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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 编者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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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成书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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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对于美学之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本著作，出自一位年轻人的深入思考。1744年，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进入都柏林的爱尔兰圣三一学院学习，此时他年仅15岁；就如很久之后他写给朋友埃德蒙·马隆（Edmond Malone）的信中所说，“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思考《探讨》一书中的主题。[1]（如果读者愿意相信一位60岁老人的回忆的话）无论在语言形式上还是在论述内容方面，这一事实都为此书奠定了一种风格：它完全建基于生动且敏感的个人经验之上。由于源自一位正处于迅速成长期的年轻人，这些经验非常广泛，同时也是令人兴奋不已的。伯克的书信记载如下：他发现“美存在于多样性与不规则之中”，他沉醉于“广阔无垠的空间”，他感觉到了拥有无数光体的天空之壮美，除此而外，“汪洋恣肆的诗歌”也占据了他的心灵。[2]著名的圣三一学院俱乐部（Trinity“Club”）的记录簿显示，他曾经大声诵读以赞美绘画，并且大胆提出无想象力和有想象力的写作之差别所在。[3]这些证据都显然证明了，他在当时是一个拥有极高艺术天分的年轻人，沉醉于他的探索之中并且急于将他的私人体验抽象、总结出来。因此，他后来形成一种既活泼生动又建基于经验之上的风格，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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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一书的写作或许开始于1747年，不过有些断断续续（伯克在这年的2月份写信给他的朋友理查德·沙克尔顿（Richard Shackleton）说：“十天之内，我几乎没有花半个小时在写作上。”）[4]1748年，在写作的同时，他还要编辑并主笔一份都柏林剧院的短期杂志；而在1750年，他又以一名中殿律师学院（Middle Temple）学生的身份迁居伦敦。不过，另外一个细节——《探讨》一书中引用了约瑟夫·斯彭斯（Joseph Spence）的《布莱克洛克先生的生平、性格与诗作》（Account of the life，Character，and poems of Mr．Blacklock）（1754年版）——可以表明，这本书在三年之内就成书并出版了。1757年3月，伯克完婚；同年4月21日，本书由多兹利兄弟（Robert and James Dodsley）匿名出版；伯克作为著者挣得了20几尼(1)的版费［为了方便对比，我们知道约翰逊（Johnson）1748年版《人类愿望的空虚》（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的版费为15几尼，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764年版《旅行者》（The Traveller）的版费为20几尼］。在推出第三版时（1761年），[5]多兹利兄弟大概还因为合同约定而付了额外的10几尼给伯克，但是他们的这次交易绝对合算。在30年内，他们的公司平均每三年就会把这本书再版一次；如果第七版的册数（756册）可以作为代表的话，那么在伯克移居伦敦以后的有生之年，此书至少付印了7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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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主流文学杂志的评论家们一边倒地称赞这本书。没有人被伯克的理论完全说服；但是，除个别持保留意见之外，所有人都称赞伯克清晰明白的文风，以及他不同于当前研究进路的方法。亚瑟·墨菲（Arthur Murphy）在《文学杂志》（Literary Magazine）上的评论算是最为挑剔的了：“我们认为，作者被他的基础原则误导了”，不过即便如此，在结论部分，墨菲还是“推荐我们的读者们精读此书，因为我们认为，读者们在阅读这些既崇高又优美的段落时，将会获得不一般的回报——富有情趣、明白晓畅、雅致端庄以及和谐一致的风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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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伯克本人，则既为公众的反应而鼓舞——他谦逊地告诉沙克尔顿：“那本书反应还不坏”[7]——又被其激怒。在第二版（出版于1759年1月10日）的前言中，他宣称他已经阅读了“所有那些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反对意见”，他认为，没有任何必要改变他的理论立场；但他已经抓住机会在“多处解释、阐明并坚持了”他的理论。第二版中一个主要的添加——“论趣味”——就是明证，而那些没有标明的对于第一版的修改也是非常之多的，其中既包括对形式上一些瑕疵之处（正文脚注中有相应记载）的修改，也包括添加某些句子，甚至还增添了全新的一章——“力量”（这些在后面的正文中用括号标示出来）。大约一半的修正不是来自读者的提示，甚至一些批评被完全晾在一边；但是另外的一些变化则表明，伯克认真地尝试着融合和接纳他的批评者们的意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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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之后，伯克再未修改《探讨》一书（马隆在1792年左右曾试图劝说伯克着手此事，但看来是太晚了），[9]不过他对《探讨》所涉及的研究领域还是持续了多年的兴趣。