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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攻击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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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科学家在寻找共情基因的时候,把目光集中在了影响神经递质血清素的那些基因上。之前就有研究者提出,攻击行为和突触中的血清素过多有关。如果增加血清素受体的活动、使它们将突触[1]中的血清素清除,攻击行为就会减弱。282有一种基因就参与了血清素(还有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的清理,称为MAOA(单胺氧化酶A)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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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要说到有趣的部分了:这个基因有几种形式。其中的一种称为“MAOA-L”,因为一种关键的酶MAOA在携带MAOA-L基因的人体内产量很低(Low)。另一种形式称为“MAOA-H”,因为同一种酶在携带MAOA-H基因的人体内产量较高(High)。MAOA的浓度越低,各种神经递质在突触中的浓度就越高。因此,携带MAOA-H的人自然攻击性较弱。而携带MAOA-L的人在武士文化群落中比例很高(比如新西兰的毛利人)。为此,这种基因也得到了一个具有争议的别名:“武士基因”(warrior gene)。你可能已经料到,这种基因是和多种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比如阿夫沙格姆·卡斯皮就和同事发现,同样是受到虐待,携带MAOA-L的儿童比携带MAOA-H的儿童更容易出现反社会行为。28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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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研究也佐证了这个观点:删除了MAOA基因的雄性小鼠会表现出更多攻击行为。在人类中,一个MAOA基因发生变异的荷兰家庭中的男性成员也表现出了很强的攻击性。神经影像也显示,MAOA-L携带者的杏仁核和前扣带(共情回路中的两个关键区域)都小于常人。这个版本基因的携带者在匹配面部表情时,他们的杏仁核活动变多,前扣带活动变少。28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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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情绪识别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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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至少有3个基因会影响人脑对情绪性表情的反应,我们也已经明白,情绪识别是共情的一个关键环节。你携带的是哪个版本的血清素转运基因(SLC6A4),会影响你的杏仁核如何对恐惧的面部表情做出反应(但不是所有研究都支持这个观点)。287,288对其他相似的神经递质(如多巴胺)的水平起调节作用的基因也会影响杏仁核对恐惧表情的反应。289-291别忘了杏仁核正是共情回路中的一个关键脑区。另外还有一个精氨酸加压素受体1A基因(AVPR1A),之前已经发现和自闭症有关,它也会影响杏仁核对流露出恐惧或愤怒的面孔的反应。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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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基因是我们在自家实验室里发现的,我来跟你们讲讲这个故事。许多研究表明,人在看见快乐的面孔时都会高兴。就像我们喜欢观看食物或者美景,快乐的面孔也使人愉悦。这一点在婴儿身上已经有所体现,普通的8周左右的婴儿在看见快乐的面孔时就会微笑,这称为“社会性微笑”。我们还知道,当人在体验使人愉悦的事物时,有两个关键脑区会激活,它们是纹状体和黑质。293,294因此当我们看见快乐的面孔时,这两个脑区就自然就会激活了。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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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斯马德夫·查克拉巴蒂想看看有没有基因可能影响你的纹状体对这些快乐面孔的反应强度,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在喜欢观看别人这一点上是有个体差异的。于是他选择了一个已知的基因,大麻素受体基因1(CNR1),它参与了我们对奖赏的反应。这个基因在纹状体中有强烈表达,而纹状体正是脑中的一个奖赏系统。[2]大麻素受体基因1以药物大麻得名,因为它制造的蛋白质受体是大麻在脑中的主要目标。大麻素受体上的个体差异会影响到一个人对大麻的愉悦程度。(有人抽了一支大麻却全无反应,还有人抽了觉得快乐,也有人抽了觉得难受。)我们让被试躺进脑扫描仪里,取了他们的口腔拭子,从中提取他们的DNA,这是为了验证比斯马的一个简洁的观点:当你观看别人的快乐面孔时,CNR1的差异会影响你纹状体的活跃程度。不出所料,这个预测得到了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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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基因提供了非常清晰的例子,证明基因组成的确能改变你的脑对别人情绪的反应。295,296影响我们情绪识别的很可能还有别的基因,但这三个已经足以说明,至少共情的这个方面(情绪识别)是受到基因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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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科学:论共情与残酷行为的起源 与共情商数有关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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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我和比斯马完成了我们的第二项遗传学实验。这次我们的兴趣是找到哪些基因和共情商数的个体差异有关。我们从一般大众中抽了几百人来做共情商数量表,结果就像第二章看到的那样,显示为钟形曲线(或叫“正态”)分布:有人得分较低,有人得分中等,还有人得分较高。把这个结果称为“正态”,是因为这样的个体差异在任何一个人群中都会出现,就像是身高的个体差异一样。