈原以橘比喻志向的独立不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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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畅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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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时期,对自然景物的“畅神”审美观盛行起来。所谓“畅神”,指自然景物本身的美可以使欣赏者心旷神怡,精神为之一畅。正是“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畅神”和“比德”不同,它专注于对审美对象本身的欣赏,不要求用自然景物来比附道德情操。与“比德”相比,“畅神”又前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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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神说”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切地说,出现在晋宋时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公元317年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汉族的统治政权偏安江左。门阀世族也被迫南渡。人口大规模流动,黄河流域的汉族向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迁移。汉末战乱期间,世家大族建立的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南渡以后,门阀世族在南方获得了比在北方更为优裕的发展庄园经济的条件,并为南方的更为清丽的自然风景所吸引。由于社会动荡,加上统治阶级内部也经常互相倾轧,很多人抱着浓厚的“出世”思想。“这时候佛教刚传到中国不久,就盛行起来,士大夫阶级整天地清谈佛老,把这看作一件风雅事。他们认为尘世是腐浊,‘出世’才是‘清高’。出世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清谈佛老,另一条是‘纵情山水’(这多少也还是受到佛老二家的影响,佛老都讲清静无为,名山都由他们占住)。”〔7〕。庄园经济也为士大夫阶层纵情山水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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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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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士之间的丝竹雅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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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子期与俞伯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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