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在担任《年鉴》（Annual Register）编辑时匿名所写的系列评论中得知。比如，在对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著《奥西恩》（Ossian，1761）以及威廉·申斯通（William Shenstone）著《园艺偶掇》（Unconnected Thoughts on Gardening，1764）所作的评论中，伯克不仅沿袭了他一贯的风格，还坚持了他的审美原则。但是，在正式场合，伯克并未承认他就是《探讨》一书的作者。尽管他的作者身份很快就为人所知——大卫·休谟与申斯通在1759年就知晓此事，1765年的巴黎版使伯克的名字见之于世，而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则在1766年的下院演讲中提到了这部书和他的作者；[10]但是在其有生之年，伦敦版都没有在首页写上伯克的名字。不过，伯克如果在去世前一年收到剑桥版，他将不仅看到他的作者身份出现在这一版本的首页，还将发现有一行粗体字，这句话在那个时代并不能完全算是夸张［出自申斯通的《书信集》（Letters）］：“在所有可供阅读的书籍中，（这本书）是伯克在论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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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 Ⅱ 论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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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趣味”没有出现在伯克《探讨》一书的第一版，比之它出现在第二版中更令人觉得奇怪。这是因为在18世纪的美学文论中，包含这一主题几乎是被“严格规定的”（de regeur）。艾迪生（Addison）在写作关于“想象的愉悦”的《旁观者》一书时，就有一章是讨论趣味的；英伦的评论家如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大卫·休谟（David Hume）、亚历山大·杰勒德（Alexander Gerard）、阿奇博尔德·艾莉森（Archibald Alison），以及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伏尔泰（Voltaire）、达朗贝尔（D’Alembert）、孟德斯鸠（Montesqiueu），无一例外都认真对待这一主题。1747年，《世界观众》（Universal Spectator）杂志以略带讽刺的口吻评论道：“近来我们最为喜欢的词语中，没有哪个词能像‘趣味’那样流行并且长久保持其令人仰望的地位。”[11]但是，像其他美学家那样，伯克并未仅仅像流行的那般讨论趣味：对之进行定义，就是对其批评性的前提作出说明。对这一主题的探索使得伯克与其生命中的两大关注点联系起来：对支配人之生命的永恒法则的探究（追随牛顿）；对人类知性之于审美体验的反应的分析兴趣（带着洛克式的严谨与彻底）。就如“论趣味”与《探讨》一书所显示的，伯克相信存在支配人类行为的一般法则；由于沉醉于研究人类对于外在世界的心理学反应的性质，他可以被准确地视为一位嗜好研究的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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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论趣味”迟至第二版才见之于世，这是不易解释的。或许此文的写作受到了大卫·休谟《论趣味》（Dissertation on Taste）的启发，但是后者出版于相当晚的1757年1月，这就很难让伯克对此文在第一版中作出一个回应。无论是主题还是作者的声望，都使得伯克不可能对休谟的《论趣味》视而不见。事实上，这篇文章非常重要，以至于伯克必须作出回应：尽管在很多方面二者的前提是如此相似，但就关于趣味的结论而言，二者却极为不同，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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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位都认为，关于知识趣味、实践判断力与感性能力的形成与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而偏见、草率意见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则相当有害。但是，在关键一点上，二者却分道扬镳：是否存在趣味的唯一标准。休谟是持怀疑论的，而伯克则相信这一标准可以确定。休谟的怀疑主义来自他的一个信念，即人类的感情并不与支配他们行动的一般原则保持一致，而且人们往往对于同样的感官体验作出不同的反应；基于此，休谟不认为关于趣味的法则能够科学地辨别出来。于是他论述道，通过哲学研究的方式来寻求趣味的标准是不可能的，相反，倒是可以通过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评论家们的结论推演出来。在休谟看来，哪一标准能够持续得久，能够让最优秀的评判家满意，它就可以拿来衡量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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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立的一方，伯克在文中如此坚持他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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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感官是所有观念的基础，并且引致所有的感觉，如果它们是确定的、非任意的，趣味的基础对于每一人而言都普遍存在，那么必然就会存在一个充分的基础，以支撑对于此类事物的决定性论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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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确信对《探讨》一书也是基础性的。