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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十五讲 [:1701597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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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朱光潜先生的学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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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先生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多年，著、译宏丰。为了纪念家乡的美学家，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朱光潜全集》，共20卷。研究朱先生的学术历程，可以写出很厚的专著。事实上，我国已经出版了多种研究朱先生的专著。在这里，我们仅挑出三个问题来讲。第一，朱先生治学和为人的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是朱先生治学的精神，也是他的一种人生态度，朱先生的治学和为人是统一的。第二，学术界对朱先生的美学理论有多种评价，我们取其中的一种评价，那就是“从朱光潜先生接着讲”。第三，朱先生的西方美学研究，朱先生学贯中西，西方美学研究是他的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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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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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先生1897年生于安徽桐城。桐城古文学派曾在清朝辉煌过二百多年。朱先生就读的桐城中学，就是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创办的。在上中学之前，朱先生接受过八年的私塾教育，背诵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诗》。在中学里，主要课本是《古文辞类纂》。在中学老师的熏陶下，朱先生对中国古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写得一手很好的文言文。中学毕业后，在不收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了一年，然后到香港大学学教育。不过，主要学习英国语言和文学以及生物学和心理学，这为朱先生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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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到香港大学不久，就发生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要求废除文言文。钱玄同直斥桐城派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使朱先生感到切肤之痛，因为他自己就是桐城人。不过，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朱先生转过弯来，毅然放弃古文和文言，学着写起白话来了。他的第一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就是用白话写的。他在写白话文时，仍然保持了桐城古文派所要求的纯正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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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毕业后，朱先生先后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和上海立达学园当了三年教员。这时候结识的同事朱自清、丰子恺、叶圣陶等成为朱先生终生的挚友。1925年朱先生28岁时赴欧洲留学，先后在英、法的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八年，以《悲剧心理学》获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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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以后，朱先生应胡适先生的聘请担任北大西语系教授，讲授西方文学名著选读和西方文学批评史。除了抗日战争期间担任过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和武汉大学教务长外，朱先生一直在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现为英语系）工作。朱先生是一位美学家，却长期在英语专业教英文和英国文学，并且是解放前英语专业的两位部聘教授之一（另一位是吴宓先生），这足见朱先生西学功底的深厚。在英国文学中，朱先生最欣赏的是英诗。他认为学外语的人要达到能够欣赏外语诗的水平，外语才算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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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是朱先生旅欧第二年、即1926年在一篇文章中首先提出来的，以后他多次重复过。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看，这句座右铭是儒家精神和道家精神的结合，也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入世”就是积极投身到改造环境的活动中去，这是儒家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朱先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最深。20世纪80年代他在回答香港中文大学校刊编者的访问时说，“我的美学观点，是在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再吸收西方的美学观念而形成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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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先生1930年前后在英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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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朱先生就反对悲观哲学、厌世主义。他认为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就是顺从自然，就能享受快乐。