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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零度负面B型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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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回到主要目标，来理解一下零度共情的这种形式。就像我们在卡萝尔的例子和玛丽莲的生平中看到的那样，边缘型患者忍受不了独处。在他们看来，独处意味着被人抛弃，为避免这种可怕的感觉，他们会主动结交别人，甚至和陌生人发生亲密关系。然而他们无论和谁在一起都不会觉得自在，要么是感觉窒息（因为有人接近自己），要么是感觉被抛弃（因为有人疏远自己）。他们找不到一片平静的中间地带、可以在其中舒服地享受亲密关系。他们只能在一种不健康的交替状态中生活，要么愤恨地把别人推得远远的，要么以极端的感激之情把别人攥得紧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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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型人格障碍是1938年由阿道夫·斯特恩首先提出的，他把这种疾病视为精神病（psychosis）和神经症（neurosis）之间的边缘状态（他认为那是一种轻度的精神分裂症）。今天我们知道，边缘型人格障碍和精神分裂症是很不一样的，但我们对它的成因又了解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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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在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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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心理学里，有一个解释边缘型人格的早期理论称为“客体关系理论”。它认为父母要是不尊重孩子的需求，或者虐待、冷落了孩子，孩子就会发展出边缘型人格。客体关系理论是从四个重要的心理动力学概念中派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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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概念是“重要他人”（一般指父亲或者母亲），这个人是孩子情感的“客体”，孩子指望靠他/她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第二个概念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各个发育阶段，儿童只有顺利度过了这些阶段，才能树立健康的人格。第三个概念也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一条原则，即人生最早的人际关系会影响以后的一切关系。第四个概念来自匈牙利出生的纽约精神分析师玛格丽·马勒，她认为正常的婴儿都是从一个“自闭阶段”开始发育的，在这个阶段，他们感觉自己和母亲连成一体，到后来才分开成为独立的个体。在接下来的这个“分离-个体化阶段”，幼儿建立起了自我感知（sense of self），这对他后来的精神健康具有关键作用。这个过程一方面平衡了自主和亲密这两个健康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调和了被吞噬和被抛弃这两种不健康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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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克恩伯格对这些概念加以推演，形成了对边缘型人格的一种解释。他是威尔康奈尔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也是这座学院人格障碍研究所的所长。克恩伯格1928年生于维也纳[1]，和马勒一样，他也相信婴儿生来处于自闭状态，需要建立最初的关系，借这个过程发展出“自我”的概念。在分离和个体化的阶段，正常的儿童会运用二分思维的心理防御机制，将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区分开来。在克恩伯格看来，一个自然的发育过程还应该将这些二分经验再次统一，儿童要接受自我中包含了优点和缺陷，并且他们的父母也有优点和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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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恩伯格指出，儿童如果卡在了二分阶段、无法完成统一，就会进入一个“解离”（dissociative）状态，注定要发展出边缘型人格。这个事故的原因可能是母亲常把孩子推开、或者不让他亲近，也可能是母亲把孩子束得太紧、不让他探索世界。结果就是孩子或者害怕自己被抛弃（母亲不管他），或者害怕自己被吞没（母亲管得太多）。解离状态的原因也可能是更加极端的亲密匮乏或者虐待，比如虐待儿童。这样的孩子永远不会长成情绪稳定的大人。一旦卡在了二分状态，孩子对于父母的正面体验、正面印象就可能扩大或者夸张，由此产生对他人的理想化观念，并建立起浮夸的自我形象；同时，对父母的负面印象受到隔离，都集中到了一个负面情感（愤怒和憎恨）的“污水池”里。这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依附需求、一种强烈的被抛弃的恐惧以及一段布满冲突的母子或母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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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和冷落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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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关系理论就说到这里。这是一个巧妙的理论，因为它解释了边缘型人格的一些关键特征，比如非黑即白的思考方式，以及从极端的爱到极端的恨的情绪转变。不过它的许多关于父母养育方式的预测都太过微妙，是科学家无法测量的：比如说到拥抱还在学步的幼儿，多少才算是太多、多少又算是太少呢？而且和那个年代的许多理论一样，它也包含着“苛责母亲”的偏见，忽略了其他潜在的环境影响（比如虐待孩子的父亲、继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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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客体关系理论的一个简单方法，是找出明确的儿童身体虐待（比如确认了儿童受到殴打的案子）、儿童性虐待、或者儿童受到冷落（长时间独自一人）的案例并加以考察。当你找到有过这类经历的儿童并对他们开展追踪研究，就会发现有大量证据指出他们在成年后发展出边缘型人格与这类经历难逃干系。104，105长大后成为边缘型的孩子，他们的家庭常有一些相同的问题，比如乱伦、虐童、家庭暴力和酗酒。当然，儿童受虐和边缘型人格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必然的：不是所有受过虐待的儿童都发展出了边缘型人格，也不是所有边缘型患者小时候都受过虐待。实际上，有80%儿时受过性虐待的人都没有边缘型人格障碍。106-113不过两者的联系依然是很强的。有40%到70%的边缘型患者报告说受过性虐待。10860%到80%边缘型患者还经历过其他打击，有的是身体虐待，有的因为双亲离异而早早地与父亲或母亲分离，还有的在情绪上感受过冷落、漠视、匮乏和拒绝。