接着就要回答一个重要问题了:如果挑选几个可能成立的“候选”基因,那这些基因的差异能与共情商数的得分高低建立联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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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来确定共情基因的方法值得岔开来多说两句,因为基因狩猎(gene-hunting)是一桩担风险的买卖。人类的基因组中大约有30000个基因,基因猎人在寻找基因时有两种策略:一种是“全基因组扫描”(也就是把全部30000个都检测一遍),但这样做成本很高;还有一种是只检测可能的候选基因,成本只稍微便宜一点点(因为你还是要为每个被试的每个基因花钱)。从根本上说,这两种策略相当于外出钓鱼时的两种做法:你可以不先猜测鱼的位置,在河岸边一定间隔的地点“盲目”投下鱼线;也可以采用“假说驱动”的方法,先确定鱼类可能聚集的位置再投线。我们就是用假说驱动的策略来挑选共情基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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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选择哪些基因的问题了。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策略,如果选对,就走大运。但如果运气不佳选错了,就只会得到一组无关紧要(也令人乏味)的结果。我和比斯马坐下来开始规划我们的策略。我对参与性激素(睾酮和雌激素)制造的一组基因相当热衷,并劝比斯马说这很值得一试,因为共情在心理学层面上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别差异。比如平均来说,女孩和女人的共情商数要比男孩和男人高,这个差别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成立,我在上一本著作《关键的区别》中也曾用了许多篇幅探讨。12,15,17,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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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在脑的层面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性别差异。平均来说,女性在阅读别人面部的情绪性表情时,共情回路的许多区域都比男性更加活跃。253最近还有一项两性脑部结构差异的研究显示,许多因性别而不同的脑区中都包含了杏仁核和“镜像神经元系统”,而它们同时也是共情回路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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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想检测调控性激素的基因还有一个原因。过去10年里,我们一直在跟踪研究英国剑桥郡的大约500名儿童,他们的母亲都做过羊膜穿刺术。也就是说在她们怀孕期间,曾有一根长针探入她们的子宫,为了临床方面的原因,抽取了一些羊水。当年我们征得这些母亲的同意,在她们的羊水中测量了睾酮、也就是所谓“雄性激素”的含量(叫这个别名是因为男性分泌的睾酮要大大高于女性)。结果发现,孩子出生前胚胎制造的睾酮越少,他们出生后在共情商数儿童量表上的分数就越高。因此,性激素可能也在人脑发育时参与了共情回路的构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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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原因,我们选择了几个已知和性类固醇激素有关的基因。[4]我们扩大团队,去请来了两位医学遗传学领域的世界级专家,琳赛·肯特和弗兰克·杜布里奇。比斯马还提出再考察第二组基因,我们给它们起了个松散的名字叫“社会-情绪行为”基因。这既是为了在CNR1基因之后做进一步研究,也是为了验证是否可能有别的基因在影响你对他人的兴趣。这组基因中的一个和另一种激素“催产素”有关。自从科学家发现有一个田鼠物种(一类长毛的啮齿动物)的雄性比另一个田鼠物种的雄性更加合群,而且前者倾向一夫一妻、后者倾向一夫多妻之后,催产素就得到了许多媒体的报道。这两个物种在别的方面都大致相同,只在催产素和加压素在脑中的表达上有显著差异。300-302催产素频频登上新闻还有一个原因:如果你通过鼻孔将它直接吸入脑部,或者通过注射使它进入血管,它都会提高你在情绪识别和共情测试中的分数。30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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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产素在大众媒体上有许多名称。有人称它为“爱的激素”,因为我们会在亲密的身体接触、包括性高潮的时候分泌它。还有人称它为“信任激素”,因为当它的浓度上升,我们就会对别人更加慷慨,即使陌生人来借钱也会多给。305,306有时,催产素也叫“依恋激素”,因为它会在新妈妈给宝宝哺乳时分泌,由此产生的幸福感使母亲爱上婴儿,也让婴儿爱上母亲。307总之,我们检测的就是参与催产素以及精氨酸加压素的合成与接受的基因,精氨酸加压素是一种与催产素密切相关的肽类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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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又挑选了一组基因,它们参与的是我们大致称为“神经生长”的过程,选择它们的理由很简单:对零度正面型(自闭症和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脑部的研究发现,他们的神经细胞(即神经元)连接,以及自闭者的脑在出生后发育早期的生长速度,都表现出与常人不同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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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满怀期待地等着基因型分型[5]的结果,但同时也怀疑我们投入的大量时间和金钱会不会全无用处。结果出来时,我们都激动坏了:在我们检测的68个候选基因中,有4个显示出了和共情商数有高度相关!其中的一个CYPB11B1正来自性类固醇组。另一个WFSI来自社会-情绪行为相关组。[6]第三、第四个和共情商数相关的基因,NTRK1和GARBR3,都来自神经生长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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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我们发现了4个与共情相关的基因。308不过这还仅仅是第一步,因为从找到基因到理解它们的功能对于共情的影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能跨出第一步总归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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