在20世纪40年代的《谈修养》中，朱先生专门说到儒家的入世精神，对孔子的执着精神和人格力量十分推崇。他写道：“例如孔子，他是当时一个大学者，门徒很多，如果他贪图个人的舒适，大可以坐在曲阜过他安静的学者的生活。但是他毕生东奔西走，席不暇暖，在陈绝过粮，在匡遇过生命的危险，他那副奔波劳碌栖栖遑遑的样子颇受当时隐者的嗤笑。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就因为他有改革世界的抱负，非达到理想，他不肯甘休。”〔3〕有一次孔子叫子路向两位在乡下耕田的隐者问路，隐者听说是孔子，就告诉子路说：如今世道到处都是一般糟，谁去理会它，改革它呢？孔子听到这话叹气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意思是说，我们既是人就应做人所应该做的事；如果世道不糟，我自然就用不着费气力去改革它。朱先生认为孔子生平所说的话这几句最沉痛、最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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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是道家的思想，道家强调清静自守，超然物表。朱先生也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他说过：“在悠久的中国文化优良传统里，我所特别爱好而且给我影响最深的书籍，不外《庄子》、《陶渊明集》和《世说新语》这三部书以及和它们有些类似的书籍。……我逐渐形成所谓‘魏晋人’的人格理想。根据这个‘理想’，一个人是应该‘超然物表’、‘恬淡自守’、‘清虚无为’，独享静观与玄想乐趣的。”〔4〕“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就是以淡泊名利的精神，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文化事业，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于利害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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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把“做入世的事业”具体化为“三此主义”，就是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的另一地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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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朱先生勤勉学术的入世精神。一个是朱先生近六十岁学俄语的事。朱先生精通英语，也很熟悉法语和德语。快六十岁时他开始学俄语，听俄语学习广播、请人教发音花了一年时间。然后就直接挑了几本俄文书啃。首先啃《联共党史》，读了两遍，就把政治词汇掌握了。又挑了4本书：契诃夫的《樱桃园》和《三姐妹》、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高尔基的《母亲》。朱先生把每本书看三遍。头遍只求粗通大意，第二遍要求懂透，逐字逐句地抠，把每句话的语法辞义都弄通。第三遍看前后脉络，文章的结构安排。这样，朱先生就可以阅读、翻译俄文书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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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朱先生雪后去教研室看书头被跌破的事。80年代初期的一个冬夜，北京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一早，由于雪厚路滑，北大校园中匆匆赶路的学生常有跌倒的。那时朱先生八十多岁了，正在抓紧翻译维柯的《新科学》一书。为了防止路滑，朱先生用草绳捆在鞋子上，一早就踏着积雪到民主楼西语系文学教研室去看书了。从朱先生住的燕南园到民主楼，朱先生要走半个小时。中午回来的时候，朱先生跌倒在雪地中，被学生们送到校医院。朱先生头都跌破了，缝了七八针。朱先生在1979年再版的《西方美学史》序论中说：“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朱先生对学术事业的执著，令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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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面对政治运动的冲击，朱先生又镇定自若，从容应对，体现了道家“出世”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中，北大是一个“重灾区”。绝大多数教授都遭到了批判。朱先生和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冯定先生、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更是首当其冲，被定为北大四大“反动学术权威”。除了挨批斗和写检查外，朱先生还要打扫西语系学生宿舍40楼的厕所。一度他作为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一日三餐窝窝头，睡在水泥地上。他大病一场，险些丧命。一次在北大东操场批斗四大“反动学术权威”，“翦伯赞、冯友兰、冯定三老形怒于色，朱光潜先生则显出生死置之度外的从容神态”。以后在一个朋友家里，谈起那次批斗会，他竟题七绝一首，认为“轻诋前贤恐未公”〔5〕。在“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中，面对严重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能够如此坚韧坦然，值得玩味。早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朱先生就说过：“要免除这种人生悲剧，第一次须要‘摆脱得开’。消极说是‘摆脱得开’，积极说便是‘提得起’，便是‘抓得住’。”〔6〕不过，朱先生的超脱和出世又和道家不同。道家的出世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朱先生的出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朱先生的出世是在无法改变现实的情况下回避现实，“把乐观、热心、毅力都保持住”，“养精蓄锐，为征服环境做准备”。果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获得“解放”后，朱先生立即投入黑格尔的多卷本《美学》的翻译工作，除第1卷早已出版外，他把另外两卷三册一鼓作气地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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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先生的诸多好友中，朱自清先生和丰子恺先生是与他共事很早的同事。朱先生分别写过悼念他们的文章。在学文艺的朋友中，朱先生和朱自清先生相知最深，他敬佩朱自清先生的温恭和蔼、平正严肃的人格。朱自清先生的“面孔老是那样温和而镇定，从来不打一个呵呵笑，叹息也是低微的”，“文人不修边幅的习气他绝对没有，行险侥幸的事他一生没有做过一件。他对人对事一向认真，守本分”。“他对一切大抵都如此，乘兴而来，适可而止，从不流连忘返；他虽严肃，却不古板干枯。”“就他的整个性格来说，他属于古典型的多，属于浪漫型的少；得诸孔颜的多，得诸庄老的少。”