114总而言之，有许多证据表明早期发育中受到的创伤会使人产生边缘型人格，并以这个独特的方式丧失共情（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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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型的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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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虽然B型患者的行为极不稳定，科学家还是设法研究了他们的脑，结果发现，他们共情回路的一大部分和常人截然不同。首先，他们的神经递质和一种血清素受体的结合较常人为少。[2]，115你可能已经猜到，发生这些异常的脑区正是共情回路的一部分：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MPFC）、中扣带皮层（MCC）以及颞叶的一些区域等等。115，116神经影像也在B型患者的共情回路中发现了异常，尤其是他们的眶额皮层（OFC）/vMPFC和颞叶皮层活动不足。给边缘型患者阅读一段关于遗弃的文字，他们的几个共情脑区的活动都低于常人，像是杏仁核、vMPFC、MCC、额下回（IFG）以及颞上沟（STS）。还有的研究显示，边缘型患者在观看引起反感情绪的幻灯片时，两侧杏仁核的活动都会增多。与这相似，当他们观看带有情绪的面孔时，左侧杏仁核活动也出现了上升。117-124还有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当B型患者在玩“信任”游戏时，他们似乎无法维持与其他人的合作，当合作关系破裂了也不知该怎么弥补。一般人在玩这个游戏时，与合作和信任姿态有关的神经标记物（前脑岛[AI]）都会变得活跃，但在B型患者的身上完全找不到这个迹象。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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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新颖的方法是追踪童年受过虐待的人，并扫描他们的脑。这个方法之所以“新颖”，是因为它是预期式的，而不是回顾式的：情绪伤害已经在儿时铸成，科学家要问的是：受害者的脑遭遇了什么？受害者并不是个个都会变成B型，但有相当一部分会。而这些人的共情回路也会出现异常，比如杏仁核较小之类。这一点在受过性虐待的女性身上同样成立，长大后，她们左脑的内侧额叶中的灰质会比没有受过性虐待的女性少。研究还发现，那些早年受过创伤、后来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人，他们的海马[3]体积也比常人要小。126-132对于这些证据，有一种解释认为，像虐待和冷落这样的早年负面经历改变了脑的形态。无论如何，关键的一点是边缘型患者的零度共情源于脑中共情回路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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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把边缘型描述为零度共情的一种类型，并不是想要给他们贴标签污名化他们，以增加他们已经遭受的巨大痛苦。对任何人的污名化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我确实想让大家注意到，当边缘型患者在经历他们的危机时，他们的共情回路发生了什么。我也想让大家看到，边缘型患者如何忽视了别人也是拥有感受的个体。这种新的视角蕴含着一个直接的应对边缘型的疗法。这种疗法（叫作“心理化基础疗法”，简称MBT，由伦敦大学学院的心理分析学家彼得·冯纳吉和安东尼·贝特曼开发）已经展现出一些潜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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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零度负面P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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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的这种零度共情的形式是精神病态（psychopath，简称P型）。说到精神病态，我们就看见了一个和B型患者一样只关心自己的人。和B型不同的是，P型患者会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有时表现为一触即发的激烈反应，当事人只要遇到别人一点小小的阻碍就会暴力相向。有时它又表现为经过冷酷算计的残酷行为。有时，这种不经大脑的侵犯行为不是因为当事人感到自己受了威胁，而是出于别的原因：比如当事人想满足支配他人的需求，想得到自己向往的东西，又比如他对别人的情感完全麻木，甚至看到别人遭殃就觉得开心。（德国人有一个专门的词语来形容这种乐趣：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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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估计你很容易把P型患者等同为一些人说的“恶”，但是在这本书里，我们反复要回答的问题是，这是不是零度共情造成的结果？如果是，这是不是因为当事人的共情回路没有正常地发育和运作？但是在那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一个真实的精神病态病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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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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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化名）今年28岁，之前给判了谋杀罪名，眼下正关在一座安保严密的监狱里。他的律师要我去跟他做一次诊断面谈。他有暴力倾向，让他来我们诊所无法确保安全，于是我自己去监狱和他会了面。他跟我说了他是怎么入狱的。他坚称自己无罪，他刺死那个男人，是因为对方挑衅：在酒吧的另一头看了他一眼。他走过去问那个男人：“你为什么盯着我看？”男人答道：“我没有盯着你，我只是想看看这间酒吧。”（我想他说的是实话。）保罗被男人的回答激怒了，他认为对方对自己不敬，非得给他点颜色瞧瞧不可。于是他抓起一只啤酒瓶，在桌上敲碎，然后把锯齿状的豁口深深扎进了男人的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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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一样，保罗的律师也被他审讯时的表现震惊了：他对自己的行为显得毫无悔恨，他认为自己做得没错，拒绝认罪。我也在面谈时特地多问了几句，想看看他是否受到良心的谴责。然而保罗执意说他只是在自卫：“那个人在公开场合羞辱我，我要让他知道我可不是什么好欺负的受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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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你认为自己做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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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回答：“我这辈子处处被人当作狗屎。以后再也不想受人的气了。要是有人对我不敬，他们就活该受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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