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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流与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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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式民主的一个主要成分，就是把追求幸福当做有意识的政治目标—也就是政府的责任。虽然《独立宣言》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份明文规定这个目标的政治文献，但任何社会体制若是摆明了不帮助人民争取幸福，恐怕都维持不久。当然，有不少压迫性的文化，人民仍愿意容忍暴君的统治；建造金字塔的奴隶之所以不造反是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出路，而为专制的法老工作，前途还算是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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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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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代社会科学家已渐渐不再愿意对各种文化进行价值评判。凡不完全基于事实的比较，都有失之公允的危险；而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的措施、信念或制度优于他种文化，也显有不妥。19世纪的工业文明，自以为在各方面都比科技较落后的文化优越，处处表现得盛气凌人，20世纪初的人类学家对此种民族优越感进行反思，于是提出了这套“文化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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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方民族的优越自信已成为过去。如果一名阿拉伯青年驾驶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撞向一所大使馆，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我们可能无法苟同他的做法，但是我们不会再自命道德上比他优越，对于他相信天国会为奋不顾身的战士保留特别席位的信念，不再嗤之以鼻。我们逐渐认清，我们的道德观只适用于自己的文化。在此信念下，不能用一套价值标准去评判另一套价值标准。由于任何跨文化的价值评判，都必然迫使所评判的文化暴露于另一套全然陌生的价值标准之下，因此根本无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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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肯定最优体验是每个人的最终目标，每个社会体系都可以对精神熵加以评估；衡量脱序现象时，凭借的不是其他信念体系的理想秩序，而是根据社会成员自行确定的目标。首先，我们可以说，一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好”，因为有较多的社会成员能拥有与他们的目标相契合的体验；其次，则强调这些体验应该尽可能帮助更多人培养更复杂的技巧，使他们实现自我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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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化追求的幸福内涵可能不一，这似乎显而易见；若干社会的生活品质远超过其他社会。18世纪末，英国人的生活远比过去困难，直到100年后才有起色。证据显示，工业革命不但缩短了人类的寿命，也使人类变得更凶恶残暴。很难想象当时的纺织工人5岁就死在“恶魔工厂”里，他们每周得工作70个小时，直到精疲力竭而死，无论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共同价值观或信念，都不可能从这样的生活中找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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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部落的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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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例子，人类学家里欧·福琼记述了多布岛民的文化传统，他们对巫术怀有强烈的恐惧，又非常记仇，连亲人也不敢相信。这些人上厕所都成问题，因为他们认为独自在林中会被黑魔法所害，而解手却非得到树丛中不可。多布人自己似乎也不喜欢这种恼人的生活，但他们找不到变通之路。他们陷入长时间演变而成的信念与措施的纠葛中，难以达到精神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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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民族志的记载都指出，史前文化中便已包含精神熵的因素，显然与“高贵的野蛮人”这一说法不符。乌干达的伊克族人面临环境剧变带来的粮荒，把超乎资本主义想象的自私行径变成了制度的一部分。委内瑞拉的亚诺马密族人，跟其他以战士为主的部落一样，比现代的军事超级强权更崇拜暴力，而且把到邻村烧杀掳掠视为最大的乐趣。而劳拉·博安南的研究中，一个受巫术和阴谋所害的尼日利亚部落，几乎没有人知道欢笑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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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部落刻意选择了自私、暴力、令人恐惧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行为并没有使他们变得比较快乐，相反他们活得很痛苦。这种妨碍幸福的措施与信念，既非不可避免，也非必要；它们乃是意外造成的，是应付意外情况所产生的随机反应。一旦它们成为文化规范的一部分，人们就以为事情本该如此，再也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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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还有很多文化靠着运气或远见，成功创造了容易达到心流的环境。举个例子，科林·特恩布尔描写的伊图里森林中的矮人族，彼此或与环境之间都处得非常和谐，生活中的每件事都极为有用而具挑战性。当他们不忙于打猎或整修村落时，就唱歌、跳舞、奏乐或讲故事。这个矮人族社会跟很多所谓的原始文化一样，每个成年人都必须不时扮演演员、歌手、画家、历史学者和娴熟技艺的工人。如果单从物质成就来看，他们的文化可能不太高明，但若以提供最优体验为着眼点，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极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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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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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说明文化如何将心流融入生活方式的好例子，来自加拿大的民族志学家库尔对英属哥伦比亚印第安部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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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什瓦普地区在印第安人心中是片富庶之地，盛产鲑鱼及猎物，还有大量可食用的块茎及根茎植物。该地区的人民在此建造永久性的村落，从环境中开发所需要的资源。他们有一套复杂的技术，能有效地运用资源，生活因而满足丰富。但众长老说，当周遭的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时，生活就没有了挑战；没有挑战，生命就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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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睿智的长老决定全村每25~30年迁徙一次。全村都搬到舒什瓦普的另一个地区，并在此迎接新的挑战。他们必须熟悉新的溪流、新的打猎小径，找到盛产凤仙花的新地区。现在生命又有了意义，值得用心投入。每个人都觉得返老还童，并且更加健康。同时，这也让经过多年开垦的土地，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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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的伊势神宫与此恰成一个有趣的类比。大约1 500年前伊势神宫建立于两块毗邻土地之中的其中一块上，每隔20年左右，僧侣就把神宫全部拆除，改建到另一块空地上。1973年是它第60次重建（14世纪时因王权分裂，发生内战，改建暂时被迫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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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什瓦普人与伊势神宫的僧侣所采取的策略，也是若干政治家梦寐以求的。美国杰斐逊总统和中国毛泽东主席都相信，每一代人为了主动参与控制他们生活的政治体系，都必须发起一场革命。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一种文化能在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和生活可行的选择之间，调配得恰到好处。大部分都有过犹不及之处，不是把求生搞得太辛苦，就是自陷于一个严格的模式，扼杀了下一代的行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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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无所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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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对混沌的一种防御。它适应环境的反应，正如鸟的羽毛或哺乳动物的毛皮一样。文化制定规范，推动目标，建立信念，帮助我们克服生存的挑战；同时，文化必须把很多细枝末节的目标与信念排除，因而也局限了发展的可能性。唯有把注意力限制在一组特定的目标与手段上，才能在自行创造的疆界里，进行毫不费力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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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文化与游戏颇为相似。两者都可说是由独断独行的目标与规则构成，使参加者在行动中尽可能不感到疑惑或分神。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规模：文化无所不包，它规定一个人如何出生、成长、结婚、生子和死亡；游戏只是文化脚本中的一个小插曲，它只在文化不涉及注意力可能漫游到混沌的领域时，为我们的闲暇提供集中注意、采取行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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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化若能成功确立起一套目标和规则，不但能吸引其成员，又能配合他们的技巧层次，使他们能经常感受到强烈的心流，那么它就更接近游戏了。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说文化已变成了一场“伟大的游戏”。若干古典文明很可能已臻至这个境界，如雅典公民、言行以美德为准的罗马人、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以及印度那些动静之间都追求优雅与和谐的婆罗门僧侣。而雅典城邦、罗马法、一切秉承天命的官僚制度，以及无所不包的印度精神秩序，都是文化促成心流的不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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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趣未必止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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