尽管“后天获取”所导致的复杂因素不同于“自然拥有”，他的中心论点——“所有感官的感觉都是一样的，或高或低，或已知或未知”[13]——也是奠基性的。虽然伯克把与趣味相关的机能分为感官、想象力和判断力，但是感官体验对于它们而言都是基础性的。想象力重新构建从感官得来的图景，并依据“感官在接触外界真实事物时感到快乐与否所依据的原则”，[14]催生出快乐与不快乐。正是想象力产生出激情：这些激情也同样不是“任意的或临时的，而是依据确定的、自然的和统一的原则”。[15]伯克由此认为，在人类经验的广阔领域，普遍的法则或许就可以适用了。在判断力领域，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分歧的主要原因为何。那个时代，关于想象力的著作大都不把想象力限定在对“可经验事物的描述”上，而是将其延伸至人们的习惯、性格、行为方式、相互关系以及道德性上来，这样判断力就有其发挥的空间了。但就是在判断力方面，人们也极可能像真实生活中那样达成一致：人们不可能不在“道德与生活科学”方面拥有共识。经过这番论证，伯克作出了他最为宽泛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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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最一般的意义上而言，趣味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观念，而是由来自于对感官初级感觉、想象力的次级感觉以及理性能力所得结论的整体把握；它与这些能力之间的复杂关系相关，也与人类的激情、习惯和行为方式相关。[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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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年轻的伯克来说，指望他在趣味这一主题上面作出意义深远的理论进步，似乎不太现实。事实上，他重复运用了他那个时代的许多惯用的评论话语。但是，至少在英国，他是第一个在讨论审美时坚持毫无折中的感觉主义立场的人。他可能阅读了法国评论家阿贝·杜博斯（Abbé Du Bos）同样毫不折中的书《对诗与绘画的批判性反思》（Reflextions critique sur la poesie et sur la peinture），该书在1748年由托马斯·纽金特（Thomas Nugent）译为英文。但是，杜博斯可能仅仅加强了他这方面的倾向，并未劝说他采取如此不合时宜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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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的理论立场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位感觉主义者忽视了在众多事物中，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区别，没有看到由“真实”进入到艺术时所发生的变化，更忘了应对审美之“重要性”的整个问题；他不承认决定“意义”的主观因素。在我们看来，正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对于客体的“观念”中，我们称那些美丽事物为“美的”，反过来，也正是这些观念以我们每个人的兴趣、偏好、情绪等作为基础，对于上述种种，伯克皆漠然视之。他混淆了感官数据（sense-data）——审美体验的原材料——与拥有特别价值的审美认知。感觉主义立场引导伯克作出了一些可笑、极端的结论，但是，还是有很多补偿。现在，批判性的视角或许显得过于简单化了；而或许正是它本就不够科学，反而使得《探讨》一书的行文显得异常清晰、论述力度也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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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并未对当时关于趣味的争论涉及过多，但由于它太过重要，所以“论趣味”还是必须要写。这一主题促使伯克展示出他的基础信念，也促使他为后面在理论的较低层级讨论崇高与优美观念作出辩护。对他的自我分析能力的挑战，恰好导致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回应。“论趣味”缺少论辩的深刻性，也缺少成熟的反思，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为表述的活泼和阐释的清晰所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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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 Ⅲ 崇高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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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一个“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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