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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获内心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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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决心塑造人生,能创造内心的和谐感,意识中也会洋溢着流动不息的秩序。也许有人会说,达到这种内在秩序有什么难的呢?为什么要奋斗得那么辛苦,使人生成为一致的心流体验呢?一般人难道不是生下来就表里一致吗?人性难道不是天生就有秩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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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成自省的习惯之前,人类意识的原始状态确实已具备内在的平静,只是偶尔会被饥饿、性欲、痛苦或危险打断。目前带给我们那么多苦恼的精神熵—无法满足的需要、受挫折的期待、寂寞、沮丧、焦虑、罪恶感—都可能最近才侵入人类的心灵。这类情绪都是大脑皮层的复杂度急速提升,加上文化象征日趋丰富的副产品,它们可视为意识黑暗面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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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通过人类的眼光诠释动物的生命,我们可能会觉得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心流之中,因为它们观念中该做的事,通常也就是它们正准备要做的事。狮子肚子饿的时候会四处寻找猎物,直到饥饿感消除为止;吃饱了,就躺在太阳底下,做只有狮子才会做的梦。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受不满足的野心折磨,或者它会被迫在眉睫的责任压得喘不过气来。动物的技巧总是能配合实际的需要,因为它们的心灵只容纳环境中确实存在的,并与它们切身相关、靠直觉判断的资讯。饥饿的狮子只注意能帮助它猎到羚羊的资讯,吃饱的狮子注意力则完全集中在温暖的阳光上。它的心灵不会去考虑当时不存在的可能性,不会想象其他更好的选择,也不担心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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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程序规划的目标无法实现时,动物也会跟我们一样觉得痛苦。它们会有饥饿、痛楚、性欲得不到满足的冲动。被训练成人类之友的狗,一旦被主人抛下,就会变得不知所措。但动物中除了人以外,都不会自作自受,它们的进化程度还不足以感受沮丧和绝望,只要没有外来的冲突干扰,它们就能保持和谐,体验到人类称之为心流的那种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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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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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人类身上的精神熵,都是因为觉得该做的事比做得到的更多,或自觉能做到的比环境许可的更多所引起的。这种现象只有在一个人同时考虑多个目标,不同欲望发生冲突时才会出现;只有在一个人不仅知道自己是什么,也知道自己能成为什么时,才会发生。一个体系越复杂,变通的出路越多,就越可能出问题。心灵的演进正是如此:处理资讯的能力越强,内在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面临太多要求、选择及挑战,我们会觉得焦虑;但太少时,我们又觉得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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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演化的譬喻从生物层次推广到社会层次,或许可以说,较落后的文化,社会角色种类少,复杂性低,变通的目标或行动方向都几乎等于零,因此体验心流的机会反而比较大。来自较文明社会的人,发现较落后的种族不怕外来的威胁,仿佛得天独厚,拥有宁静的心灵,于是“快乐的野蛮人”观点就不胫而走。但这个说法只说明了事实的一半:在饥饿或出猎时,野蛮人不见得比我们快乐;他处于不愉快状态下的时间可能比我们还多。科技较不发达的种族,选择的机会和可应用的技巧种类都很有限,好处是容易得到内心的和谐。我们的灵魂骚动不已,正是被无限的机会和臻至完美的可能性永远开放所赐。在德国文学家歌德笔下,象征现代人原型的浮士德与魔鬼的交易,充分呈现了这种两难境地:浮士德得到了知识与权力,付出的代价却是灵魂的纷扰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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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获清明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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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需行万里路就能知道,心流本是生活的一部分。