〔7〕至于丰子恺，他“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全都是艺术的。他的作品有一点与时下一般画家不同的，就在他有至性深情的流露。”〔8〕相比而言丰子恺先生偏于庄老的多。朱先生的悼念文章充满着对老朋友的深情，同时又非常贴切地描绘了他们的性格特点。至于朱先生的性格，则是介于朱自清先生和丰子恺先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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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一生好读诗，在中国古代诗人中，他最推崇陶渊明。他写过有关陶渊明的专论，这篇《陶渊明》收在朱先生1947年增订的《诗论》中。1984年三联书店重版该书时，朱先生在后记中说：“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9〕。《诗论》对陶渊明的思想倾向究竟偏重儒家还是偏重道家做了一个总的评价：“渊明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却不是一个拘守系统的思想家或宗教信徒。他读各家的书，和各人物接触，在于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像蜂儿采花酿蜜，把所吸收来的不同的东西融会成他的整个心灵。在这整个心灵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成分，也可以发现道家的成分，不见得有所谓内外之分（陈寅格先生认为陶渊明的为人是外儒而内道——引者注），尤其不见得渊明有意要做儒家或道家。假如说他有意要做某一家，我相信他的儒家的倾向比较大。”〔10〕朱先生虽然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是一位终生研究西学的学者，然而上述这段话完全可以看做为朱先生的夫子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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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朱光潜先生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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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观点和美学体系，我国美学界有着不同的评价。其中一种评价是“从朱光潜先生接着讲”。“接着讲”和“照着讲”的说法是冯友兰先生提出来的。冯先生认为哲学史家是“照着讲”，比如柏拉图怎么讲，孔子怎么讲，哲学史家把他们介绍给大家。而哲学家就不能满足“照着讲”，他要“接着讲”，即根据时代的需要，有所发展和创新。比如柏拉图讲到哪里，孔子讲到哪里，哲学家要接下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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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这样，美学也是这样。讲美学也要接着讲。那么，究竟从谁接着讲呢？当然，可以从柏拉图接着讲，从孔子接着讲，“但如果从最近的继承关系来说，也就是从中国当代美学和中国现代美学之间的继承来说，那么我们应该从朱光潜‘接着讲’。”〔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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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朱先生接着讲，就肯定了朱先生是中国现代美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朱先生在中国现代美学中的地位是公认的、不容置疑的。不过，“从朱先生接着讲”这一提法还隐含了另外两层意思。第一，对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美学讨论重新进行评价。我们在第一讲中谈到，20世纪50年代我国美学在讨论中形成了以朱光潜先生、蔡仪先生和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三派观点。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当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后来，他又修正、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进行了更加精致的论证，产生了很大影响。于是，中国美学似乎要从李泽厚先生接着讲。提出“从朱先生接着讲”，就是要重新回到朱先生的美学上来。“总之，在50年代美学讨论中涌现出来的各种派别的美学（包括李泽厚的美学），并没有超越朱光潜的美学，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克服朱光潜的美学。朱光潜美学中的合理东西并没有被肯定和吸收，朱光潜美学的局限性也没有真正被揭示。朱光潜美学被不加分析地整个儿撇在一边。所以朱光潜美学并未丧失它的现实性，它仍然有存在的根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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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朱先生早期美学著作的基本观点重新进行评价。我国美学界一般把朱先生的美学发展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阶段，而朱先生解放前的美学基本观点被说成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提出“从朱先生接着讲”的研究者同时肯定了朱先生解放前的美学基本观点的正确性，并且，朱先生解放前后的美学观点是一致的。“朱光潜美学思想集中体现了美学这门学科在20世纪中国发展的趋势。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在中国现代的美学界，朱光潜在理论上的贡献最大，最值得后人重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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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解放前的主要美学著作有《文艺心理学》、《谈美》、《悲剧心理学》和《诗论》。阅读这些著作，首先感受到的是朱先生清新的文风，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很高的审美享受。《文艺心理学》的初稿是朱先生在留学时写成的，他往往要先看几十部书才敢下笔写一章，然而他却不露一点费力的痕迹。朱自清先生在这部书的序中写道：“何况这部《文艺心理学》写来自具一种‘美’，不是‘高头讲章’，不是教科书，不是咬文嚼字或繁征博引的推理与考据；它步步引你入胜，断不会叫你索然释手。”〔14〕“全书文字像行云流水，自在极了。他像谈话似的，一层层领着你走进高深和复杂里去。他这里给你来一个比喻，那里给你来一段故事，有时正经，有时诙谐；你不知不觉地跟着他走，不知不觉地‘到了家’。他的句子，译名，译文都痛痛快快的，不扭捏一下子，也不尽绕弯儿。这种‘能近取譬’、‘深入显出’的本领是孟实先生（“孟实”是朱先生的字——引者注）的特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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