小孩子在自我意识介入之前,做任何事都是发乎自然、全心全意的。当他们必须在人为设限下辛苦学习时,才会知道厌倦是怎么回事。这并不代表小孩儿永远都快乐。残忍冷漠的父母、贫穷和疾病、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都会使小孩儿痛苦,但小孩儿不会没来由地不快乐。很多人怀念童年时光,并非事出无因;很多人都像托尔斯泰笔下的伊凡·伊里奇一样,觉得童年的完整宁静的心灵,对此时此刻的专一投入,都随岁月流逝越来越难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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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缺乏机会与变通时,和谐可谓唾手可得。欲望很单纯、选择很清楚,没有矛盾存在的空间,也不需要妥协,这就是简单体系的秩序—它根本欠缺秩序。这种和谐非常脆弱,复杂度一步步增加,由体系内部产生精神熵的可能性也相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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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提出很多因素,说明意识为什么会越变越复杂。从生物物种的角度来看,中枢神经系统的演化是一个因素。当心灵不再完全受直觉和反射作用限制,就有了选择。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语言、信仰体系、科技的发展,是心灵内涵日趋独特化的另一个因素。社会组织从一盘散沙的渔猎部落转为拥挤的大都市,角色独特化造成个人的思想与行动自相矛盾。所有人都以打猎维生,有相同的技巧和利害考量的时代已成过去。农夫、磨坊工人、教士、士兵,对世界的看法各不相同,没有绝对正确的行为法则,不同的角色需要不同的技巧。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年龄渐长,接触到互相矛盾的目标越多,不能协调的行动机会也越多。小孩儿面对的选择寥寥无几,冲突也小,但它们会一年年增加。童年时心流自然涌现的那颗清明的心,会随着纷纭杂沓的价值观、信念、选择及行为模式,逐渐变得黯淡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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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人会坚持,简单的意识比复杂的意识好,虽然前者比较和谐。我们可能会羡慕狮子休息时的平静、部落成员面对自己命运时的坦然,以及孩子对此时此刻的专注,但这些模式都解决不了我们当前的困境。建立在天真无邪基础上的秩序,对我们已是遥不可及。一旦摘下知识树上的果实,重返伊甸园的路就永远被封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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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的人生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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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味被动地服从生物本能或社会规范所提供的统一目标,我们也可以根据理性与自由选择,创造和谐。包括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在内的哲学家,都肯定现代人的这项任务,并称之为“人生计划”,意为由目标指引,塑造个人的一生,并赋予生命意义的所有行动。心理学家则称之为“特有奋斗”或“人生主题”。这些观念都指涉一系列跟一个终极目标有关的目标,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因终极目标的存在而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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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主题就像游戏规则,参加者一定要按照规则行动才能体验到心流,这可视为生命乐趣的泉源。有了人生主题,所有事情都会有意义—不尽然是好的意义。如果一个人只想在30岁以前赚到100万,所有的事情不是使他更接近目标,就是更远离目标。清楚的回馈帮助他一直投入行动之中。即使损失所有的钱,他的思想与行动仍然与终极目标密切结合,仍然觉得所有的体验都有价值。同样,一个决心穷毕生之力找出治愈癌症方法的人,通常也一直知道自己是否距离目标更近—在这两种情形下,该怎么做很清楚,当事人的任何抉择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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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人生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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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能量与人生主题结合时,意识就能达到和谐。但并非所有的人生主题都具有建设性。存在主义哲学家把人生计划分为真、伪两种。真人生计划乃是一个人知道自己有选择的自由后,根据经验进行理性的价值判断所选择的主题。只要选择足以代表这个人真正的感觉与信念,他最后选择的是什么并不重要。伪人生计划指的是一个人因为觉得什么事都该做,什么事别人都在做,所以自己没有别的选择,也只好这么做。真人生计划有自发的动机,因自身的价值而被拣选;伪人生计划则必须靠外来的力量推动。人生主题也有类似的区分:“发现性”人生主题是一个人基于个人经验和选择的自觉,自行撰写行动的脚本;“接受性”人生主题则是按照别人写就的脚本,扮演分配在自己头上的角色,照本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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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人生主题都有助于赋予生命意义,但两者也都有缺点。接受性人生主题在健全的社会体系下,能运作得很妥善,但社会体系一出问题,个人就很可能陷入变态的目标,不能自拔。把数十万人送入煤气室的纳粹刽子手艾希曼,把官僚体制奉为至高无上。他在处理复杂的火车行程表,尽可能调配数量不足的车厢以满足需求,用最低的成本转运尸首时,说不定也沉浸在强烈的心流之中。他似乎从来不问交代下来的任务是对是错,只要奉命行事,就能保持意识的和谐。对他而言,人生的意义就是隶属于一个强大而有组织的制度,其他的事都无关紧要。在太平盛世,艾希曼这种人或许能成为社会的栋梁,广受敬重。但他的人生主题太脆弱,一旦狂妄自大、心智失常的人控制社会,问题就暴露无遗;正直的公民不需要调整目标,就能摇身一变为得力的帮凶,浑然不觉自己的行动违反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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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性”人生主题的弱点属于另一类型:因为它是个人自行界定人生方向,奋斗之下的产物,所以往往缺乏社会的认可,它的创新和与众不同常被世俗视为疯狂或具有破坏性。若干有力的人生主题其实是基于古人所设定的目标,只不过由现代人重新发现罢了。已故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早年的行径跟其他贫民窟出身的青年无异,视打架与吸毒为家常便饭。但他在狱中经过阅读和思考,发现了一套不同的目标,重新寻回了尊严和自尊。虽然这份认同感是由过去的智能堆砌而成,但从本质上看,却是崭新的发现。他从此摒弃贩毒和拉皮条的旧业,为不计其数的黑皮肤和白皮肤的社会边缘人,创造更复杂的目标,帮助他们建立人生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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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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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参加我们研究的受访者E提供了另一个从古人的目标中发掘人生主题的范例。E在一个贫穷的移民家庭中长大,他的父母只认得几个英文,勉强能读、能写。快节奏的纽约生活令他们胆怯,但他们崇拜美国和一切代表这个国家的权威。E在7岁的时候,父母花了一笔积蓄,买了一辆脚踏车送给他当做生日礼物。没几天,他在附近骑车时,被一辆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汽车撞倒,受了重伤,脚踏车也全毁了。驾驶人是个有钱的医生,他开车送E到医院,求E不要报警,承诺负担一切费用,并且买一辆新的脚踏车赔他。E和他的父母相信这些承诺,依约行事,但不幸的是,肇事医生再也没有出现过,E的父亲只好借钱偿还高昂的医药费,脚踏车当然也没了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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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很可能在E的心灵里留下永远的创伤,使他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凡事只谋求自己的利益。事实并非如此,E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了一个奇怪的教训。他从中创造的生活主题,不仅赋予他自己生命意义,也帮助很多人缓和了他们的精神熵。这场意外发生后的很多年,E和他的父母一直对陌生人抱着敌视、怀疑及困惑的态度。E的父亲自觉是个失败者,开始酗酒,成为一个闷闷不乐、凡事退缩的人。看起来,贫穷无助已对这家人造成莫大的伤害。但是E十四五岁的时候,在学校读到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时,他把这些历史文件秉持的原则跟自己的遭遇结合在一起,他渐渐认清,家人的贫穷与疏离并非他们自身的错,而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的权利,不懂得游戏的规则,不能向有权管辖的人提出有效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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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立志当一名律师,不仅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更为了确保发生在他身上的不公不义,不会在处境跟他类似的人身上重演。一旦目标确定,他的决心就毫不动摇。他进入法学院就读,并担任一位知名法官的助手,最后终于成为法官。在事业的巅峰,他进入内阁,协助总统创制更有力的民权政策与法律,对处于不利环境下的人伸出援手。他毕生的思想、行动与感情都在他十来岁为自己选择的主题下得到统一。他至死方休的努力,是一场了不起的游戏,遵守他所制定的目标与规则进行。他觉得人生极具意义,每一场挑战都充满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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